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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逃8年落网:走私象牙制品的服装商人认罪认罚

吕佳臻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从2018年10月26日起正式成为刑事诉讼法的一项基本制度,对于提升审判效率、落实宽严相济的指导思想具有重要意义。
 
       不过,面对一项新制度,人们总还存在一定的疑问。透过张某华涉嫌走私珍贵动物制品罪一案,我们可以进一步了解,选择认罪认罚,认的究竟是什么,从宽的限度到底在哪里。
 
(被告人确认证据)
 
         “对于这个事情,我是认罪认罚的。虽然前几年对法律无知,但是不代表可以逃避法律的惩罚。这个事情对我和我的家庭也是造成了很严重的后果,我的父母已经八十多岁了,我不知道出去以后能不能见到他们。我的第二个小孩九岁了,最需要家庭陪伴的时候,我不知道五年之后,孩子正值青春期,我的事情会不会对孩子有影响。这是我后悔的地方。”被告人张某华在庭审结束时如此说道。
 
       2019年8月20日上午,被告人张某华涉嫌走私珍贵动物制品罪一案在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庭审中,对于认罪认罚,张某华曾表现出部分疑惑,但经过法官确认,他最终认罪认罚。
 
       近日,本刊记者从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获悉,法院一审判决被告人张某华犯走私珍贵动物制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六万元。宣判后,张某华没有提起上诉。
 
       1.认罪认罚“认”的是什么
 
       “你是否签署了认罪认罚具结书?”在法庭调查伊始,公诉人询问道。
 
       “签署了。”张某华回答。
 
       “你是自愿签署的吗?”公诉人再问。
 
       “自愿的。”张某华再答。
 
       张某华,一名来自湖南的商人。2011年,他在广州经营服装生意时,与同在广州经商的老乡熊某荣相识。张某华曾委托熊某荣加工过服装,主要做辅料,包括扣子、领花、肩章等小件。
 
       根据张某华的供述,2011年,两人一起从广州坐飞机到达了非洲第一人口大国尼日利亚。此行,两人是去考察尼日利亚的服装市场,当时并没有商量将象牙带回中国。
 
       到了尼日利亚后,两人都想买一些象牙带回去送朋友。根据熊某荣的供述,尼日利亚的一些朋友介绍,在尼日利亚做生意的很多中国人都买象牙制品带回国,但同时也告诉熊某荣,中国是不允许带象牙入境的,不过,只要不被海关人员过机检查,就可以顺利带出去。于是,两人抱着侥幸心理都买了象牙制品,各自装了一整行李箱,希望能顺利通关,但他们未能如愿。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四分院(以下简称四分检)的公诉人指控,2011年6月22日23时左右,张某华与同行人熊某荣自尼日利亚港口城市拉各斯经迪拜抵达北京首都机场入境。张某华出关时,因行李箱迟迟没有从行李转盘出来,察觉行李箱中的象牙可能被海关查获,遂给熊某荣打了四五个电话,无人接听。因害怕自己装有象牙的行李箱也会被查到,张某华未取行李箱直接出关逃离了海关查验现场,并潜逃国外。
 
       2019年3月1日,越南警方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凭祥市友谊关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将被告人张某华移交北京海关缉私局。这时,距离张某华逃离海关查验现场已经过去了近8年。
 
       公诉机关在起诉书中提到,被告人张某华对指控的犯罪事实和证据没有异议,并自愿认罪认罚。四分检认为,被告人张某华的行为构成走私珍贵动物制品罪,建议判处张某华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至七年,并处罚金5万元至7万元。
 
       那么,认罪认罚认的究竟是什么呢?
 
