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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认定刑讯逼供他被改判无罪 程序正义的重要性

       1月17日上午,河南省濮阳工业园里召开了一场恢复名誉大会,河南省鹤壁市鹤山区法院公开向程正义,濮阳工业园区党工委原书记,道歉。
 
       在“恢复名誉大会”的现场视频中,程正义说自己“等待今天这个时刻已经5年半,2006个日日夜夜,正义虽然迟到,终究没有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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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右为恢复名誉大会上的程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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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切追溯于2010年的一份签字同意。据《新京报》报道,2010年3月份,程正义在任濮阳市范县常务副县长时,范县的一个开发商拿了一块地,想调整建设用地容积率、建高层,“当时县城提升,鼓励建高层。由于是建设用地,他们(开发商)便写报告让我签字。”
 
       程正义称自己当时没有签字同意,“我让他们去找住建局,先申请再按程序走。但住建局一直没有调整。”
 
       一年后,开发商又找来了,说住建局需要县政府签字。“他们说‘住建局让找政府,政府又让我们找住建局,我们到底该找谁’,看到他们着急,我就签字了,并写道——按2010年的会议纪要精神去执行。不知为何住建局未调整,此事也没有进入程序。”
 
       之后,程正义离开范县,于2011年6月10日被调入濮阳工业区。他事后才知,开发商拿到他的签字后,在没有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和施工许可证的前提下,进行了违法建设。
 
       由于当年的签字,鹤壁市检察院介入调查后,程正义被认为滥用职权而私自调整了建设容积率(1.8调到3.0),造成了该开发商的违规建设。
 
       “检察院审讯除了问我滥用职权,还问我有没有贪污受贿。我告诉他们我没有,就遭到了刑讯逼供。”程正义说。
 
       尽管一直没有认罪,2014年5月9日,他还是被鹤壁市鹤山区人民检察院以受贿罪和滥用职权罪提起公诉。
 
       2014年11月13日,鹤山区法院作出(2014)鹤山行初字第34号刑事判决,认定程正义犯滥用职权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年。
 
       一审判决后,程正义上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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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幸中的幸运是,程正义被刑讯逼供的过程被一位好心的看守拍了下来。
 
       照片内容为:程正义站着,被手铐背拷着,头戴一顶装满铅块和铁块的头盔,同时竹棍别到嘴上、铁条拧到后脑勺。
 
       2015年4月21日,由于原判决部分事实不清,且未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法庭调查,鹤壁市中级人民法院将案件发回鹤山区法院重新审理。
 
       2015年7月13日,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指定该案由太康县人民法院进行审理。
 
       2017年1月2日,太康县人民法院决定取保候审。
 
       2018年3月9日,太康县人民检察院作出不起诉决定,决定对程正义不起诉。
 
       2018年4月25日,重获自由的程正义向鹤山区法院申请国家赔偿。
 
       2018年6月25日,鹤山区法院作出(2018)豫0602法赔1号决定。程正义不服,向鹤壁市中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申请作出赔偿决定。
 
       “不起诉决定一出来我就开始着手申请国家赔偿,我当时要求限制人身自由赔款之外,支付我精神抚慰金100万,但是鹤山区法院的赔偿决定是1万,我没有办法接受。”程正义说。
 
       最终,2018年9月26日,鹤壁中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决定,鹤山区人民法院支付程正义被限制人身自由1259天赔偿金358487.66元,支付精神抚慰金50000元,并在河南濮阳工业园区管委会公开为程正义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
 
       如今,程正义的正县级待遇被恢复,他也已经到组织部门报道,表示愿意服从安排。
 
       “追责的话,我觉得省纪委都查过了,处理不处理,这是组织的事,我没有再申请追责了,希望我这个悲剧不要在他人身上重演。”程正义说。
 
       媒体人于平评论道:“程正义的遭遇与其名字,无疑形成了特别的关联,‘程正义’再多个字就是‘程序正义’,可程正义却遭遇到了没有程序正义可言的刑讯逼供。”
 
        那么,到底什么是程序正义,程序正义的重要性又在哪里呢?在北京大学教授陈瑞华《看得见的正义》一书中,我们或许能找到答案。
 
链接:何为程序正义?
 
