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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首例冷冻胚胎案,法院说行,你们怎么看?

吕佳臻 
 
       根据《北京晚报》的报道,一对年轻夫妇在医院进行试管婴儿移植术期间,丈夫被查出患有白血病,从确诊到去世仅仅25天,留下6枚冷冻囊胚保存在医院。
 
       妻子为了给丈夫延续血脉,决定继续进行移植手术,却因没有先例,不合法规,被医院拒绝。于是,妻子小雪(化名)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以下简称朝阳医院)诉至法院,这是北京首例冷冻胚胎案。
 
       近期,这起案件已由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法院判决朝阳医院继续履行医疗服务合同,为原告小雪施行胚胎移植医疗服务。
 
       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发展为更多的人打开了生育通道。从理论上说,生育是自由的,但实事求是地说,这种自由受限于一定的伦理、法律、舆论以及个人境遇。
 
       透过错综复杂的各类考量,这起案件似乎达成一个微小的突破,但不可否认,这种突破又是特殊的,情境化的。

 
       医院的难题和生育中的家庭角色

       在世界范围内,冷冻胚胎的处理总是伴随着各类争议。此前,印度曾出现该国首例走私胚胎案,相关诊所面临审查。因此,面对冷冻胚胎,医院常常予以审慎处理。
 
       在诉讼中,朝阳医院方面表示,患者丈夫去世后,小雪与丈夫生前冷冻保存的胚胎或囊胚并非小雪一人所有,而是其与丈夫的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共同所有,小雪一人无权处理。
 
       此外,医院方面还表示,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涉及医学伦理问题,必须考虑孩子的基本合法权益,包括胚胎所有人(如患者的公婆)是否要承担出生后孩子的法定抚养义务以及监护人的职责问题,孩子的父亲及其亲属身份社会关系等亲权、继承权问题等。
 
       对于朝阳医院此前拒绝实施辅助生殖的做法,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研究员刘长秋在接受《法律与生活》记者采访时认为,医院的考虑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从伦理上来说,医院的任何医疗决定都应当以病人的最佳利益为归依。在本案中,小雪生育孩子可能并不符合自己乃至未来出生孩子的最佳利益,因为客观上会产生这名女性需要独立抚养孩子的可能。
 
       “当事人都可以在法律的框架内提出自己的主张,至于哪一方的主张能够得到法院的支持要看法院对这一问题的法律适用。在本案的焦点问题上,法院回应了医院的担忧,并且做出了自己的法律判断,抑或是价值判断。” 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中华全国律师协会未成年人保护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段凤丽在接受《法律与生活》记者的采访中表示。
 
       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朱丽华则坦率地表示,公民有婚姻自由(包含结婚和不结婚的自由等),也依法享有生育权。但是,从目前我国的规定和现状看,生育权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结婚为前提条件的,这就造成了两者的矛盾。
 
       “丈夫去世后,婚姻关系消失了,而只有在婚姻中才能被分配到的‘生育指标’,这就成了该案中妻子面临的最大的‘鲠’,也是悬在医院头上的一把‘刀’。所以,双方通过诉讼,以这种更加慎重、更加经得起检验的方式,来决定女方的权利能否得以实现。”朱丽华说。
 
       家庭是一个社会的基本单位,家庭成员做决策时常常考虑家人的意见,特别是在生育问题上。在本案中,法院询问了小雪的公婆,两位老人均同意小雪继续要这个孩子,并同意由小雪一人向医院主张权利。
 
       作为生命伦理学专家,北京协和医学院人文学院教授张新庆认为,法院作出这一判决尊重了小雪的自主决定权,但也考虑到了其公婆对此事的主观意愿,因为在中国人的价值体系下,生育、抚养孩子在很多时候需要家庭决策,法院也会考虑整个家庭的意愿。

       一次开放的司法尝试
 
       刘长秋数十年来不遗余力地推动生命法学研究,他所撰写的《生命法学理论梳理与重构》一书是生命法学领域的一部重要著作。
 
       他表示,该判决是在目前我国人类辅助生殖立法还比较薄弱、很多问题还没有做出明确规定的情况下,依据法律的有关精神做出的一次司法尝试。
 
       “在本案中,借助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实现生育孩子的愿望是小雪及其已故丈夫的共同愿望,是夫妻二人意思自治的结果,应当得到法律的尊重。在丈夫因病去世而去世前并没有明确放弃移植胚胎的情况下,应当认定该丧偶妇女继续接受胚胎移植生育孩子的行为是夫妻双方共同决定的行为。为此,法院判决支持该丧偶妇女,是有法理依据的。”刘长秋说。
 
