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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家弘:不只是演唱会主唱,更是往来中美间的刑事司法使者

吕佳臻 
  
       哲学家苏格拉底说:“未经反思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这句话放在一个国家身上同样适用。
 
  在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中国法治建设不仅牢牢地扎根于自身所处的实际,而且插上了域外先进法律成果的翅膀。就中国刑事法律而言,在经过引进学习、消化吸收两个阶段后,开始进入“走出去”的第三阶段。
 
  这样的晋级离不开每一位刑法学者和刑事诉讼法学者的不懈努力。他们用自己的知识积累和学术修养,以科学研究、教学育人、参与立法等不同方式影响着中国刑事法律的发展。
 
  为此,本刊采访了大陆首位获得美国法学博士学位的学者何家弘,曾在日本和德国学习、被称为“人大刑法学界的陈寅恪”的冯军,从日本刑法学界系统引入行为无价值论与结果无价值论之争的法学学者黎宏。我们试图透过他们的学术成长经历,窥探域外刑事法律对中国刑事法律产生的影响。
 
  当前,中国正处在一个全面开放的时代,国际交流的影响日益加深。如何在立足中国现实的基础上借鉴域外刑事法律的优秀成果,是比较法学者关注的议题。对此,比较刑事法律专家、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王世洲特别从比较法角度检视了晚近20年的中国刑事法律发展状况,以反思过去、汲取力量,开启下一个20年的发展大门。
 
  从今日起,本刊微信将陆续推出这一系列报道,带你打开中国刑事法律的大门,领略法学家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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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家弘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首位获得美国法学博士学位的大陆学者,多年关注追踪冤假错案,推进中国刑事司法制度的改良)
 
  何家弘转身从书柜中拿出25年前自己完成的博士论文,轻轻地翻到第9页,小声用英语读出了序言里的第一个句子:“中国似乎像一位40岁的男子仍在攻读博士学位,而美国就像一个14岁的男孩却已经获得了博士学位。”这一刻,距离他从美国博士毕业过去了近25年时间。
 
  25年,一个世纪的1/4。何家弘经历了学术转型,完成了5部长篇犯罪小说,成为任职于国际足联道德委员会的第一位中国人。与此同时,他亲眼目睹了中国的崛起,真实地感受到了美国和欧洲大陆对中国态度的转变。
 
  在众多媒体的报道中,何家弘是一位风趣幽默的小说家。谈起文学,他很放松,言语间充满俏皮。将视角切换到法学,他的语气变得平和,表达更加严谨。尽管他的小说畅销海外,但为中国刑事法律带来深远影响的仍是那些法学著述。
 
        首位获美国法学博士学位的大陆学者
 
  推开何家弘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办公室的外门,呈现的是一个典型的大学教授的办公场所。这里体量最大的摆设是三组书柜,他本人所撰写或主编的著作占据了其中1/3的位置。
 
  “我不是一个特别聪明的人,但算勤奋,我总是要比别人多花时间。”何家弘说。如果用1~10这组数据衡量他的勤奋程度,他认为自己已经达到了最大值10。这足以解释他如何仅用一年零十天的时间便获得了博士学位,成为美国法学教育史上获得法学博士学位用时最短的人。
 
  1992年8月,已经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任教的何家弘再次来到位于美国伊利诺伊州芝加哥的西北大学。美国西北大学是一所私立研究型大学,其法学院长期排名全美前10位。两年前,何家弘曾是该校一名访问学者。这一次来,他的身份是留学生。
 
  何家弘为自己制定的目标是在一年之内毕业,而在当时的美国,获得法学博士学位的平均年限是3~4年。何家弘的导师乔恩·华尔兹认为他定的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目标,委婉地告诫他别着急,慢慢来。但何家弘却有压力,源于自己,也源于其任教的大学,毕竟他已经是一位在职教师了。
 
