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原房管处长"挂名股东"起争端 地产老板获刑13年 - 独家 - 法律与生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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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原房管处长"挂名股东"起争端 地产老板获刑13年

本刊记者 李漠 薛京

      中国唯一与省同名的城市——吉林市,地处吉林省中部。

      位于吉林市昌邑区铁西路的吉林市鑫基业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下称:鑫基业公司)在当地是明星房地产企业,因其法定代表人杨炳文与刘某鹏的巨额股权之争直至对簿公堂而更加引人瞩目。到了2016年,杨炳文及家属、员工共30多人被抓,公司账户被查封,财产遭冻结,鑫基业公司运营几近瘫痪。2018年1月,辽源市龙山区法院以杨炳文犯有寻衅滋事罪、故意伤害罪等6宗罪决定对其执行有期徒刑13年。杨炳文不服判决,上诉至辽源市中院,同年8月,该院判决维持原判。此后,杨炳文被转到吉林梅河口监狱服刑。

      “这是构陷,我弟弟冤枉!”2019年6月13日,杨炳文的二哥杨炳贵激动地说:“我弟弟至今都不服两审判决。从公安机关、检察院、两级法院阶段,一直在申诉!”
 
(杨炳文的二哥杨炳贵向记者反映情况)

      从合作到纠纷

      杨炳文1970年11月出生于吉林市丰满区汪起屯,家中兄弟姐妹6人,他排行第5。自幼家境贫寒的他因生活所迫,18岁时就辍学干起了砸石材的重体力工作。历经10年,苦熬成了石材经销商。进入2000年后,开始涉足房地产开发领域。2004年,在刘某鹏的帮助下,借用吉林市某房地产公司的资质承建了吉林市江畔御园小区。
 
       “刘某鹏当时有公职,有权力。”杨炳贵称。
 
      据某媒体报道:在1997年至2004年期间,刘某鹏历任吉林市龙潭区房产经营管理处副处长、处长;在2004年至2005年,龙潭区房产经营管理处改制为吉林星源房地产经营有限公司,他任总经理,2007年秋天买断离职。 
 
       “为了发展壮大,杨炳文决定成立自己的有限责任公司。因为工商部门对此要求股东人数不得少于2人,他就请刘某鹏当挂名股东。2006年4月17日,注册资本金为800万元的鑫基业公司成立,刘某鹏挂名持有公司50%股权。”杨炳贵称,“这就成了后续灾难的开始!”

      “2006年,杨炳文成立鑫基业公司时,刘某鹏还在星源房地产经营有限公司工作,是国家公职人员身份。”杨炳贵称,“这违背了《公务员法》第59条的相关规定。”

      “为了工作方便,在杨炳文的要求下,刘某鹏在2009年7月15日将自己名下的20%股权无偿归还给了杨炳文。之后,双方产生纠纷。”杨炳贵称,“2014年,杨炳文要求刘某鹏归还剩余的30%股权,刘以各种理由推脱。当时鑫基业公司估值已超10亿元,30%的股权也就超3亿元,迫于无奈,杨炳文将刘某鹏诉到了吉林市昌邑区法院。”
 
       民事官司:一审法院认定刘某鹏是“挂名股东”;重审推翻原判

      昌邑区法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不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

      杨炳文请求法院认定刘某鹏是名义股东。

      2015年11月,昌邑区法院做出的(2015)昌民二初字第72号民事判决指出,“证明原告出资的800万元来源于其个人账户内,......不能证明用于验资的800万元来源于江畔御园工程款,被告没有其他证据证明其主张,对被告的主张不予支持。.....被告以工商登记及验资报告为依据主张其为鑫基业房地产公司的股东,证据不足,本院对被告的主张不予支持”,认定刘某鹏为名义股东。

      刘某鹏不服判决,上诉至吉林市中级法院。

      2016年12月,吉林市中院做出裁定,撤销原判,发回昌邑区法院重审。2017年4月,吉林市中院裁定由吉林市船营区法院审理。

      2019年2月1日,船营区法院做出(2017)吉0204民初2081号民事判决,驳回杨炳文的诉讼请求。该院认为,刘某鹏在鑫基业公司章程上被记载为股东,并在公司章程上签名确认,表明自己受公司章程约束,同时刘某鹏在鑫基业公司有关工商登记中列明为股东,故应当认定刘某鹏为公司股东。杨主张刘为名义股东,其应对自己的诉讼主张所依据的事实加以证据证明,但杨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其诉讼主张成立。其次,法院还认为,设立鑫基业公司时验资款800万系从富华公司账户转至杨个人账户,杨没有提供证据证明该验资款均系杨个人出资。

