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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骁:拥有家国情怀的律界精英

本刊记者 / 何照新
 
       推动立法发展、 参与行业标准的制定、首例胜诉判例,是法律人上下求索而往往求而不得的事情。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的韩骁律师,却将前述尽收囊中。取得如此成就,源于他的家国情怀。

       坚守法律人的使命

       韩骁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硕士, 在民法学大家梁慧星的言传身教下逐步成为一名真正的法律人。“作为学者,我觉得应坚持学者的独立性,坚持学术的立场。 真正的学术立场,应该符合国家、民族和人民的利益。 ”导师的话语成为韩骁的行为准则,烙印在他脑海里,践行在实践中。

       从《侵权责任法》到《民法总则》再到《婚姻法解释(二)》中相关条文的推进与完善,都浸透着梁慧星和韩骁师生二人的坚持与坚守。

       成为律师之前, 韩骁是建筑工程领域的一名工程师。 他曾接触到很多隐患工程,每每遇之痛心疾首。“2008 年汶川地震发生后,因为建筑质量问题引发的次生灾害一直未引起重视。为了从法律角度规范和监督建设单位、施工单位的建设行为,明确建筑物倒塌的侵权人责任,消除老百姓心头的担忧隐患,梁慧星老师一直积极倡导《侵权责任法》对该问题的立法工作。”韩骁回忆道。当时,在导师的引导下,他以辅助人员对建筑物倒塌损害责任进行了相关研究工作,积极投身到立法工作中。最终,建筑物倒塌损害责任制度设计成功写进了《侵权责任法》第八十六条之中,使“居者安于屋”的构想得到法律的有力保障。

       现实生活中, 遭受性侵害的未成年人的家人往往基于传统思想不敢且不愿寻求法律保护,即便未成年受害人想要主张权利, 但囿于其行为能力所限不可能凭借一己力量寻求法律保护; 若等到受害人成年之后再想寻求保护, 也会因诉讼时效届满而得不到法院的支持。 为了切实保障未成年人的权利,在《民法总则》的制定及审议阶段,梁
老师和韩骁排除万难,积极推进未成年人遭受性侵诉讼时效起算时间的规定。 最终,这一法条被记入《民法总则》 第一百九十一条——未成年人遭受性侵害的损害赔偿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自受害人年满十八周岁之日起计算。

       在《民法总则》实施之后,韩骁又投入有关民法分则的研究工作之中。 韩骁在执业过程中曾代理过一位新加坡教授的案件,这位教授的妻子在一年之内向他人借款四五百万元,但教授对此事毫不知情,其妻在离婚之后无力还债,却要教授承担还债义务。最终,法院适用《婚姻法解释(二)》让教授承担还款责任。这样令人瞠目结舌的案件并非个案,不断地在现实中上演。为了遏制这种愈演愈烈的社会不公现象,在梁慧星、韩骁及众多法律人士的推动下,新的婚姻法司法解释修正了原有解释的误区,在新解释中规定除非夫妻二人同时签名或者一方事后追认,否则不再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 韩骁说,这是司法制度顺应民意做出的一大重要改变。

       除了参与《民法总则》和民法典的立法工作,韩骁还积极参加了公安部委托北京网络安全协会针对相关行业标准的制定工作, 他是该起草小组的五名法律专家之一。

       从《民法总则》这部法律到涉及行业标准的规范,韩骁亲历了全部过程:从法典体系的架构搭设到法律理念的运用贯穿、法律原则的制定归纳,再到法律制度的确立明确,最后到法律条文的字斟句酌,韩骁深刻体会到立法工作的艰辛,深感一部良法、善法制定承载的历史责任。

       头条律师的进阶路

       在导师的引导下,做一名学者型律师,不负时代所托,成为推动立法发展与完善的参与者,通过个案推动中国法治的进步,是韩骁此生不懈的追求。

       韩骁从业以来,承办了天价拖车费案、医疗纠纷医院全责案以及郭敬明诉李枫诽谤案等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案件。头条律师是业界人士给他的称号。谈起这些案件,韩骁感触颇深。

       其中,天价拖车费案发生在2015年10月的一天晚间,一家运输公司的一辆货车与另一辆货车相撞,两车均载满砂石料,该公司的货车对此次事故负全责。事发后,交通队通知救援公司进行救援。事后,救援公司找到运输公司让其支付8公里近13万元的施救费用,运输公司拒付。之后,救援公司将运输公司起诉至法院。

       韩骁作为运输公司的代理律师, 对案件进行多次调研和论证。得道多助,经过千难万险取得的监控还原了事发时的真实情况: 事故现场进行救援的只有一辆吊车,且并非救援公司声称的200吨的吊车,录像也没有体现救援公司主张的部分车辆及人员。

       通过对北京市内多家公司的拖车救援费用收费情况进行比对分析,韩骁发现,本案中救援公司的五项收费均远超出行业收费标准,有的项目收费甚至是同行的6.5倍。 为了证实救援公司并未对事故车辆进行二次救援, 韩骁及其团队以实测方式计量出事故发生后的实际路途。结果显示,在救援公司所主张的时间内,根本完成不了二次救援。救援公司的谎言一次次被现有证据戳破,法院最终认定救援公司收费过高,判决运输公司支付其施救费3万余元。

       一次道路救援,高达10万元的价格差,差点儿给一个本就贫穷的家庭带来毁灭性的伤害。韩骁告诉本刊记者,这是他代理的一起公益诉讼,当他看到家徒四壁的货车司机向他求助时的绝望神情,再到他调取证据过程中遇到的层层险阻,他希望这个案子能推动救援公司行业自净。然而,遗憾的是,现实社会远比想象的要残酷,行业自净牵扯各方利益,改革任重而道远。