       张新庆在评价法院的这一判决时,持有类似观点。他认为,法院的判决并不违背目前的医学伦理,因为这位丈夫生前就已经与妻子开始通过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孕育孩子。在患病期间,丈夫也没有明确反对不允许使用冷冻胚胎。因此,根据推定同意原则,虽然丈夫已经去世,无法签字表明自己的意愿,但仍可以推定他同意使用冷冻胚胎。
 
       “虽然这个知情同意的过程并不完善,但是丈夫生前的行为仍然可以表明他的意愿。这也可以看出法院并没有机械地执行知情同意原则,而是充分考虑这个家庭的情况,做出了具有人文情怀的判决。“张新庆说。
 
       在刘长秋看来,虽然该案会作为我国人类辅助生殖司法领域的一个重要案件,对于推进相关立法的出台具有积极意义,但对于该案的示范作用,他却表示,“这种示范效果还很难说,因为这涉及到司法者对于当事人意思自治及其最佳利益之间的考量和平衡。有的司法者更关注意思自治,而有些则可能会更关注当时的最佳利益,关注点不同,其结果就会存在差异。”
 
       “法院没有支持医院的主张,并不是说医院的做法不合理。只是在这一问题的价值天平上,法院经过裁量,偏向了另一方而已。在医院的担忧之外,法院认为有更加值得保护的价值。”段凤丽说。
 
       朱丽华认为,这其实是诉讼中原被告双方非对抗性共赢的典型案例。“医院通过法院判决,明确了今后该类行为上可为和不可为的分界线,消除了医院可能存在的决策风险,为后续行为找到了合法性依据。”

       绕开胚胎是“人”还是“物”的审理思路
 
       在医学术语中,未出生的后代是一个胚胎,从受精的那一天到怀孕的第八周,之后便被称为胎儿。
 
       随着试管婴儿技术的发展,一些无法生育的夫妇可以通过体外受精的方式完成早期的胚胎发育,随后移植到母体子宫内,最终可以生育健康的婴儿。
 
       在这个可以受到人工控制的过程中,一些夫妇会选择冷冻多余的胚胎,以满足日后的不时之需。
 
       胚胎是处于生命的最初阶段,法律上常常存在的一个争议是,胚胎是“人”还是“物”?
 
       段凤丽在接受《法律与生活》采访时谈到,围绕冷冻胚胎的归属和后续移植,有两种请求权基础,一为物上请求权,即探究胚胎是否为法律上的物,如何对此物进行分割;一为契约上的请求权,即从胚胎移植合同入手,强调合同权利义务的继受。
 
       “虽然绝大多数案件争议的是前者,但是本判决则体现的是后者。从合同是否继续履行的角度入手是一种曲径通幽的方式,一定程序上绕开了对冷冻胚胎归属的法律探讨。”
 
       本案的审理角度不同于2014年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中国首例冷冻胚胎继承权纠纷案。
 
       来自江苏省宜兴市的一对双独年轻夫妇不幸车祸身亡,小两口生前做试管婴儿,在南京市鼓楼医院留下冷冻胚胎。
 
      为争夺胚胎保留香火,双方老人对簿公堂。江苏省宜兴市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冷冻胚胎不能继承,2014年9月17日,无锡市中院二审改判,支持双方老人共同处置4枚冷冻胚胎。
 
       正如段凤丽所说,北京的这起冷冻胚胎案绕开了胚胎是“人”还是“物”的争议,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对基于合意而为的人工生殖的肯定,体现出中国法院对人工生殖相对开放的态度,对今后冷冻胚胎案件的解决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不过,段凤丽也强调,合同具有相对性,合同权利义务的继受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如果夫妻一方中的妻子死亡后,采用合同权利义务继受的法律思路就可能面临问题,因为可供移植的母体不存在时,就会涉及到代孕是否合法等一系列问题。

       一纸判决能否包打天下?

      法院作出判决后,小雪可以带着这纸判决前往医院进行胚胎移植,医院也会配合。
 
       但是,正如段凤丽所说,这个判决只是这个家庭的一个起点,它能为这个不幸的家庭带来一个小生命,可以满足妻子对丈夫的眷恋和对公婆的感激。
 
       如果说万事开头难,这个判决已经帮助这个家庭走出了最关键的一步,但后面的路才是最长、最考验人的路。
 
       多位受访者都表示,在后续办理孩子的准生证、生育保险等各类手续时,依照有关部门的规定往往需要提交夫妻双方的身份证,可能还会面临一定的障碍,不能指望这一纸判决包打天下。
 
       的确,“这个家庭会面临所有自然生育的家庭将面临的各种问题,比如继承中胎儿的应继份额等;这个家庭也会面临辅助生殖的家庭都会面临的问题,比如孩子法定抚养人的确定等。”段凤丽说。
 
       她建议,当事人可以联系行政机关的相关部门“特事特办”。可以将判决书作为一个证明材料,但不能过分夸大它的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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