       中国政法大学国家法律援助研究院首席专家顾永忠在接受《法律与生活》记者采访时解释道,认罪首先认的是事实或者行为,其次包括罪名,这是因为后续认罚中的“罚”包括具体的量刑建议。量刑建议是根据罪名确定的,不同罪名的法定刑并不一样。如果不认罪名,就无法提出量刑建议。
 
       “严格来说,量刑建议不是由检察院单方提出来的,而是在审查起诉阶段,与犯罪嫌疑人及其律师包括辩护律师或者值班律师协商的结果。对于检察院提出的量刑建议,犯罪嫌疑人及其律师也可以提出意见进行协商,直到双方最后达成一致;否则,犯罪嫌疑人可以不接受。如果不接受,就不应该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顾永忠说。
 
顾永忠进一步解释,在认罪认罚过程中,检察机关有义务告知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的有关法律规定并应当向犯罪嫌疑人解释清楚,必须保障其是自愿认罪认罚,谁也不能强迫其认罪认罚并签字。
 
       2.认罪认罚与无罪辩护是否矛盾
 
       “是你携带的象牙吗?”法官询问张某华。
 
       “是我携带的,没有意见。但是,公安一直没有出示实物证据给我看,因为过这么长时间,我也不知道到底有没有变化。”张某华回答。
 
       在本次庭审的举证质证过程中,张某华的辩护人对作为物证象牙制品的照片提出了异议,认为这些照片没有注明“内容与原件核对无误”的表述,因而认为这些照片属于瑕疵证据。
 
       对此,公诉人表示,已经注意到了瑕疵的地方,但经过审查,尤其是在经过张某华的确认之后,对本案相关照片所能证明事实的客观性没有产生任何影响。所以,从认罪认罚从宽提高诉讼效率的角度来说,有关瑕疵证据不影响基本事实的认定。
 
       云南濒科委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也是公诉人出具的证据之一。针对这些象牙制品,《司法鉴定意见书》认为,“送检的疑似象牙制品234件均为象牙制品,来源于亚洲象或者非洲象。亚洲象为国家Ⅰ级保护野生动物。亚洲象和非洲象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附录Ⅰ。经济价值为703130元”。
 
       张某华的辩护人对鉴定中心所采用的鉴定对象提出了质疑,认为鉴定对象有可能只是象牙的照片而不是原物,因为《司法鉴定意见书》所附带的照片与侦查机关扣押的照片相似。
 
       后来,综合本案的情况,辩护人提出了犯罪嫌疑人存在无罪的可能性。不过,辩护人也表示,如果认定张某华构成犯罪,他也具有一定的法定和酌定从轻处罚的情节,如购买地点允许交易、走私物品未流入社会等。
 
       “张某华,辩护人提出了第一个辩护观点,认为你无罪,你是否接受这样的观点?如果你接受,我们认为你现在已经放弃了认罪认罚,因为法庭上不允许出现被告人表面上认罪认罚,却任由辩护人提出无罪的意见、自己也同意的这种情况。”公诉人问。

      “不认可无罪。”张某华答。
 
      在本次庭审中,同时出现了被告人认罪认罚,但辩护人提出无罪可能性的情况。这种情况是矛盾的吗?
 
       顾永忠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虽然被告人认罪认罚,但辩护人通过审查证据材料或者法律的有关规定,认为可能存在无罪的情况时,应该独立地向法庭提出意见,这是他的职责所在。同时,法律对法官也作出了明确要求,不能因为被告人本人认罪认罚、检察机关按照认罪认罚案件起诉,法院就要无条件地接受认罪认罚。
 
       顾永忠所提到的法律是《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一条的规定,即“对于认罪认罚案件,人民法院依法作出判决时,一般应当采纳人民检察院指控的罪名和量刑建议,但有下列情形的除外:(一)被告人的行为不构成犯罪或者不应当追究其刑事责任的;(二)被告人违背意愿认罪认罚的;(三)被告人否认指控的犯罪事实的;(四)起诉指控的罪名与审理认定的罪名不一致的;(五)其他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情形。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量刑建议明显不当,或者被告人、辩护人对量刑建议提出异议的,人民检察院可以调整量刑建议。人民检察院不调整量刑建议或者调整量刑建议后仍然明显不当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作出判决”。这就是说,即使被告人认罪认罚,法院也应当做独立审查和独立裁判,而不是无条件地接受检察机关的认罪认罚起诉。
 
