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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驾行业如何走出“三无”困局

 

漫画/胡丁

炎热的傍晚,与三五好友喝酒撸串,一直是不少济南人的消暑方式之一。随着天气越来越热,代驾行业也进入旺季。在方便车主、有效减少酒驾行为的同时,与之相关的各种纠纷和投诉也明显增多。12345市民服务热线近一个月收到关于“代驾”问题的反映177条,其中囊括了要价过高、个人冒充公司、在代驾公司办卡后无法使用等各种问题。放眼全国,代驾行业乱象丛生,无主管部门、无准入门槛、无强制性规定的困局被暴露无遗。

▌网络代驾产值突破百亿元

近年来,交警部门对酒驾行为查处越来越严格,加之“喝酒不开车”共识的逐渐养成,代驾市场越来越火爆。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市场上大约有200余种代驾软件,服务覆盖全国300多个城市。据e代驾全国大数据研究中心发布的《2018年应酬指数报告》显示,2018年全国代驾使用次数达到2.67亿次。根据过去6年全国平均酒驾交通事故发生比例以及伤亡人数比率计算,过去一年因为代驾,避免了超过300万起因酒驾导致的交通事故,间接挽救了数十万人的生命,避免因酒驾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超过百亿元。如果按全天平均客单价计算,全国网络代驾产值破百亿元。与此同时,野蛮生长的代驾行业也成为乱象滋生的温床,各种案例不断发生。

今年3月25日,市民石先生叫了一名代驾司机从奥体中心去济钢新村,抵达目的地后,被告知要收取119元代驾费。石先生质疑其收费太贵,且18公里路程与实际不符。后经核实,当事司机自称所属的公司和现场拨打的所谓“公司领导”电话均为虚假。

2016年7月12日晚,市民耿先生通过代驾平台预约了一位李姓司机,将车辆从鲍山中心幼儿园开往邢村立交桥附近。当天下雨,代驾司机将价值200多万元的奔驰车开进道路积水中导致熄火,维修费用预计在30万元以上。但代驾平台却称,由于公司购买的保险拒绝赔付,所以无法进行相应赔偿,只能给予金额较小的象征性赔偿。

2015年5月27日,在工业北路坝王路路口,一名“酒代驾”被交警查处。起初代驾否认喝酒,民警连换3台酒精检测仪,都显示酒精含量值为32mg/100ml。这时,代驾黄某才承认“中午喝了点白酒”。黄某被处1000元罚款、记12分、驾驶证暂扣6个月。

放眼全国,近年来,与代驾有关的案例明显上升。记者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以“代驾”为关键词进行搜索,结果显示,2017年至今,全国共有3464份此类判决。其中,南京市江宁法院审理的一起代驾纠纷比较具有代表性。代驾司机把车开进水塘不幸溺亡,死者家属将网络代驾平台告上法庭,后来却发现,“有代驾公司的制服和工牌,但并不代表他就是代驾公司的人。”经过两次审理才发现,运营代驾业务、与代驾司机签订劳务合同、发放报酬的均不是网络平台,而是3家不同的公司。最后通过调解,看似与网络平台并不相干的劳务公司承担了60.5万元的赔偿。▌“定性”尴尬监管无序

代驾行业起步于2003年,最初业务量寥寥,很多公司把代驾作为一个业务增项。2011年“醉驾入刑”,代驾业务量猛增,大量专业代驾公司成立。2003年至2015年期间,代驾行业完成了以传统代驾为主到互联网代驾为主的转变。2016年以后,这一野蛮生长的行业暴露出越来越多的漏洞。记者调查发现,目前代驾公司是在工商局登记设立的从事“非营运车辆的驾驶服务”的公司,监管主体并不明确。

目前,我国相关法律法规也未将代驾服务行为设置为前置性行政许可项目,工商部门只能依据公司法、行政许可法等相关规定,按照非禁即入的市场准入原则,依法受理企业和个人从事代驾服务的登记注册,加之代驾司机的驾驶资质目前也没有统一、具体的标准,从而导致整个行业呈现鱼目混珠、良莠不齐的发展状态。

而交警部门主要对代驾过程中的交通违法行为进行查处。代驾服务与营运性质的驾驶服务有着本质区别,在没有明确管辖权的情况下,交管部门也无法对代驾行业进行监管。

目前的代驾行业“定性”比较尴尬。有的代驾司机和平台之间是直接的雇佣关系,有的是通过第三方的劳务合作关系。劳务合作关系非常复杂,代驾司机和平台之间、平台和第三方劳务公司之间、代驾司机和车主之间的关系,目前均没有明晰的法律规定来界定。这种关系与运输合同、雇用合同、承揽合同、委托(服务)合同都有点沾边,但又不能归于哪一类,因此多个部门都难以监管。

▌建议立法加强行业监管

目前,代驾行业在立法上没有一个规范性文件,基本上是平台和行业在发挥自律和引导作用,难免有企业剑走偏锋、放低标准,过度追求私利而损害公共利益。

2017年6月,《代驾经营服务规范》正式实施。《规范》要求代驾司机要持证上岗,公司要有代驾责任险,代驾司机必须满5年实际驾龄,公司的上岗培训分理论和实操,学习要满9个小时,理论学习中还教授简单的救护知识等。从内容方面看,对代驾准入门槛进行把关,并对监管考核机制进行了细化。业内人士表示,该《规范》填补了部分层面的空白,但其只是行业内的非强制性标准,只能寄希望于相关企业自觉遵守,效果自然可想而知。而国家层面的制度规范依旧欠缺。

2018年全国两会上,有政协委员提交提案,建议出台管理规定,依法加强代驾行业监管。国家相关部门参照交通运输部制定的《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规定》,尽快制定出台《代驾行业经营服务管理规定》,明确政府主管部门及相关部门的监管职责,通过明确资质审核、行业监管、费用收取、司机资质、服务规范、事故担责等方面的统一规范,依法确定代驾行业“门槛”。建议国家相关部门根据合同法、民法通则等法律法规,制定统一的格式合同,细化代驾行业规范,并对代驾机构资格要求、代驾人员职业资质、服务质量标准、收费及投诉机制作出详细的规定,明确合同主体的权利义务。由政府主管部门牵头,统一制定代驾服务行业的管理服务标准及收费标准,制定专门的税务发票,实施代驾行业强制保险制度,防止和纠正代驾服务和收费等方面的乱象。

对于代驾行业健康有序发展,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余凌云认为,在“互联网+交通”的背景下,应通过“多中心、多主体、多层次的合作治理”,实现规制目标。首先代驾平台要自我规制,作为一种内生性治理机制,平台自我规制具有信息、技术、效率等方面的优势;此外,代驾行业协会应起到自律作用;最后,政府部门要展开监管,在承认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以及行业协会自律价值的同时,也要看到市场机制不完善会导致“市场失灵”,公共利益可能无从保障。因此,在合作治理中,政府部门仍应适当发挥作用,对代驾行业进行监管,由于代驾行业涉及众多管理部门,各个部门必须厘清各自职责,以免使行业掉入监管空当。

(本报记者 胡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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