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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坤:一家征地拆迁律所的成功密码

编者按:

      从1989年到201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已经颁布实施30年。制度层面上的《行政诉讼法》或许只是一项法律规则,但它的发展、完善背后却映射了整个国家在法治建设中的进步。
 
       《行政诉讼法》从无到有的30年发展历程中,一位普通律师曾参与其中,贡献过力量。这位律师,就是北京京坤律师事务所创办人李吏民。
 
       在他的领导下,创办于2014年、专注于不动产征收领域的京坤律所已经获得了多项社会荣誉。

李奎 田为 

      在京坤律所成功背后,有一点不容忽视,那就是理科生李吏民一路走来依仗的强大逻辑思维能力。
 
       逻辑,不仅体现在李吏民代理具体案件的诉讼过程中,也体现于他对职业前景的思考和判断上。根据分析,他认定行政诉讼的春天已经到来,而京坤律所能选择的最好的迎接方式,就是团结众人的力量“把蛋糕做大”。
 
       为了能更好地提供法律服务,北京京坤律所创设了独有的团队合作模式。
 
       每一起案件都由主办律师、辅办律师、律师助理等多个成员组成的团队综合办案,让不同的律师都能在各自专长的领域发挥优势。
 
       北京京坤律师事务所主任李吏民律师的人生并未按照既定的轨迹运行。在大学读机电专业时,他从未想过有朝一日自己会成为律师。
 
       从“半路出家”进入法律行业到逐渐修成专注征地拆迁领域的律界精英,再到建立专业化律所“把蛋糕做大”,一路上,李吏民从陌生走到熟悉,从不知所措走到胸有成竹;而一路支撑他走下去、给予他信心的,则是从最初的学习和成长过程中习得的逻辑思维能力。
 
       善用逻辑  开启名律之门
 
       从机电专业毕业后,李吏民尝试过很多工作,做老师教授过机械设计和机械制图,开过商店,也在企业做过销售。后来,机缘巧合下,因为文字能力突出,他被借调进检察院,负责写作日常通讯稿和领导讲话稿。
 
       一开始,李吏民并没有对法律产生什么兴趣。他直言自己最喜欢数学,从读书时起就“不喜欢记东西”。
 
       在检察院工作期间,李吏民目睹了一起土地承包纠纷,政府多个部门协调无果后,该案经由律师之手顺利解决了。
 
       几乎是同一时期,李吏民家中因为一笔货款与旁人起了纠纷,家人请律师打官司花了5000元,但败诉了。“这怎么就败诉了呢?”李吏民心里很不解。经过反复琢磨,他发现了法律的魅力所在,便一头扎进了法律的海洋。
 
       通过司法考试后,李吏民成为一名新手律师。当时,两个迫切的问题摆在他面前:律师要如何去做?案源从何处来?
 
       一开始,因为没有师傅教导,李吏民不知道如何把案子谈下来。因为没有接受过系统的法律教育,就算谈下案件他也不会办案。
 
       因此,李吏民一度想放弃律师职业,他说:“作为刚入行的新律师,没有成功案例,也没有办案经验,如果我是当事人,肯定也不敢把案件托付给这样的律师。”但是,“作为理工科出身的法律门外汉,我能一次性通过司法考试,尤其卷三、卷四都是高分通过,我认为自己还是有一定的潜能和优势的”。
 
       为了证明自己,李吏民不计报酬地帮助律所里有案件的律师整理材料、开庭,以这种方式参与到案件中。空闲时,他就去法院旁听案件。
 
        辛苦总不会白费,慢慢地,李吏民的办案实操能力得以提升,也开始有人委托他代理案件,紧闭的职业大门终于被打开。
 
(国内知名律师、北京京坤律师事务所主任李吏民)
 
       后来,李吏民找到了自己的优势,那就是理科学习过程中潜移默化修成的强逻辑思维能力。
 
       毕竟,“律师工作的核心是解决当事人的纠纷,思路必须清晰。话说了半天但没有重点,是律师的大忌”。
 
       再具体点儿说,即律师需要对案件的辩护进行设计。一起案件存在不同的诉讼方向,从不同的方向入手,可能得到截然不同的诉讼结果。
 
       因此,律师需要经过一步步的假想、模拟和推理,决定从哪个角度入手,己方的举证责任才能达到最小,实现当事人诉求的可能性才最大。
 
       “就像反向推导题一样,已知当事人的诉讼目的和案子涉及的法律条文,等于已知结果和条件,接下来就是寻找具体的解题思路和方法了”。
 
       李吏民表示自己曾作为被告代理人参与了一起民事纠纷案。在原告和被告合伙做生意期间,被告拉走了一车价值十几万元的货物迟迟不还,原告诉请对方返还该货款。
 
       “对方犯了一个错误,就是提出双方合伙关系曾经存在,现在账目已经算清,但被告方没有返还那一车货物,”李吏民说,“我们也认可合伙关系,但是我们主张账目没有算清,要求找第三方清算账目。这样一来,就需要对方举证证明账目已经算清了。”
 