       作为人类法律制度的基本价值,正义一般有两种表现形式,即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
 
       实体正义主要体现在实体法之中,贯彻于司法裁判的结论上面,构成一种对法官的实体性道德限制。
 
       从静态的角度来看,实体正义具有一系列明确的价值标准。刑法学者所研究的罪刑法定、罪刑相适应、对类似案件给予相同处理等法律原则,大体上可以视为实体正义的主要内容。
 
       但是,如果从动态的角度观察,实体正义在一个个具体的案件中却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由于几乎所有案件在事实和情节上都不完全相同,所涉及的法律问题也互有差异,而案件在裁判结论形成之前,多多少少都具有一定的不可预测性或不确定性,因此,要想给所有案件的裁判活动确定一个统一适用的公正结果,确实是十分困难,甚至是不现实的。
 
       尽管如此,人类法律价值中还有一些内容与裁判的结果或结论没有直接的关系,它们体现于法律程序的设计以及司法裁判的过程之中,具有明确、具体且可操作的道德标准,属于“看得见的正义”。
 
       如果说一个案件最终裁判得是否公正,往往只有当事者自己心知肚明的话,那么,一个案件的裁判过程是否符合公正的标准,有无明显的不公之处,则不仅为当事者所能感知,而且还能为一般社会公众所觉察。
 
       甚至在有的时候,普通公众进行的价值评价就是通过观察法律实施的过程来进行的。很明显,这种“看得见的正义”也就是程序正义。
 
       将程序正义视为“看得见的正义”,其实是英美人的一种法律传统。这源于一句人所共知的法律格言:“正义不仅应得到实现,而且要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加以实现”(Justice must not only be done,but must be seen)。
 
       用最通俗的语言解释,这句格言的意思是说,案件不仅要判得正确、公平,并完全符合实体法的规定和精神,而且还应当使人感受到判决过程的公平性和合理性。
 
       换句话说,司法机构对一个案件的判决,即使非常公正、合理、合法,也还是不够的;要使裁判结论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可,裁判者必须确保判决过程符合公正、正义的要求。
 
       因此,所谓的“看得见的正义”,实质上就是指裁判过程(相对于裁判结果而言)的公平,法律程序(相对于实体结论而言)的正义。
 
       为什么要制定并遵守法律程序?作为旨在形成某种法律决定的法律实施过程、步骤和程式,法律程序难道不就等于一系列的办事“手续”吗?
 
       例如,有人刚刚购置了一部电脑,需要了解并熟悉它的操作程序;有人要举行一场婚礼,需要事先确定各项喜庆“程序”;有人要去打高尔夫球,也要遵守一系列复杂的运动“程序”……
 
       显然,制定并遵守这些带有技术性的“程序”,可以确保机器操作得更加顺利,使事情进行得更加有条不紊,也可以取得竞赛的最后胜利。
 
       那么,法律程序与这些技术性的操作手续究竟有什么区别呢?
 
       针对这一问题,前任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佛塔斯(Fortas)曾从宪政主义的立场阐述了法律程序的意见,他认为不能从技术的角度来理解法律程序的意义,法律程序的建立实质上是对个人自由提供的一种重要保障。
 
       另一位大法官道格拉斯(William Douglas)这样论述遵守程序在美国制度中的重要性:权利法案的绝大部分条款都与程序有关,这并不是没有意义的。正是程序决定了法治与任意或反复无常的人治之间的大部分差异。坚定地遵守严格的法律程序,是我们赖以实现人人在法律面前平等享有正义的主要保证。
 
       实际上,美国法官对法律程序的“极端强调”,源于英美普通法的法律传统。程序正义作为一种观念,早在13世纪就出现在英国普通法之中,并在美国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
 
       程序正义观念的古典表述在英国是“自然正义”(natural justice),而在美国则是“正当法律程序”(dueprocess of law)。      
 
       1215年,英格兰国王颁行的《大宪章》第39条规定:“除非经由贵族法官的合法裁判或者根据当地法律”,不得对任何自由人实施监禁、剥夺财产、流放、杀害等惩罚。“
 
       1355年,英王爱得华三世颁布的一项律令(有学者称为“自由律”)明确规定:“任何人,无论其身份、地位状况如何,未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予以逮捕、监禁、没收财产……或者处死。”  
 
      这两个法律文件被许多学者视为英美普通法中正当程序或程序正义的最早渊源。英国法律制度在其发展的较早时期即有注重程序的传统,人们相信“正义先于真实”(Justice before Truth)。
 
       这一方面与英国法官长期形成的遵循先例的传统有关,使得法律程序——即法官的裁判过程——具有形成和发展实体法的功能,另一方面也体现出英国人运用法律程序对政府权力加以制约的思想。而注重法律程序的最集中体现就是对自然正义原则的严格遵守。 
 
       自然正义是英国法治(rule of law)的核心概念,是法官据以控制公共行为(public behavior)的基本程序原则。这一原则有两个基本要求:(1)任何人均不得担任自己案件的法官;(2)法官应听取双方的陈述。      
 