      杨炳文不服判决,上诉至吉林市中院。

      2019年5月,吉林市中院在梅河口监狱开庭审理,6月13日二审判决维持原判。
    
       刑事官司:“以涉黑立案侦查,按集团犯罪移送审查起诉,杨炳文被判决执行有期徒刑13年”
     
      刘某鹏在昌邑区法院一审民事败诉后,在不服判决上诉吉林市中院的同时,开始举报杨炳文刑事犯罪。
 
      “2015年底,杨炳文被诬告私藏枪支、雇凶杀人等,随后他和家人等就被抓了!”杨炳贵称。

      相关法律文书显示:2016年1月29日,吉林市公安局以涉嫌故意伤害罪将杨炳文刑事拘留。2月4日,吉林省公安厅指定辽源市公安局管辖本案。3月3日,杨炳文被辽源市公安局监视居住。3月5日,又被刑事拘留。3月10日,被辽源市检察院批捕。

      “侦查阶段成立了杨炳文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案‘专案组’,杨炳文以及家属、员工共30人被抓捕,他公司的账户被查封、财产遭冻结,公司运营陷于瘫痪。2017年3月14日,辽源市公安局以辽公(刑)撤案字【2017】001号《撤销案件通知书》撤销了所谓的杨炳文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案。涉黑结论无法成立。”杨炳贵称,“2017年5月22日,辽源市龙山区检察院以杨炳文犯寻衅滋事罪、故意伤害罪、高利转贷罪、妨害作证罪,并对三起单位犯罪串通投标罪、虚开发票罪、合同诈骗罪向辽源市龙山区法院提起公诉。”
 
(辽公(刑)撤案字【2017】001号《撤销案件通知书》)

      经过开庭审理,龙山区法院于2018年2月6日,以杨炳文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以犯故意伤害罪判处其有期徒刑3年、以犯高利转贷罪判处其有期徒刑1年、以犯串通投标罪判处其有期徒刑2年、以犯虚开发票罪判处其有期徒刑1年、以犯妨害作证罪判处其有期徒刑2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3年。”
 
       杨炳文不服判决,以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审判程序违法等为由上诉至辽源市中院。

      2018年8月,辽源市中院判决维持原判。

      此后,杨炳文被转到梅河口监狱服刑。
 
       法律学者:法院应本着重证据,不轻信口供的刑事办案原则处理

      北京法律学者朱毅就本案指出:

      1、本案中两级法院判处杨炳文寻衅滋事罪已过追诉时效。案件是发生在十几年前的2005年,按照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已经超过追诉时效,且案件都经过吉林市公安处理并已结案,都有原始笔录和结论。同时四起寻衅滋事事件的发生地都是杨炳文所在的办公及施工经营场所,杨炳文是否是受害者,寻衅者究竟是哪方?两级法院对此事实的审查和判断,有失公允。
                                                             
       2、本案中两级法院判处杨炳文故意伤害罪,此事件已经过去十多年,早已超过追诉时效,且当事人双方都早已自行和解。辽源公安对十年前的伤情进行鉴定,结论为“外伤致开放性颅骨骨折伴硬膜破裂”,定为重伤二级。这与受害者病例记载的硬脑膜破裂是医源性而非外伤性的结论不一致,也与2005年4月28日受害者受伤当天的“CT 检查报告单”的结论“头皮挫裂伤”无硬脑膜破裂的记载不相符。两级法院在庭审过程中对于杨炳文及辩护人提出申请证人及鉴定人员出庭的申请却不予以采纳,对鉴定结果存疑的情况下直接断案,程序上存在问题。
 
       3、本案中杨炳文所属公司为了完税补开发票的行为被定性为虚开发票罪是不妥当的。依据《税收征收管理法》第36条规定:关联企业间的业务往来“应当按照独立企业之间的业务往来收取和支付价款,费用”。最高人民法院法研(2015) 58号司法解释规定“挂靠方以挂靠形式向受票方实际销售货物,被挂靠方向受票方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不属于刑法第二百零五条规定的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本案鑫众园林是鑫基业公司园林绿化的总承包方,双方存在真实的合同关系,有支付工程款的凭证。且在没有税务部门认定的虚开发票的情形下,两审判决书不顾上述法律规定的精神,也无视证据的存在,裁判为在没有产生实际业务的情况下虚开发票,构成虚开发票罪,明显不当。
 
       4、本案中企业为降低经营成本,选择“守合同,重信用”的企业进行公开招标,却被认定为串通投标罪。依据《招投标法》第三条规定,必须招标的项目是“全部或部分使用国有资金投资或国家融资的项目”。显然招标意在防止暗箱操作导致国有资产流失。国家住房与城乡建设部《关于推进建筑业发展和改革的若干意见》也明文规定“非国有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单位自主决定是否进行招标发包”。本案杨炳文所属的鑫基业公司是纯民营企业,用于开发项目的资金全部是自有资金,无国资成分,按照法律精神根本无须招投标,既然无标可串,何来串通投标呢?犯罪的前提必须是行为有社会危害性,无损害即无犯罪,本案找不到任何受害人,两级法院判决书所谓损害国家,集体,公民的合法权益是站不住脚的,没有证据和法律以及政策支持。
 