       由于书面凭证不见了,根据“谁主张谁举证”原则,需要承担举证责任的原告方理所当然败诉了。
 
       因有着较强的逻辑思维能力,李吏民在竞争激烈的律师行业中杀出了一条血路。经过五六年什么案件都代理的前期积累,他逐渐站稳了脚跟。
 
       2007年,恰巧代理了长春的一个案件,让李吏民把目光锁定在了不动产征收领域。
 
       这是一起有关征地的案件。当地想建造一座广场,在手续不全的情况下,土地部门做出了责令村民交出土地的决定。
 
       按照法律规定,责令交出土地决定下达后超过一定期限内仍未执行的,相关部门才能向法院申请进行强制执行。
 
       这时候,村委会向法院提起了诉讼,并申请了先予执行。如此,村民的土地很快就被强占了。村民上访两三年也没解决问题。
 
       无奈下,村民找到了李吏民,通过法律手段拿回了自己应得的利益。
 
       通过这起案件,李吏民发现了不动产纠纷领域的市场蓝海:“与房屋、土地、一些固定的构筑物等不动产权属有关的纠纷特别多。但是,当时专门做行政诉讼这块的律师并不多。而且,这块纠纷不仅涉及弱势群体,也涉及公民的私权利。"
 
      “如何保护公民的合法财产所有权,将滥用公权力的行政行为规范有序,是我们的职责。”李吏民说。
 
       理性坚持  成为职业习惯
 
       不动产纠纷一般涉属行政诉讼,又因为行政诉讼特殊的“民告官”属性,往往具有一定难度,尤其是牵扯开发商的不动产纠纷,律师甚至可能遭受人身安全等威胁。
 
       李吏民曾经因为给“钉子户”代理案件,接到“有人花了80万要买你一条腿”的电话威胁。提起这件事,他脸上没有一丝畏惧之情,尽管他自认为自己从小就性格内向、胆子小。随着经验的积累,面对事情时始终保持理性和冷静,几乎从一种职业习惯转变成他性格的一部分。
 
       李吏民向《法律与生活》记者分析:“最后也没人过来(真的卸了我的腿),(所以)其实对方的用意就是威胁和恐吓。而且对方这样做没有一点儿用处——与其出80万元或者100万元(来卸我的腿),不如拿这笔钱把问题解决了。不然,哪怕我真的被‘卸了腿’,只要当事人的问题没解决,他可以找王律师或周律师继续代理案件。只要问题没解决,哪怕把我杀了也没用。”
 
(李吏民在自己的办公室)
 
       当然,危险仍然伴随着不动产征收律师的执业生涯。“实际上,只要你把控好了,(还是没什么问题)往往能有惊无险,化险为夷。”李吏民说。
 
       他回忆起以前接受过的一起案子:受村委会的委托,代理一起群体型案件时,二审刚开完庭,判决结果还没出来,村民就围在法厅门口,嚷嚷着“律师你说的都是假话”,举着拳头想冲上前打人。
 
       “当时我一看这个情况,就从法庭的后门离开了”。该案庭审时,200多名村民进行了旁听。
 
       庭前,李吏民对该案调查了一个多月,走访了六七百户村民。他自认自己在庭上的发言有理有据,“只不过后来法院还是判村民败诉了,损害了他们的利益。所以,村民将不满和怒气转移到了律师身上”。
 
       李吏民向记者详细介绍了这起让他记忆深刻的案件的案情——
 
       该案件涉及土地纠纷问题,具体来说就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某村村委会用一元钱一亩的价格,口头将土地承包给了村民,而且没约定期限。一部分村民按照这个价格和承诺种了很多年的土地。
 
       后来村委会换届,想盖学校和养老院。为了筹措建筑资金,村委会在村里发布告示,称原来的承包费太低,现收回原来承包出去的所有土地,改为公开对外进行发包。其中,原来承包过土地的村民在同一竞争条件下优先承包。
 
       但是,一部分原来承包土地的村民没有参与竞包,也没有按照现在的承包费补交钱,却仍旧使用着土地。而一部分原来没有承包土地的村民通过竞包,交纳了承包费用后与村委会签订了协议。

      如此,双方就土地的使用权归属问题产生了矛盾,甚至展开了械斗。
 
       为了解决矛盾,村委会向法院提起了诉讼,诉请解除之前的口头协议。法院一审判决口头协议解除。相关村民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了上诉,二审维持了原判。
 