       这两项要求原本仅适用于法官的司法裁判活动,被用来作为法官解决纠纷时所要遵循的最低限度程序公正标准。但从20世纪以来,它们逐渐发展成为法院监督行政权的重要程序保障,成为行政程序正当性的基本根据。
 
       根据上述第一项要求,法官在审判中不得存在任何偏私,而且须在外观上使任何正直的人不对其中立性有任何合理的怀疑。为防止那些对某一方当事人怀有不利偏见的人担任裁判者,法官不仅不能与案件或者当事人双方存在利益上的牵连,而且不得对案件事实事先形成预决性的认识或判断,否则法官所作的裁判就会失去法律效力。
 
       自然正义的第二项要求又可称为“两造听证”原则,即法官必须给予所有与案件结局有着直接利害关系的人有充分陈述意见的机会,并且对各方的意见和证据平等对待,否则他所制作的裁判就不具有法律效力。      
 
       不难看出,自然正义的这两个要求都是有关法律程序本身正当性和合理性的标准,法官对它们的违背会直接导致裁判结论法律效力的丧失。这样,自然正义原则就包含了法律程序正当性的基本内容,成为程序正义观念的最早体现。
 
       英国普通法上的程序正义观念在美国得到继承和发展。美国联邦宪法第五条和第十四条修正案均规定:“未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
 
       这标志着程序正义观念在美国以宪法原则的形式得到确认和保障。根据美国学者和联邦最高法院的解释,正当法律程序可分为“实体性正当程序”(substantive dueprocess)和“程序性正当程序”(proceduraldue process)两大理念。
 
       其中前者是对联邦和各州立法权的一种宪法限制,它要求任何一项涉及剥夺公民生命、自由或者财产的法律不能是不合理的、任意的或者反复无常的,而应符合公平、正义、理性等基本理念;
 
       而后者则涉及法律实施的方法和过程,它要求用以解决利益争端的法律程序必须是公正、合理的。
 
       显然,在英美人的观念中,在对一个人的生命、财产、自由等各种实体性权益加以剥夺、限制之前,公共权力的行使者必须遵守基本的法律程序。
 
       在这里,仅仅存在一种“法律程序”是远远不够的。这种程序还必须符合一系列最基本的道德标准。正如同一个人必须遵守道德规范才能成为一个“好人”一样,法律程序和法律制度也必须具备最低限度的道德性,才能成为“好”的制度和程序。
 
        人类历史上出现的各种专制主义政权,如德国纳粹、意大利法西斯、日本军国主义等,一般都建立了大体上还算完备的司法制度和法律程序。
 
       但这些所谓的“司法制度”和“法律程序”并不具备最基本的道德标准,不符合人类普遍的公平、正义观念。换句话说,不符合公平、正义等价值观念的法律程序,即使非常完备、有效和实用,也不具备道德上的正当性。
 
       对于中国人而言,问题的关键并不是对某一个或者某几个西方国家的法律程序加以模仿、移植,而应当是理解并坚持一种“法律程序道德性”的观念,培养一种按照正义要求设计法律程序的文化。
 
       按照通常的说法,中国社会存在着明显的“重实体,轻程序”问题。在任何一种司法裁判过程中,无论是法官、控辩双方还是普通公众,所关注的往往是裁判的结果,而不太重视司法裁判的过程、步骤和方式。
 
       甚至在一些情况下,司法官员出于效率、便利等实用的考虑,还会故意地通过牺牲程序来保证某种预期的结果。
 
       康德曾将下面的一段话视为“绝对的道德命令”,也就是社会正义的最低要求:永远把人类——无论你亲自所为还是代表他人——当作目的,而绝不仅仅当作手段来对待。      
 
       这一点,其实就是程序正义的灵魂所在!
 
       作为“看得见的正义”,程序正义所最终要求的就是代表国家行使公权力的官员或机构,在作出使一个人的权益直接受到有利或者不利影响的决定之前,必须给予这个人以充分、有效参与决定制作过程的机会;
 
      对那些利益处于对立状态的当事者,必须保持中立,不偏不倚,并确保参与者拥有平等的参与机会和参与能力。
 
       与此同时,决定者在作出限制或者剥夺个人权益的决定时,还必须极其慎重,内心具有并向外部表达出充足的理由,以便能尽量说服受到不利对待的一方……      
 
       或许,人们永远不可能将程序正义的内容揭示到“穷尽”的程度。但无论如何,程序的不公正和非正义都是有着固定标准的,那就是使人仅仅成为手段或工具,而不成其为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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