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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离世拆迁款被法院冻结,继承人权利如何救济?

 文/ 陈启刚

       房屋拆迁补偿款被冻结

      陈道生与妻子李红英育有一子两女,农村自建住房6间。2010年,陈道生因病去世。2016年5月,陈家的住房被划入政府拆迁范围。经过评估,陈家除了可以拿到两套安置房外,还可以领取一百多万元补偿款。
 
        李红英去拆迁办办理领款手续时,负责发放拆迁款的工作人员告知她:“你家的拆迁款已经被法院冻结了65万元。”李红英一下子蒙了。
 
        原来,申请执行人刘海与被执行人陈道生发生过民间借贷纠纷。申请人于2010年5月25日依据生效的民事判决书向法院申请执行,后法院依法查封了被执行人名下的一套住房,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约定待该房屋拆迁后以拆迁补偿款偿付债务,该案终结此次执行程序。
 
        2016年5月,被执行人名下房屋拆迁,申请人遂向法院申请恢复执行,执行人员在执行标的额度内冻结拆迁补偿款65万元。
 
        随后,执行法官发现被执行人陈道生已于2010年2月5日因病死亡,案件依法中止执行。此时,申请人向法院申请变更陈道生的继承人为被执行人,在继承遗产范围内承担债务偿还责任。而陈道生的继承人向法院表明要继承该65万元,并提出异议称陈道生名下房屋系家庭共有财产,该65万元拆迁补偿款并非陈道生的遗产,而是其他家庭
成员的财产,故不应执行,也不应将他们变更为被执行人。

       关于继承人权利如何救济,法院合议庭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变更追加当事人规定》)第十条规定,作为被执行人的公民死亡或被宣告死亡,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该公民的遗嘱执行人、继承人、受遗赠人或其他因该公民死亡或被宣告死亡取得遗产的主体为被执行人,在遗产范围内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继承人放弃继承或受遗赠人放弃受遗赠,又无遗嘱执行人的,人民法院可以直接执行遗产。故法院应裁定变更陈道生的继承人为被执行人,若其对变更裁定不服的,可依据《变更追加当事人规定》第三十条规定,向上一级法院申请复议进行权利救济。
 
        另一种意见认为,由于陈道生的继承人对执行标的提出异议,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的规定,应对案外人异议进行审查。理由成立的,裁定中止对标的的执行;理由不成立的,裁定驳回,案外人、当事人不服的可提起执行异议之诉,以诉讼方式进行权利救济。
 
        继承人权利救济制度与途径

       笔者拟通过对我国现行变更、追加执行当事人的权利救济制度的探讨,提出本案在现行法律框架下的处理意见。
 
        一、现行变更、追加执行当事人的权利救济制度

       “没有救济就没有权利。”在德国、日本、我国台湾地区的强制执行立法中,根据救济的内容不同,将救济分为程序性执行救济和实体性执行救济。
 
        程序性执行救济是指当事人或者第三人(案外人、利害关系人)对执行机关的执行违反了程序的规定并侵害了其合法权益,以提出异议的方式请求纠正该行为的一种救济方法。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确立当事人、利害关系人不服违法执行行为的程序救济制度:执行异议和执行复议,可称之为双层救济程序。《变更追加当事人规定》第三十条则确立了被申请人、申请人或其他执行当事人对法院作出的变更、追加裁定或驳回申请裁定不服的救济制度:执行复议,可称之为单层救济程序。两规定的相同之处在于都是对执行行为不服提起的程序性救济;不同之处在于,前者当事人先向法院提起执行异议,对异议裁定不服再向上一级法院申请复议,后者则没有提起执行异议的环节,相关当事人对变更、追加裁定或驳回申请裁定不服的直接向上一级法院申请复议。

       实体性执行救济是指当事人或第三人(案外人、利害关系人)认为债权人的主张与权利的现实状态不符,或者具有足以排除执行依据的执行力的实体权利,以起诉的方式请求对实体法律关系进行裁判,并排除强制执行的救济方法。与前述程序性救济制度设计相对应,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变更追加当事人规定》第三十二条也分别确立了两种不同的实体救济制度:执行异议+ 执行异议之诉的双层救济制度和直接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单层救济制度。二者规定相同之处在于相关当事人都可以提起执行异议之诉进行权利救济;不同之处在于提起执行异议之诉事由不同,前者是因案外人对执行标的存有异议而启动,后者是当事人对特定情形下变更、追加裁定或驳回裁定不服而提起。
 
       二、现行法律框架下继承人权利救济的途径

       变更、追加执行当事人属广义执行行为中的裁判性执行行为,具有特殊性。一般应由申请人向法院提交书面申请及相关证据材料,除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案件外,执行法院应当组成合议庭审查并公开听证。经审查,理由成立的,裁定变更、追加;理由不成立的,裁定驳回。可见,执行法院在裁定是否变更、追加执行当事人时原则上要进行实质审查(言辞辩论、双方参与)。这样的制度设计遵循了比例原则和审慎原则,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合理性,一般情况下可以较充分地保障相关当事人的权利。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专门设置的执行标的异议制度,是针对在执行过程中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有异议,可通过提起执行异议和执行异议之诉进行权利救济。而《变更追加当事人规定》就其制度设计而言,裁定变更、追加执行当事人尤其是被执行人,是一种执行行为,表面看和执行标的无关,但这种执行行为如前所述是裁判性执行行为,具有特殊性,可能直接涉及相关当事人对执行标的的实体争议。如此,相关当事人的权利救济能否通过诉讼程序进行救济成为关键。《变更追加当事人规定》并非没有考虑到这种情况的出现。但基于不同的价值考量(并非所有情形都能通过诉讼进行救济),规定了复议、诉讼两种救济途径,“对于比较简单、明确的变更或追加,例如因被执行人名称改变导致的变更被执行人、因继承发生的变更被执行人、追加负有无限责任的合伙人为被执行人等,均可通过复议程序予以救济。而对于其他较为复杂的变更、追加,则应通过诉讼程序予以救济,以实现债权人和第三人之间诉讼权利的对等和利益平衡”。力求在迅速实现债权与充分程序保障、执行效率和执行公正之间寻找一个最佳平衡。

       权利救济制度的设计要遵循比例原则。本文前述案例中出现的情形,因继承发生变更被执行人,如果经审查属于“比较简单、明确的变更或追加”,根据《变更追加当事人规定》制度设计,被执行人陈道生死亡后申请人申请变更陈道生的继承人为新的被执行人,在遗产范围内承担债务偿还责任,法院应予支持。法院变更被执行人后,新的被执行人(即继承人)有异议的,其可以向上一级法院申请复议。如果经审查,案情较为复杂,继承人对执行标的有很大争议,在现行法律框架下,继承人可通过提起执行异议和执行异议之诉进行权利救济。(作者系江苏省常州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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