      众所周知,在司法实践中能认定医院负全责的鉴定意见并取得上百万元赔偿的案件凤毛麟角。在北京法院审判信息网发布的100件医疗损害纠纷判决中,鉴定机构认定医疗机构承担全部责任的只有一起案件,而这起案件的代理律师即是韩骁。

       此案涉及产妇产子及新生儿死亡,医院的误诊以及有违常理的大量病历让韩骁绞尽了脑汁。鉴于医疗案件一般是以鉴代判,韩骁就将医疗事故鉴定作为本案重点,他亲自出席鉴定会并发表了长达30分钟的陈述。 韩骁在会上阐明院方在新生儿自主心率回升至每分钟60~80次的情况下,向家属交代新生儿“已失去继续救治的意义”,建议家属放弃治疗,导致婴儿得不到任何治疗。 即便在这种情况下,新生儿依然存活了9个小时。“医院的行为是对生命的漠
视。为人父母,但凡有一丝希望,绝不会放弃一个鲜活的生命。 因为院方不当表述,才造成患者家属放弃治疗。”

       作为一名父亲,他能感受到委托人心中的痛苦。最终,北京医学会出具的《医疗损害责任技术鉴定书》认定医院对此次医疗事故承担完全责任,法院据此判决医院向产妇赔偿137万余元。这起案件的成功办理,为承办此类纠纷的律师提供了诉讼范本。

       然而,这起案件并没有真正完结,由于手术导致产妇多年不孕,她再一次将案件委托给了韩骁。

        韩骁代理的“开先河”案件让他逐步成为行业中的佼佼者。灵活多变的诉讼布局、稳扎稳打的战略部署、颠覆性的思维方式,是这位头条律师不断进阶的制胜秘笈。
 
学者型律师的成长心得

        记者:采访中,您一直强调梁慧星老师对您的人生教导,请简单描述一下您的导师在哪些方面深深地影响了您?

        韩骁:梁老师是我的人生导师,也是我的人生楷模。 梁老师是一名真正的师者,不仅传道授业,还一直尽心尽力资助扶持后辈学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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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先生身上有一种文化人的自觉和法学家的社会责任感。老师给予我的不仅是知识,还是一场灵魂的洗礼、一种人格的塑造。

       梁老师将其所有个人专著、演讲论文、教材书籍等著作的使用权无偿授权给了很多网站,求学者可以免费下载,无疑是一种馈赠;梁老师卖掉北京的房产,出资近200万元在家乡捐建了不以自己名字命名的汉阳图书馆,让更多的孩子圆梦。此外,梁老师还长期资助贫困学生,并在家乡设立了奖学金,奖励成绩优异的学子。

       2018年9月,在社科院法学所60周年华诞、社科院研究生院40年校庆之际,梁慧星老师授权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法学系出资设立了“梁慧星新生奖学金”。我希望借此方式也能帮到更多的学子,为社会培养更多的法律研究者。

        记者:为了做好一名学者型律师,您做了哪些准备?

       韩骁:我有一间12平方米的书房,全是书籍,大多数都是法律书籍。此外,我还收藏了金庸先生的系列作品,我尤其喜欢金庸先生描绘的武侠世界,笑傲江湖,行侠仗义。一位客户赠与我的锦旗尤得我心——“挥法律利剑,捍社会公平”,有一种侠情的浪漫。我是一名民盟盟员,每次心有不快的时候,我都会拿出《民盟历史文献》读上一番。这本书很神奇,每次读完都能给自己注入无穷的力量。

        每天无论多忙,我都要在我的小书房里待一阵子,那是我觉得最充盈的时光。对于律师而言,每天都在不断接受新的案件、解决新的问题,这就需要不断地学习,从新的认识中得以构建开放自如的思维方式,不至于固步自封、放弃成长。

         我认为做一名学者型律师是责任使然,而律师应该是对当下法律的适用状况最为了解的一个群体。 因此,也知道法律制度本身理论上的症结和痛点在哪里。 特别幸运可以参与到国家相关立法、修法工作中,为我国法律的建立、完善提供实证分析与论证,为我国法治建设做出一定的贡献。

        记者:您和您的团队是如何做到在办理案件中始终持有高效高能“作战能力”的呢?

        韩骁:我的几名助理都说,我像是一位益友,也像是一位良师。 平时,工作虽繁重,但氛围轻松、融洽,我与助理之间是以一种平等身份在沟通交流,大家互相配合,共同把工作做好。 我时常跟他们说,作为一名诉讼律师,每天接触不一样的当事人,应当在自己心中守住自己的底线,葆有那一颗最初的公平正义之心。 正如康德所说:“世界上有两件东西能深深地震撼人们的心灵,一件是我们心中崇高的道德准则,另一件是我们头顶上灿烂的星空。 ”

       我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的硕士生导师、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法律硕士生导师,可以接触很多跟我助理年龄相仿的法学学生。 他们的思维方式更具开放性,看问题的角度也更多样化,对于法学理论的研究也更加深入。 很多时候,他们提出的观点、看法都会让我耳目一新,给我新的启发。 此外,“90 后”超强的互联网检索能力为我们的工作顺利开展提供了强大的后盾支撑。 在某个案件立案过程中,我苦于对方当事人的身份信息无法得知,一名助
理居然利用互联网搜寻到了这位当事人的个人身份信息,因此才得以成功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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