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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决书多处错保险柜被撬不立案 一科企遭不解办案

本刊记者 佟威  薛京

        高印昌怎么也想不明白,自己公司的门和保险箱被撬后,他和员工多次拨打110报警,警察却拒不出警;好不容易出警后,警方却连笔录都没给他们做;他们坚持找派出所报警,却收到了不立案通知。同样令高印昌不解的是,两天后,公安部门才要求补充受案材料,而与此案相关联的民事案件,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下称“新华区法院”)的判决中,竟然出现多处笔误,并在判决6日后,又主动做出了一份民事裁定书。这一切,让高印昌一头雾水。


(记者来到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采访)

       企业保险柜被撬,公安分局惊现不解操作

       2018年1月29日星期一上午八点半,河北梓玺恒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下称“梓玺恒基”)员工上班时发现,原来的钥匙已打不开办公室的门锁,经查,门锁是被人撬后更换了新锁。

       梓玺恒基办公室的刘主任迅速向公司上报,稳妥考量后,于11时左右拨打了110报警电话,但警察接警后,石家庄市公安局新华分局宁安路派出所迟迟不出警,并电话告知梓玺恒基员工和物业公司、开锁公司一道打开房门,看看丢失贵重物品没有,如果没有丢失贵重物品就不出警了。

       在物业和开锁公司的帮助下,刘主任打开办公室门锁后发现,文件柜及保险柜锁被撬开,柜内的几个公司印章、营业执照、财务账簿,银行优盾、银行密码单、空白增值税专用发票22份(内有6张增值税专用发票)、公司合同、房屋押金条等机密物品被盗走。

       公司员工和负责人又多次拨打报警电话,宁安路派出所民警才出了现场,但看了一圈并拍了几张照片之后,就草草收队了。

        梓玺恒基法人高印昌对此非常不解,对于这种损坏公私财物和公然盗窃的行为,公安部门为何置之不理呢?高印昌多次找宁安路派出所副所长和办案民警张某军,宁安路派出所才在案件发生4天后的下午给梓玺恒基员工做了笔录。但更令人不解的操作还在后面。

        在梓玺恒基的不断追踪下,宁安路派出所在2018年2月7日出具了新公(宁)不立字[2018]003号《不予立案通知书》,而此时派出所还没有对梓玺恒基的报警进行受案,在高印昌不断反映的情况下,宁安路派出所才在2月9日补签了《受案回执》。


(石家庄市公安局新华分局宁安路派出所先出的不立案通知和后补的受案回执)

       据刘主任描述:事件的起因是公司因为发展的需要,负责人高印昌打算引进资金和技术,对原有的股权结构和注册资本进行变更,导致原股东祝某(占股40.5%)的不满。祝某因此强行破坏公司的保险柜等财物,拿走公章、执照等资料,以阻止股东决议和公司的发展。而祝某作为股东未有过一分钱的实际出资。祝某通过私下关系与新华分局和宁安路派出所的领导暗中操作,使我公司在公章失窃后一直无法立案,即使在警察知道此事之后,公章等材料依然在祝某手里长达三四个月,使公司合同无法签订,正常业务无法进行,蒙受了巨大的损失。

       为何梓玺恒基的公章和执照等材料在祝某手里长达三四个月公安部门都未作处理、保险柜被撬也不予立案呢?

       记者调查:多方联系祝某无果,办案警官敷衍塞责

       刘主任指出:在公司公章等被盗以后,尤其是公安局介入后,应该将公章等资料交由派出所保存,而不应该放在祝某那里,否则公司的业务就彻底瘫痪了。祝某与高印昌的矛盾是因为合资开公司后的认缴资金引起的,股东高印昌至2018年3月8日已陆续缴纳了2,617,922.17元,但作为公司第二大股东的祝某没有向公司投资过一分钱。在对公司重要资料实施盗窃后,祝某还与公安部门暗中操作,对她的违法行为进行搪塞。

        据了解,高印昌对公司保险柜被撬和重要资料遗失后宁安路派出所不立案的结果,又向石家庄市公安局新华分局进行了复议,向石家庄市公安局也进行了复核,并且到新华区人民检察院申请了立案监督,但都以不立案的结果告终。

       高印昌对此十分不解:“公司的认缴资金属于经济纠纷这我理解,但是她(祝某)砸柜子、撬保险柜这种损坏公私财物和盗窃的行为就没人管了吗?以公司的重要材料威胁逼迫我给她钱就无处说理了吗?那是不是有了经济纠纷,杀人也不犯法了?经济纠纷导致的刑事犯罪就不属于犯罪了?”