  “其实,我是有所准备的。之前,我的主要研究方向是刑事侦查制度。”何家弘说。因此,他希望能在华尔兹的指导下进行中美犯罪侦查制度的对比研究。不过,由于中美教育课程的不同,华尔兹认为这个选题并不合适。最终,他的博士论文题目定为《中美检察制度比较研究》。
 
  “当时,最主要的困难是用英语写作。我是有一些想法的,但怎么把它们写出来却是一个大问题。”尽管何家弘赴美留学之时因英语口语流利而得以免除参加所有英语考试,但当时他的英语水平距离自如地进行英语写作还有一段距离。
 
  当时,何家弘还面临一个困难——无法熟练地使用计算机。这在留学初期影响了他的写作进度。1992年,计算机尚未在中国普及,即使美国学生一般也没有个人计算机。因此,西北大学的计算机中心成为他经常要去的地方。
 
  “如果我旁边坐着美国学生的时候,我就会感到特别烦躁,因为他们的录入速度快。他们抱着一本书在那里噼里啪啦地打字,我却打得很慢。加上那时计算机还没有自动纠错功能,我得来回改,效率很低。”何家弘回忆道。一开始,他仅用左右食指录入。后来,他渐渐地学会了运用十个手指录入,最终学会了盲打。
 
  凭借勤奋和积累,何家弘利用一切时间闷头写作,包括晚上、周末甚至节假日。偌大的计算机中心,常常只有他一个人。1993年5月,他将写好的论文保存到方形软盘里交给了华尔兹,获得了答辩许可。
 
  为了能按时毕业,在华尔兹的建议下,何家弘在论文答辩前便参加了当年仅有的一次学位授予仪式。“整个典礼的仪式性很强,获得学位的两百多人中只有我是获得法学博士学位的学生,但我心里挺矛盾的,忐忑不安,不知道能不能通过答辩。”何家弘描述。
 
  “神采飞扬”——这是论文答辩委员会的主评审在法学院教授会议上对何家弘答辩情况的评价。教授会议是决定其论文能否通过的实质性机构。1993年9月9日,何家弘顺利通过答辩按计划毕业,成为中国大陆学者中第一位在美国获得法学博士学位的人。华尔兹在西北大学法学院院刊上评价何家弘的论文是“我所见到的最好的法学博士学位论文”。1995年3月,何家弘这篇37.5万字的英文论文由中国检察出版社出版。
 
        填补中国证据法学研究空白
 
  博士毕业那年,何家弘正好40岁。无论是对于他的人生之路还是学术生涯来说,这都是一个特殊的时间节点。何家弘为自己立下了一个学术目标——着手研究中国刑事证据问题,填补中国证据法学研究的空白。
 
  这一目标的雏形最早可以追溯到1990年1月。那年新年刚过,何家弘应美中法学教育交流委员会邀请前往美国西北大学法学院作为期半年的访问学者。20世纪90年代初,正是中国对外学术交流的开端,不少法学学者获得了前往海外交流的机会。何家弘是其中之一。当时,他旁听了两门课,分别是证据学和刑事诉讼程序。讲授证据学的教授正是后来他的导师华尔兹。
 
  “华尔兹对我的学术生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促进了我的学术转型。”何家弘说。他以前研究犯罪侦查学,对证据法了解很少。虽然两者都属于刑事诉讼范畴,但对于后者,他却一知半解。
 
  通过这次听课的经历,何家弘第一次对英美的证据学有了系统的了解,从该学科的框架结构到重视证据规则的理念,都充实了他既有的证据学知识。课间,何家弘经常去教授休息室与华尔兹讨论。这时,他才发现此前自己对包括自由心证在内的一些概念的理解都存在偏差。
 
  毕业回国后,何家弘的研究重心开始转向证据学。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主持翻译华尔兹撰写的《刑事证据大全》并于1993年出版。该书译介了一些全新的概念,包括沉默权、排除合理怀疑、毒树之果等。正是通过这本书,国内许多关注证据学前沿理论的人开始知道了何家弘的名字。
 
