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军:我可能比“敌人刑法”首创者更激进 - 鹰眼 - 法律与生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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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军:我可能比“敌人刑法”首创者更激进

吕佳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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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军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德国最高奖学金洪堡基金获得者,主张“法规范维护说”和“敌人刑法”理论)
 
  浩瀚的宇宙中还存在什么?大地还有怎样的力量?一切都会消逝吗?如何才不至于无家可归?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冯军已经五十多岁了,他不再有太多的困惑,或者说不再有过于强烈的好奇心,但对头顶的星空和脚下的大地,他仍然感到困惑。
 
  冯军被称为“人大刑法学界的陈寅恪”,但他觉得这不过是学生们传播的溢美之词,并非因为他具有如同陈寅恪一般的品格和学问,而是在于他总是要求学生们养成独立的人格。
 
  2017年11月15日深夜,冯军书面回答了本刊记者的所有提问,每一个回答都力透纸背。面对过往的艰难,他毫不避讳;对于“敌人刑法”的观点,他依然笃定,甚至比以前更加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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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军与雅科布斯教授在莱茵河畔)
 
        初心
 
        记者:您选择做学问的初心是什么?
 
       冯军:这并不是我的初心啊!是什么妨碍了我当初主动选择做学问?我想,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当时我完全没有理解学问的价值,以为做学问就是当老师,但现在我知道得很清楚了,学问才是人类福祉的依靠;二是当时我很穷,但从事科学和艺术的前提是需要相当优越的生活条件做保障的。
 
  的确,做学问并非冯军的初心,他早期的志向是做官,这种情结直到他博士毕业时仍然存在。之所以后来成为一名学者,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我的导师高铭暄教授将我留在了人民大学”。现在他明白了,对自己来说,做学问才是“一条正确的人生路”。
 
  既有的初心让冯军有些难以启齿,但这恰恰体现了他的真诚。在他生命的旅程中,就读法律专业、攻读法学博士、开启法学研究,这些与法律有关的重大选择都是由一系列偶然造就的。
 
  “按我较真的性格,做一名外科手术大夫或许更合适。”冯军说。高考结束填报志愿时,在班主任的建议下,他填报了法律,因为这个专业在当时还是冷门,容易录取。最终,冯军考入湖北财经学院法律系(现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曾昭琼,这位中国20世纪上半叶最早获得法学学士和留学日本的刑法学者是冯军学习刑法路上的领路人。在他的激励下,冯军下苦功学习日语并考上了刑法专业研究生。
 
  从读研究生到博士毕业,冯军用了整整10年时间。这10年,他并不是如外人想象的那般埋头苦读,更多时候,他总是想放弃,因为爱情,因为自卑。
 
  研究生一年级时,冯军爱上一个女孩,但因自己的倔强而失去了这份爱。“当时,我痛苦得甚至想去体验死亡的快乐,就向学校提出退学,是曾昭琼教授让学校挽留了我。”冯军回忆。
 
  1991年,在攻读博士期间,冯军被选派到日本联合培养。那时的中国,没有私人电话,没有高铁。到了日本后,冯军总是感到一种深深的自卑,再次萌生了放弃学业的想法,甚至打算前往日本名古屋市附近的丰田公司汽车总部学习汽车制造。
 
  冯军在日本的导师大塚仁教授没有放弃他,反而鼓励他继续研究刑法。几乎每个周末,大塚仁都会陪他参观日本的博物馆和公园。冯军说:“他给我讲解刑法,指出我必须阅读的刑法文献,这才使我对刑法产生了浓厚兴趣并坚持完成了学业。”
 
  在求学路上,从事刑法学研究一直都不是冯军的首选。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回首30年前的往事,冯军想来,对于自己较真、任性的性格,适合他的不是做官,而是埋首读书。
 
        超越
 
        记者:您是否会结合我国当下的现实建立超越前人的理论?
 
        冯军:不客气地说,我感到会。我国的立法者和司法者表现了很多令我惊叹的智慧,我需要在健康的状态下将其归结、完善为一个成熟的刑法教义学体系。”
 
  前人的理论是一道横在所有研究者面前的门槛,跨越这道门槛是任何一位研究者的目标,完成这一目标的重要前提是要拥有超越前人的野心。
 
  早期,冯军是不自信的。在日本和德国的学习经历让他大开眼界,也让他树立了自信和勇气。“刚开始,我觉得日本和德国的学者懂得太多了,他们好像什么都懂。后来与他们交流多了,我就开始有了底气,感到自己努力的话也可以做得很好,只是不能急躁,更不能懈怠。”冯军说。
 
  1994年夏天,冯军在北京德国文化中心歌德学院开始学习德文。这个偶然的契机源于他在前一年认识的德国波恩大学著名的刑法学家根特•雅科布斯(Günther Jakobs)教授。“我被他的风采所折服,便向他表达了到德国跟随他学习的愿望。虽然我是认真的,但不知道他是否真的愿意。出乎意料,半年后我收到他从德国寄来的信件,信上说他已经帮我在德国申请到每月2400马克(按照1994年的汇率,约合2万元人民币)、为期两年的奖学金,希望我能尽快到德国学习。”冯军说。喜出望外之余,冯军埋头学习德文,于1996年夏天前往德国。
 
  冯军的很多学术观点都受到了雅科布斯教授的影响,最重要的莫过于在“法益侵害说”与“法规范维护说”之间,他坚定地选择了后者。这两种学说是围绕刑法的目的而产生的不同学术观点。
 
  “法益侵害说”认为,刑法的目的是保护法益,法益一般包括所有社会成员的生命、身体、财产、自由等个人的生活利益,也包括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社会管理秩序等国家利益与社会利益。“法规范维护说”认为,刑法的目的是维护规范的效力,即维护法规范的稳定性,法规范与社会具有同一性,必须维护公众的规范认同。
 
  在跟随雅科布斯教授学习前,冯军对“法规范维护说”并没有研究,刚开始接触这一学说时甚至产生过抵触情绪,但当他系统地研究了这种学说之后,就再也没有摇摆不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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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活动的冯军(左)
 
        争议
 
        记者:您是否是死刑的支持者?
 
