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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代表顾晋:建议开展死亡教育 "优死"也是一种权力

       《法律与生活》综合消息,近日,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大学肿瘤医院主任医师顾晋建议全民开展死亡教育。顾晋说,死亡教育是向人们传递死亡相关知识,培养和提升死亡事件应对及处理的能力,中国的死亡教育仍处于探索初期,基于尊重生命理念开展死亡教育尤为必要。
 
       顾晋称,我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心脑血管疾病、恶性肿瘤、呼吸系统疾病已经成为造成我国老年群体死亡的三大主因。国家癌症中心2018年公布的数据显示,2014年全国恶性肿瘤估计新发病例数380.4万例,平均每分钟有7个人被确诊为癌症,4人因癌症死亡。
 
       “这个特殊群体本人及家属都需要进行死亡教育,使其理解死亡是一种生命的自然过程。”顾晋介绍,临床对于一些治愈性治疗无反应的恶性肿瘤患者,倡导安宁疗护即不刻意延长病人的生命,也不加速病人的死亡理念。但一些家属迫于外界的压力,担心背负不孝的骂名,临终三个月过度治疗,花去一生的积蓄,最终导致病人受苦,人财两空。
 
       “优生是一种权利,优死同样是一种权利。” 顾晋提出,为了避免悲剧重演,应通过死亡教育,为肿瘤终末期患者提供人文关怀、心理护理、灵性照护、症状管理等照顾服务,帮助人们树立科学正确的生死观。
 
       此外,顾晋认为,社会恶性事件的发生也反映了死亡教育的欠缺,死亡教育可以从逆向方式阐述生死关系,加深对自身生命价值的领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使之更加珍惜生命,降低恶性事件的发生。
 
        针对国内死亡教育的现状,顾晋说,与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成熟系统的死亡教育相比较,中国的死亡教育理论和实践仍处于初级探索阶段,教育内容、教学方式及模式都有待进一步提高。主要表现在:由于缺乏死亡教育认知和支持系统,受到“重生轻死”传统思想影响,将死亡看作避讳话题,大众对死亡教育的认知不足;缺乏完整合理的死亡教育体系,频发恶性人为伤害、报复社会事件,反映出这类人群生命的价值感不强,究其原因是当前缺乏有效的死亡教育体系;缺乏死亡教育系统性研究,虽然现在有些学校在开展死亡教育,但教学内容简单,研究还不够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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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国的康复中心内,人们体验自己的死亡。他们都穿着白袍,并依次进入棺材里。每个棺材的旁边放着一张小书桌,桌上有纸笔)

        顾晋建议,应开展面向全社会的死亡教育,整合政府、社会资源,通过死亡教育立法,积极营造尊重生命的科学死亡文化。制定符合中国特色的教育教材,采取多种生动教育形式,增强死亡教育实践性。通过到安宁疗护病房、重症监护室接触生命末端场景,感受生命与死亡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反思生命意义、增强面对挫折处理能力,达到敬畏生命的目的。

       在西方,死亡教育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就在高校陆续开课了。最著名的大概是耶鲁大学教授雪莱•卡根,他的《死亡哲学》公共选修课就曾引起轰动,被放在网络公开课上点击量过亿。在国内,“生死学”也在香港中文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大学等高校以不同的面貌出现过。
 
       上世纪80年代初,为了辨清安乐死这一伦理问题,中国大陆地区的学者开始对死亡教育投入关注。1991年,武汉大学教授段德智率先开设“死亡哲学”选修课,是将这门学科形成课程推广入高校的首次尝试。
 
       黑泽明的电影《生之欲》帮助陆晓娅把关于存在与死亡哲学维度的拷问带到了课堂上,“死亡终究是最孤独的人类体验”,没有任何人可以替代。而意识到那一刻的存在和自身生命的有限性,便会产生一种“觉醒体验”,把自我从芸芸众生重分离出来。死亡在这样的时刻才真正成为促成生命成长的机制——向死而生。
 
        讲授“生死学”的目的并非教授学生如何消解死亡焦虑,恰恰相反的是,它是要在死亡被文化变得不可言说的当下,适度唤起学生的死亡焦虑。就像陆晓娅在起始课上播放的影片《时间规划局》的片段:在脉搏的跳动声中,倒计时的数字惊心动魄地呈现了生命清零的过程,提示着生命的有限性。这一17分钟的影像片段精确地传递了陆晓娅开设生死课的动机:让死亡成为生命的参照系。
 
       国外死亡教育的方式更为开放和灵活。除了课堂授课外,他们还会拓展一些侧重感受、领悟、体验的教育方式,比如带学生参观殡仪馆、墓地、参加葬礼,把学生放进棺材体验死亡的感觉,让学生到癌症病房、安宁疗护病房、老人院做义工等。但在国内这种条件还不太成熟,由于教育体制滞后,在很多大学很难实施灵活的教育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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