       之后,村委会提出,想继续承包土地的村民可以与之前竞包成功的村民进行讲价协商。最终,矛盾终于通过合法合理的方式解决了。
 
       采访过程中,李吏民一直强调“问心无愧”。当记者问及面对上述风险其心中是否害怕时,他也是一脸坦然,“咱们确确实实占理儿”。
 
(李吏民接受记者采访)
 
       他提及,符合良心和社会主义价值观是京坤律所选择代理案件的标准。
 
       “前段时间我们还推掉了一个(委托)。某家拆迁之后,子女和父母之间发生了纠纷。像这样的案件我们就不代理,”李吏民说,“我觉得,通过法律手段想办法从征收方多得一些钱,这是咱们律师的本事,而不是在家庭内部怎么勾心斗角。”
 
       在他看来,舍弃了亲情的利益就是不义之财,不义之财类的案件他都不会代理。
 
       对于那些没那么“黑白分明”的案件,是否代理的判断则主要着眼于情理层面,即当事人是否钻了法律的空子。
 
       比如,有的人为了获得拆迁补偿,诉请自己于二三十年前出卖农村宅基地房屋的协议无效。这样的主张一般会得到法院的同意,因为按照法律规定,农村宅基地不能进行买卖。
 
       “但是,买房的人已经购买房屋,而且居住了二三十年。因此,哪怕原房主的请求符合法律规定,但实际上也违背了诚信原则,这种委托我们是不代理的,”李吏民说,“但如果是被告方,我们会想尽一切办法帮助他,为他争取更大的利益。”
 
       在一起此类案子的诉讼中,虽然法院判令房屋买卖合同无效,但李吏民紧紧抓住房屋升值这一点同拆迁部门进行积极协商。最终,他为作为被告的委托人争取到了一套价值500多万元的房子和50万元装修款的赔偿。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几乎没有律师“施展”空间或已经穷尽了法律手段的案件,李吏民也不会代理。
 
       “人打官司是会上瘾的。”他告诉记者,有的案子要么没有道理,要么没有证据,要么时效已过……但是败诉后,当事人像钻进牛角尖一样,“执着”地上诉、申诉。
 
       “有的律师可能会因为当事人付了钱就照样代理(案件)。但实际上,这会导致当事人更加走不出诉讼死胡同。像这种情况,我们会尽量劝说当事人不要再继续打官司了,应该面对现实,勇敢地走出去。”李吏民说。
 
       团队作战  为办案质量保驾护航
 
       逻辑,不仅体现在李吏民代理具体案件的诉讼过程中,更体现于他对职业前景的思考和判断上。
 
       律师是一个相对自由的职业。大部分律师专注自己的业务即可,无须打卡上下班。相比坐班,外出是律师们更常态的工作模式。
 
       因此,对能力较强的律师来说,在律所工作与创建自己的律所并没有太大区别,除非“你想把蛋糕做大”。
 
       在这种理念的引领下,2014年,李吏民和几位志同道合的律师一起成立了北京京坤律师事务所。
 
(北京京坤律师事务所精英团队正在开会)
 
       他认为,“随着法律服务市场的日益精细化,一个人单打独斗的时代已经过去。建立一支强有力的团队,靠团队协作的力量‘把蛋糕做大’才是关键”。
 
       比如,相较于个体律师,大型企业在选择法律顾问时往往优先考虑律师团队,因为一个人无法面面俱到,但团队可以做到。
 
       “事情都是一体多面的,”李吏民略显激动地向记者解释团队作战的重要性,“比如我的手,从这个角度看是一个大巴掌,从另一个角度就只能看到薄薄的一层(厚度)。
 
       对待案子也是一样,关键是从哪个角度进行处理。角度选对了,可以说没有办不了的案件。”
 
       为了进一步提高团队协作的能力,京坤律所内部成立了由骨干律师和合伙人组成的案件管理委员会,严格把关每一次接案和结案,力争“不让委托人多花一分冤枉钱,更不让委托人在遭受拆迁补偿不公正待遇时承受二次伤害”。
 
       办案律师提出自己的办案思路之后,案件管理委员会会与办案律师一起讨论案情,确定最佳方案,为律师的办案质量“保驾护航”。
 
       除此之外,京坤律所还制定了团队办案流程规程。从咨询、案件分析评估到办案再到结案,覆盖了所有环节的流程被制作成树状图,张贴在会议室玻璃门旁边的墙上,让每一位来律所咨询的当事人都能看到。
 