  随着研究的深入,何家弘对证据学有了许多新的认识,他觉得对中国来说更有价值的是证据法学。2000年,他受司法部委托,统编出版了教材《新编证据法学》。之后,证据学成为一门显学,很多人参与讨论,越来越多的教材都称“证据法学”,而不再使用“证据学”。
 
  2000年至今,通过十几年的发展,证据法学知识在中国快速积累,引发许多学者的关注。2006年,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陈瑞华曾撰文指出:“‘证据法学’与‘证据学’尽管只有一字之差,但其意义却相去甚远。从形式上看,将诉讼活动中有关证据运用的学科命名为‘证据法学’,这实际上意味着承认这一学科的法学学科归属……从内容上看,‘证据法学’较之以往重点研究如何运用证据认定案情的‘证据学’不同,应当将有关证据运用的法律规则作为研究的焦点问题。”
 
  “以前,我们只强调对证据的审查判断,仍是服务于侦查中查明事实的需要;但证据法学却是法治化的需要,更加强调的是证据的规则,也就是取证、举证、质证等行为的规范化。”何家弘解释。
 
  与其他法学学科一样,证据法学的发展也经历了从引进到消化的过程。如今,证据法学已经成为各大法学院的一门必修课。近年来,《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以及一些证据规定的出台都与包括何家弘在内的许多学者多年来对证据法学的研究有关。
 
        向世界讲述中国刑事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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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家弘在荷兰担任答辩委员会委员)
 
  2017年12月6日,一场小型读书沙龙在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教学楼举行,何家弘围绕聂树斌案与在座的学生一起讨论了他的法学著作《亡者归来——刑事司法十大误区》一书。这本于2014年12月出版的图书已被译成英文、法文、德文、葡萄牙文、西班牙文和希伯来文等6种语言,是迄今为止对外出版语种最多的一本法学专著。
 
  中国的刑事法律经过了引进学习、消化吸收两个阶段后,开始进入“走出去”的第三阶段。从2010年开始,何家弘明显地感觉到自己参加国际会议、出国讲学的机会越来越多,在外发言的次数也频繁增加。
 
  “这与中国刑事司法制度改革积累的经验有关。以前,我们多是学习。现在,我们可以就具体的问题与别人进行探讨了。”何家弘说。刑事错案问题是他们探讨的话题之一。2011年4月7日,在美国纽约的一次错案研讨会上,102位亲临现场的“老冤”让何家弘惊讶不已。在美国,从1989年到2015年3月,被发现的冤案有1555个。
 
  通过这些交流,何家弘接触到了更多的人,获得了更多的信息,并在与对方的互动中介绍中国的刑事司法现状。与此同时,经过一些中外媒体的报道,何家弘本人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他也乐见其成,因为中国需要一些能承担对外传播国内法治真实情况的人。
 
  作为法学学者,面对国外媒体的一些尖锐提问是不可避免的。何家弘从不回避中国的问题,因为他的研究领域就包括刑事错案和腐败问题。但他更多地会介绍中国的进步,会用幽默的口吻告诉对方,中国的经济总量发展很快,但是考虑到人口等因素仍属于发展中国家。与之对应,中国法治的发展水平也属于发展中国家所处的阶段。
 
  2017年5月11日,何家弘的影响力间接地帮助他成为国际足联道德委员会委员。国际足联道德委员会分为调查庭和裁决庭,查审分离。何家弘被分到了调查庭。按照国际足联的章程,他的任期是4年。
 
  履职6个月后,何家弘开始负责调查非洲某国足协前主要官员收受贿赂与操控比赛一案,这是他负责调查的国际足联第一案。何家弘的职责包括收集证据、确认事实并决定是否将案件移送国际足联的裁决庭等。
 
  “你能感受得到中国的影响力。”何家弘说。25年前,在芝加哥,他很少看到当地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偶尔有的话也是负面报道。最近这些年,他每次出国交流,几乎每天都能在电视里看到中国的情况。
 
  这是中国的变化,也是何家弘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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