       5、本案中两级法院混淆不同主体,公司行为却由杨炳文个人承担被“拔高”成高利贷罪。我们认为本案的关键错误是,杨炳文从银行贷款320万是个人行为,鑫业小贷向余某放贷是公司行为,杨炳文只是鑫业小贷的股东之一,并不参与管理,法院不应把不同主体的行为混为一谈,属适用法律错误。
 
       6、把律师违反职业操守的个人行为“拔高”成杨炳文的妨害作证罪是错误的,杨炳文与刘某鹏的股权纠纷案,原审法院是根据刘某鹏只是名义股东,没有出示实际出资的原始凭证而判决其败诉,根本没有采信任何证人证言,证人证言没有对判决产生任何影响(有民事判决书为证)。而杨炳文在该案的代理律师擅自弄出证人证言,并指导证人如何陈述,系律师的个人代理行为,应由其个人承担。关于此案是否是杨炳文授意,须证据证实,代理律师与杨炳文是存在刑事案件上的利害关系人,其口供不足为信。人民法院应本着重证据,不轻信口供的刑事办案原则处理,但本案两级法院判决违反了该原则。
   
       船营区法院:主管院长在开会

      为了解核实杨炳文一方所反映的问题,6月13日上午,记者来到了船营区法院。

      门卫告诉记者,禚副院长正在开会。

      因时近中午下班,记者留下电话让他转交该副院长,回电记者。

      一直等到下午上班,仍无人联系记者,记者便再次来到了该院。

      在门卫的联系下,研究室的张姓工作人员接待了记者。

      记者请他联系相关领导,尽快就投诉人所反映的问题予以回应。但直至7月4日上午,该院未予回应。

      为了听到该院的声音,记者给研究室的张姓工作人员打电话催问,他说向领导汇报一下。

      记者告诉他无论是否接受采访,在当日下午下班前给记者电话。

      但直至发稿,该院未予任何回应。
 
       吉林市中院:一、二审没问题 

      带着杨炳文一方所反映的相关问题问题,记者来到吉林市中院了解核实。

      在门卫的联系下,宣教处的于副处长接待了记者。

      记者请他联系相关领导,尽快就投诉人所反映的问题予以回应。但直至7月4日上午,该院未予回应。为了得到该院的回应,记者给宣教室于副处长打电话催问,他说向领导汇报一下。

      记者告诉他无论是否接受采访,在当日下午下班前给记者电话。

      此后,于副处长给记者回电称:“一、二审是没问题的。2015年,第一份裁定认为有管辖权,2017年的裁定因为有工作人员参与刑事案件侦查,中院依据指定管辖更改管辖法院。两个裁定没问题,并不矛盾。”
 
       辽源市公安局:转给袁科长

      为了全面了解杨炳文案的情况,记者来到了辽源市公安局。

      门卫联系宣传科后,让记者等待。

      等了半个多小时,仍无人出面,记者再次请门卫联系。

      “今天够呛!”门卫告诉记者。
 
       记者向门卫索要宣传科办公室的电话,被告知无对外公开电话号码。

      记者只好来到信访办,请该办的张主任联系宣传科,他告诉记者,宣传科的袁科长在开会,记者向他索要宣传科办公室的电话,“这个真不知道!”他说。

      记者只好留下联系方式,请他转给袁科长,再请袁科长给记者打电话。

      “转可以,打不打电话是他的事情!”他告诉记者。

      直至发稿,该局无人联系记者。
 
       刘某鹏:媒体参与这事干什么

      为了核实投诉方所反映的相关问题,2019年7月1日下午,记者给刘某鹏打了电话。电话拨通,记者向他表明身份说明意图,并将单位的电话予以告知,让他核实记者身份。

      等了10分钟左右,记者再次拨打了刘某鹏的电话。

      他告诉记者,他还没有核实记者的身份,记者请他尽快核实,接受采访。

      “你们媒体参与这事儿干什么?”他似乎有些不满。

      “如果接受采访,请在当日下班前给记者打电话。”记者告诉他。

      直至7月4日截稿在即,记者依然没有接到刘某鹏的电话。为了听到他的声音,记者再次拨打了他的电话,电话拨通,但无人接听。

      记者再次给他发短信,请他立即电话联系记者接受采访,但直至发稿,记者没有接到他的电话。

      杨炳贵坚称弟弟杨炳文是冤枉的,杨炳文至今仍不服判仍在申诉……

     生活不可一日无法,法律不可一事不公。对于此案的进展,本刊将保持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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