       对于认罪认罚与无罪辩护是否矛盾,北京京都律师事务所主任朱勇辉表示,实践中还没有形成明确的规则。作为一名拥有近20年刑事辩护经验的律师,他一直主张应该允许律师在认罪认罚案件中做无罪辩护,因为法律规定了法院不应该采纳检察院量刑建议的几种情况,其中就包括被告人的行为本身不构成犯罪。
 
       3.“从宽”是否可以突破法定刑
 
      “张某华,你同意公诉人的量刑建议吗?”法官问。
 
       “我不是很同意。”张某华停顿了几秒后回答。
 
       “你认为应该判多少?”法官再问。
 
       “不超过5年。”
 
       ……
 
       庭审伊始,张某华曾表示自愿认罪认罚,而此时却表现出一种犹豫。这时,公诉人再次询问张某华是否自愿适用检察机关提出的认罪认罚从宽。
 
       这时,张某华表达了自己的困惑,他说:“我想知道,就是说你签认罪认罚的作用是什么?它能减多少幅度?能减多少时间?如果说我签了,还是这么多,那我签这个认罪认罚具结书有什么用?”
 
      目前,恐怕没有人能准确回答张某华这个问题。当法官最后询问张某华是否自愿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审理这一案件,张某华表示“同意认罪认罚”。
 
      本案没有当庭宣判。
 
       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获得从宽处理。但是,从宽是相对于什么而言的?从宽的幅度是多少?目前还存在不同看法。
 
       “从宽,是一个比较抽象的说法。首先,不是与其他案子作比较,而是针对案件本身而言的。其次,目前大家认为认罪认罚里的从宽属于从轻处罚的一种情节,只能在法定量刑幅度内考虑从宽。当然,也有人提出将其作为减轻处罚的一种情节,据此就可以低于法定刑量刑,但目前这个说法大家一般都不接受。”顾永忠在接受采访时如此说道。
 
       对此,朱勇辉则主张将从宽作为减轻处罚的一种情节,而不仅是从轻处罚。他认为,从宽的幅度应该更大一些,可以在相应的情况下突破法定刑;否则,被告人对适用这一制度的积极性并不高。
 
       法律眼  
 
       1.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与辩诉交易存在根本区别
 
       顾永忠
 
       一般认为辩诉交易包括三种情况:
 
       第一种是罪名交易,检察机关可以将重罪名变成轻罪名。
 
       第二种是罪数交易,检察机关本来可以指控犯罪嫌疑人多个罪名,通过交易,可以变成少于原来的罪名,罪数就减少了。
 
       第三种是量刑交易,因为犯罪嫌疑人接受了检方的指控,检方向法院提出的量刑建议会比较轻。 
 
       总之,一旦达成辩诉交易,就不会采用陪审团对案件进行审判,这就大大简化了审判程序,减少了司法资源的投入。控辩双方基本可以掌控案件的结果,避免不确定的、对本方不利的后果。
 
       我国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首先不允许把重罪名变成轻罪名,也不允许把数罪变少,而只能在犯罪嫌疑人确实有罪并且自愿认罪认罚的情况下,对其提出有利的量刑建议。
 
2.被告人认罪认罚后有无权利后悔
 
朱勇辉
 
       这里包括两个层面的问题:
 
       第一个层面是后悔权,就是说被告人可以在任何时候收回认罪的决定,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那么,法庭就应该无条件地不再按认罪认罚的程序来审理,而转为其他法律程序。
 
       第二个层面是被告人后悔之后,又想再次认罪认罚,是否可行就存在不同看法了。
 
        我认为,问题的本质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究竟是犯罪嫌疑人的一项权利还是司法机关的一项职权?
 
       目前的实践是按照司法机关的职权进行的,但我认为这应该是犯罪嫌疑人的一项权利。无论是从保护个人权利角度看,还是从推进这一制度本身的需求看,这一制度还可以更宽容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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