        冯军:我不是死刑的支持者,我坚决地支持废除针对犯罪人的死刑,我只是主张继续保留针对敌人的死刑。很多废除死刑的国家,在军事刑法中是保留着死刑的。
 
  “敌人刑法”是另一个充满争议的理论。固然最初冯军受到了雅科布斯教授的影响,但正如他自己所言“我可能比他更激进一些”。冯军在2005年发表了《死刑、犯罪人与敌人》一文,这篇论文的核心观点是“应该立即废除针对犯罪人的死刑”和“应该继续保留针对敌人的死刑”。
 
  虽然现在距离这篇论文发表的时间已经过去了13年,但冯军依然坚持自己的理论。他认为,“犯罪人”与“敌人”的分类具有规范论的基础,要根据行为中表现的行为人一贯的法规范感情来加以区分。敌人是那些根本性地严重违反基本法规范的人,如无差别杀人的恐怖分子,他们具有人的物理外衣,却缺乏人的规范本质;而犯罪人只是有节制地违反法规范的人,他们的犯罪行为往往具有可以理解和原谅的原因。
 
  对于二者的分野,冯军认为,在法律上,不存在无法明显区分敌人与犯罪人的灰色地带。如果不能确定为敌人,就必须作为犯罪人来对待,如果行为人的行为已经构成犯罪的话。犯罪人仍然可以回归到社会中参与共同生活,还是社会成员;但敌人已经是危险的源头,需要采取一切有效手段加以预防。
 
  现行刑法取消了很多罪名的死刑,如走私文物罪、信用证诈骗罪。这种取消在一定程度上符合冯军的这种分类,死刑的适用对象越来越被限制在无节制地实施严重危害行为的人之内,如现行刑法中关于惩罚恐怖犯罪的规定。
 
  在德国的学习经历对冯军影响深远,不仅帮助他得以在2003年以“洪堡学者”的身份再次赴德从事科学研究,而且让他对康德哲学和黑格尔哲学产生了兴趣;最重要的是,让他获得了关于科学的正确认识,掌握了正确观察和判断事情的方法,完成了所谓祛魅的过程。
 
        现实
 
        记者:哲学充满理想主义,而法律研究多是针对当下现实,这两者是否会在您的内心产生冲突?
 
        冯军:是吗?实用主义哲学大多很现实。法学,特别是刑法学,研究的问题虽然往往具有现实性,但解决问题的标准却总是具有价值性,而价值性又与理想主义具有紧密联系,我们会赋予理想以价值。
 
  就冯军内心而言,现实与理想虽然不同,但并不会产生冲突。他说:“在我无法贯彻理想时,我会向现实妥协或者去适应;在我能贯彻理想时,我会用理想克服不应有的现实,前提是我能分清应有的理想和不应有的现实。”
 
  冯军出生在一座封闭的大山里,那里的人们贫穷且缺乏教育。他12岁时常常是一个人步行5公里山路去上学。年轻时他与现实最紧密的碰撞之一是为他的初中同学出头。这名同学因盗窃一头牛被关进了派出所,被迫睡在浸泡于水里的竹片上,并在那里被打断了一只胳膊。这是冯军大学一年级暑假回家时所看到的事,他因为在派出所发火而被扣留,经人疏通才得以离开。
 
  不过,事情没有就此结束。冯军回忆道:“派出所专门给学校写了一封控告信,要求处分我。回校后,法律系的李书记找我谈话。我说了自己亲眼所见之事后,他并未给我任何处分,只是要我好好读书。”这件事曾刺痛了冯军,以至于他在博士论文后记里隐约提及此事。
 
  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尚处于发展起步阶段,可以说无序是当时社会的特征之一。1993年,冯军从日本回国后,无形之中会对比中日两国的社会状况。“当时,中国那种混沌的社会状况让我感到随时会窒息。不是没有梦,而是感到只有梦,却没有希望,看不到未来,这就难免令人觉得悲哀。”冯军说。
 
  这种悲哀或许源自于冯军口中那种存在他自己身上的“悲剧性格”。如今,他的感觉好多了:一方面是因为中国正在变得秩序井然,正在走上法治的正轨;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身边那些自由奔放的学生,这让他知道没有什么能阻挡法治中国前进的步伐。
 
  居于书斋能否深切体会现实?对于冯军来说,身处书斋虽与外面的世界有所隔离,但无论古今,都并非只有出门才能获得关于现实的知识,在今天的网络社会更是如此。对于刑法理论与司法实践的紧密结合,他认为迫切需要建立一个司法界与理论界深入沟通的平台,如重大刑事个案论坛,而不仅是司法机关就个案召开只有少数学者参加的专家咨询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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