        9月10日,记者来到石家庄市公安局新华分局,了解关于梓玺恒基公司保险柜被撬等相关案件的侦查程序问题,为何会出现先不立案后受案的情况,负责宣传的谢玲(音)警官在门卫室对记者表示:我们接受采访要经过市局(石家庄市公安局)的同意,市局同意了我们才能接受采访。

       记者当面拨通了石家庄市公安局主管宣传的领导的电话,在征得市局领导的同意后将电话交给了谢玲(音),市局指示:按照正常流程和规定,积极配合记者采访。但刚放下电话,谢警官又称:光市局领导同意也不行,还得经我们分局领导的同意。随后留下了记者电话,说汇报后会联系记者。

       一个多月后,截至记者发稿,未收到谢警官的任何答复。


(记者来到石家庄市公安局新华分局采访)

       为还原梓玺恒基保险柜被撬事件,记者多日、多次设法联系祝某,但祝某的电话除第一次响铃无人接听外,后面一直处于“通话中”的状态。后经多方寻找,记者拨通了祝某代理律师的电话,律师转达说:祝某不愿接受采访。 

       2018年4月20日,为了公司能够正常运转,被逼无奈的高印昌与祝某签订了协议,以120万元的价格回购了祝某40.5%的股权,这样才拿回了公章、执照等一批公司重要材料,使公司恢复了运营。

       法院判决惊现多处笔误,副院长答复杳无音讯

       在高印昌与祝某签订协议履行后,双方又因30万元尾款产生了纠纷。祝某一纸诉状将高印昌告上了法庭,并提出除支付30万元股权转让款之外,再支付50万元的违约金。

        而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在受理了祝某的诉讼请求后,竟然作出了一份令人诧异的判决,并在6日后补充了一份民事裁定书。判决中惊现多处笔误,但该笔误不是单纯的错字,而是改变了案件所涉诉讼请求、所要表达的原意和赔偿金的数额。

       2019年7月25日,新华区人民法院作出【(2018)冀0105民初3895号】判决:被告高印昌给付祝某股权转让款30万元、违约金10万元,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受理费5900元由高印昌负担。

       随后,在2019年7月31日,新华区法院又补充了【(2018)冀0105民初3895号】民事裁定书:判决书第六页第十五行、第十六行“被告已按照2018年4月20日协议约定给付原告90万元股权转让款”有笔误,应为“被告已按照2018年4月20日协议约定给付原告20万元股权转让款”;第二十四行、第二十五行“但被告未按照约定给付剩余30万元转让款”有笔误,应为“但被告未按照约定给付转让款”;第七页第十四行“被告在签订协议后已履行90万元给付义务”有笔误,应为“被告在签订协议后已履行20万元给付义务”;第七页第二十、二十一、二十二行“协议约定转让价格120万元,被告已给付90万元,现原告要求被告给付剩余30万元符合双方的约定,对原告该项诉讼请求应支持”有笔误,应为“协议约定转让价格120万元,被告应于2018年10月15日前给付30万元,因被告未按照约定于2018年10月15日前给付30万元,现原告要求被告按照协议约定给付该笔30万元符合双方约定,对原告该项诉讼请求应支持”。

(新华区人民法院后补的民事裁定书)

        为何一份判决竟然多处出现与事实不符并且改变原意的内容?为此,记者在9月10日来到了新华区人民法院了解情况,但从法院的安检人员到办公室工作人员,都对记者发出了一连串疑问:“谁让你来的?”“你来干什么?”记者只得一一答复,称是正常的采访工作。

        在经历了许多波折后,记者终于见到了新华区人民法院分管民事的王姓副院长,王院长在对记者提出的问题做了记录以后,留下了记者的电话,称会在了解情况后及时给记者答复。但截至发稿,已经过去一个多月的时间,记者并未收到来自新华区法院的任何信息。

        司法本应是维护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应该是严谨和严肃的,但这里相关部门个别工作人员视司法如儿戏,着实让人不解。而有关部门消极敷衍媒体监督,致使一个并不复杂的案子迷雾重重、人为复杂化,更极不可取。

       对于本案的进展,本刊将保持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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