       也许出自理科生的天然敏感,李吏民格外看好大数据在律所运行、管理方面的前景。他向记者透露,京坤律所正在筹备一个网上办案系统。
 
       按照设想,从一开始的接待、案件咨询到最后的结案,所有流程均要在办案系统中留痕。律师在权限范围内可查询所有信息。
 
       这样一来,极大地方便了协作负责案件不同部分的律师互相了解彼此的进展情况,案件管理委员会了解案情时也更直观方便。
 
       不仅如此,签完律师合同后,律师可向委托人提供系统账号,通过登录办案系统,客户就能查阅与自己相关案件的所有进展情况。
 
       委托人和律师之间需要信任。但是,除当庭辩护外,律师的很多工作往往不会被“看到”。
 
       信息的错位容易导致委托人对律师产生怀疑,“你收了我那么多钱,到底都做了些什么?”显而易见地,公开透明的可视化系统能“把误会消灭在摇篮中”。
 
       通过登录系统,委托人能看到律师为委托而进行的提请政府信息公开、调查、起草诉状等种种努力。
 
       “不仅如此,委托人还能看到案件管理委员会对案件提出的建议,能感受到整个律所团队的力量。”李吏民强调说,“甚至假如当事人想投诉某个律师,只要(律所)主任登录了系统,就能大致了解整个案件经过(而无须询问相关律师),很便于管理。”
 
       在李吏民看来,数据化办案和数据化管理不仅简便透明、便于信息的传输、利于总结类型案件的基本特点,而且更重要的是,能站在当事人的立场为其提供法律服务。
 
       “打个比方:与当事人打电话过来问,‘李律师,那个文件你写好了没有?’相比,我主动打电话告诉对方,‘法律文书已经做好,麻烦你查收一下。另外请带上材料,咱们明天面谈’;或者告诉对方随时都可以登录办案系统查询案件进行到了何种程度,你觉得哪种情况当事人的感受更好?只要我们认真做了,当事人自然能感受到律师服务中的真心诚意。”
 
       永远止境  追求高质量法律服务
 
       自2015年5月1日起施行的新《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规定:“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出庭应诉。不能出庭的,应当委托行政机关相应的工作人员出庭。”
 
       2019年3月26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2018年全国行政复议、行政应诉情况发布会时介绍,2018年全国各级行政复议机关共办理行政复议案件25.7万件,办结22.4万件。
 
       在办结的受理案件中,作出撤销、变更、确认违法和责令履行等纠错决定的约3万件,纠错率达15.1%。2018年,各级行政机关共办理一审行政应诉案件23.5万件,败诉率约14.7%。
 
       基于这一背景,很多法律人断言,行政诉讼的春天正在到来。李吏民也不例外,他坚信三大诉讼中当下最不发达的行政诉讼以后会越来越发达,“因为依法治国政策,所有的行政行为都会被纳入司法审查范围中,以后的诉讼范围肯定越来越大”。
 
       李吏民认为,征地拆迁类的很多业务都处于待开拓状态,因为民众对“民告官”仍然有顾虑,或者还不具备相应的法律意识,抑或无法请、请不起律师。在老百姓心里,上访可能是比起诉更有效的维权方法,尽管那实际上是一种非正常的手段。
 
       “哪怕老百姓上访后,领导下一个决定或者文件就把事情解决了,但这(仍然)是非正常的(解决方法)。在法治社会里,依靠法院的审判(来解决问题)才是正常的流程。”李吏民说。
 
       针对当下的行政诉讼现状,京坤律所调整了自己的收费标准。很多咨询变成了免费,律所还组织所有律师综合各自的办案经验,辅以案例,耗时半年,汇成了《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纠纷处理图解锦囊》一书。
 
       2018年,李吏民编写并出版了书籍《律师来了——农村常见法律问题律师答疑》,把包括征迁法律问题在内的所有农村常见纠纷,系统详解了个遍。
 
       在京坤律所的微信公众号“京坤拆迁律师”上,每天都有征地拆迁的相关信息推送。为了打破知识壁垒,该微信公众号还设置了短视频、视频、直播等多种形式的法律专业科普链接,干货满满。
  
       律所每周开一次案件研讨会,每月召开一次由合伙人律师主讲的办案指南及最新法律法规学习会。
 
       为了更好地总结案件,李吏民还要求律所的律师每两年归纳、总结、整理一次所有经办案件,并评选出所内十大经典案例,供青年律师在研讨会上系统地学习。
 
       也有人质疑京坤律所此举是否会“教会徒弟,饿死师傅”,但在李吏民看来,所谓“教会徒弟,饿死师傅”只是一个局限的看法。
 
        “你认为蛋糕就那么大,但实际上我们可以通过提高我们的服务质量、提高民众消费法律服务的意识等方式把蛋糕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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