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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要酬劳不成怒摔手机宁波这位大妈火了

  《法律与生活》综合报道,近几日,宁波的一位大妈火了。她捡到一名年轻女子丢失的手机后,索要2000元酬劳,但失主只拿出了500元现金,并送上一筐杨梅表达谢意。于是,大妈不仅拒绝归还手机,还在失主报警后怒而把手机摔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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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19日,宁波姑娘小徐在路上丢了手机,在拨了十多次电话后,联系上了捡手机的中年妇女,对方开口就索要2000元酬谢费。

  双方碰面后,小徐意欲给500元酬金,外加一筐杨梅以示谢意。最后即便是小徐苦苦哀求,该女子仍拒绝交还。于是双方对于酬谢费讨价还价不成后,中年妇女拒绝将手机交还,于是姑娘选择报警。不料中年妇女眼看自己占不到便宜,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突然怒摔手机,把屏幕摔了个稀巴烂。在小徐拿到手机逃开后还骂咧着追赶。据了解,当地警方已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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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则新闻最能引起大家关注,激起读者情绪的,自然是这位大妈“不占便宜不舒服 ”的精神,以及“ 我占不到便宜你也别想舒服 ”的作风。

  大妈这种行为,不仅是对拾金不昧传统道德的恶意亵渎,也是对现行法律制度的直接触碰。《物权法》第一百零九条规定,拾得遗失物,应当返还权利人。因此,大妈捡到手机返还失主是法定义务。

  另一方面,《物权法》第一百一十二条规定:权利人领取遗失物时,应当向拾得人或有关部门支付保管遗失物等支出的必要费用。这一条款,强调了对拾得人权益的保护。

  只不过,现行制度并未对“保管遗失物支出的必要费用”作出进一步的制度设计,这里的“费用”更多是停留在现金层面。如果支出了可见的200元,失主应当支付。但如果只是付出了等待失主的2个小时,又怎么算?进一步来说,本案中的大妈有没有权利要求回报呢?

  不少国家认为,拾金不昧是美德,但要求一定的回报也是可以的。譬如,德国规定,拾得人可以向受领人请求赏钱,具体比例为5%或3%;俄罗斯规定,拾得人可索取20%以下的报酬;日本更严格,受领人须向拾得人支付该物件价值5%以上、20%以下数额的报酬。

  不过,我们在用唾沫星子喷完这位大妈之后,或许可以换个角度考虑一下,能不能通过一些制度设计,来减少这类“拾金索酬”的纠纷呢?

  我们自古以来宣传“拾金不昧”的美德。但必须承认,不是每个人都有这么高的觉悟。毕竟,拾金不昧在很多时候其实是一件成本很高的事情——你要耗费时间精力,保管财物,没准还需要到约定好的地点去把东西还给失主。从人性的角度讲,相信很多人不愿意白干这些活,很可能会因为怕麻烦,干脆就不去做好事了。所以,给拾金不昧者一定的酬劳,是有合理性的。

  当然,拾金索酬并不等于漫天要价。就本案来说,大妈索要2000元酬劳无疑是偏高的,摔碎手机的行为更是涉嫌故意毁坏公私财物、非法占有和敲诈勒索。同样,在前述的德国、俄罗斯等国,“拾金而昧”面临的法律处罚都是相当严厉的。这方面,我国或许可以借鉴。

  在我国台湾地区也有一些比较聪明的办法。根据台湾相关法律规定,如果暂时找不到失主,可以先把失物给警察机关。假如半年内无人认领的话,失物就将被拍卖,拍卖所得的钱,会送给当时的捡到这个东西的人。

  这样的法律设置显然不是为了让人们都盼着撞大运获巨款,而是为了激励更多的人做出拾金不昧的行为。事实也证明,合理的拾金奖励政策确实会提高失物返还率。一位美国教授曾在东京和纽约街头分别将手机和钱包故意丢弃,东京的失物返还率高于纽约。这位教授说,这并不代表日本人更“ 高尚”,而是因为日本有奖罚更分明的制度。

  而在我国大陆地区,虽然有些城市在“拾金索酬”方面有自己的尝试,但大多数地区基本都是按照总的规定——“拾得人在归还失物人的遗失物时,只能享有对保管遗失物所支出的费用 ”。这样的规定显然无法有效提高我国的民众失物返还率。首先,规定给出了“拾金索物的金额必须极低”这个天花板。然而另一方面,它又没有给出具体可比对的酬劳款数额,无法在法律上直接有力地震慑和限制那些捡到别人的东西胡乱要价耍无赖的恶霸们。或许,我们该丢掉 “拾金不昧”的道德高帽,基于真实的人性,制定合理性更高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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