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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自制烟花非遗传承人二审获刑

吕佳臻 
 
        2017年12月29日上午,河北省“五道古火会”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杨风申涉嫌非法制造爆炸物罪一案二审宣判,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在赵县人民法院宣判杨风申犯非法制造爆炸物罪,但考虑到杨风申作为非遗传承人,其制造烟火药的目的是为了履行法定传承义务,也没有造成实际危害后果,且犯罪时已年满75周岁等情况 ,对其免于刑事处罚。

       2016年2月19日,杨风申因涉嫌非法制造爆炸物罪被赵县公安局带走,之后赵县人民法院以非法制造爆炸物罪判处其有期徒刑四年零六个月。随后,杨风申不服,提起上诉。2017年6月,该案二审后的《刑事裁定书》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公布,但当事人并不知情,也没有收到该判决,一时引发舆论关注。

       经过数月的等待,该案于今日二审宣判。杨风申的儿子杨现强在2017年12月26日便告诉本刊记者,已经接到了法院通知,全家人希望二审能够改判无罪。获知二审仍获刑的结果,杨现强表示,对判决结果不太满意,可能考虑申诉。
早在2017年8月1日,本刊关注了包括河北的杨风申在内的三位非遗传承人遭遇刑法后的命运,本刊今日特推出当时的封面报道,探讨如何在法律框架下更好地传承非遗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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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尔禄(右)和儿子正在组装木偶
 
         周尔禄和药发木偶戏:从野蛮生长到遵守规则
 
  屋顶片片青瓦、承重木质房梁、门前的土路,昭示着这座双层老式宅院的久远年代。周尔禄在位于浙江省温州市最南端的泰顺县大安乡住了一辈子。如果算上跟随父亲学习的时间,今年73岁的周尔禄已与药发木偶戏结缘60年,成为周氏药发木偶戏第十代传人。
 
  根据民俗学者的考证,宋代孟元老的笔记体散文《东京梦华录》第五卷出现的“李外宁,药发傀儡”佐证了药发木偶戏起源于宋朝。“傀儡”即木偶,“李外宁”则是当时表演药发木偶戏的佼佼者。
 
  周尔禄便是当代的“李外宁”。在周尔禄朴素的观念里,传承药发木偶戏是一件简单的事,无非是让木偶在烟花的带动下凌空舞动。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适应新规则成为他在传承路上的一门必修课。
 
        野蛮生长的年代结束了
 
  打猎,是引发周尔禄关注火药的最初动力。在他成长的年代,父辈们使用自制的火药去打猎是一件稀松平常之事。这也开启了他对火药的认知之门。曾几何时,年少的周尔禄找来竹子,从父亲那里偷了火药,将其装进竹子空心处,做一把土枪去打鸟。结果,火力不够,打鸟失败。后来,他才知道偷来的火药主要用于表演药发木偶戏,其爆发力比打猎用火药的力度小得多。
 
  这之后,父亲准备药发木偶戏表演时,周尔禄都会在旁边帮忙。他从十二三岁开始学习这项技艺到,18岁时,便可完成表演药发木偶戏的整套工序。药发木偶戏的关键在于“药”,也就是火药。这让它与泰顺县当地的提线木偶戏、布袋木偶戏、肉傀儡区别开来。在传统技艺中,制作火药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步骤。
 
  1997年,53岁的周尔禄接到一份特别的邀约。为了庆祝香港回归祖国,当地政府发现他会表演药发木偶戏,便邀约他出面表演。周尔禄欣然答应。在过去,每逢当地祭祀或者庙会,周家一般都会接到邀约。当时,人们认为这项技能与烧瓦片、种水稻没有太大区别,都是贴补家用的一种方式。“不能都靠它,靠不住的。”回忆起父亲表演药发木偶戏时的境遇,周尔禄对记者感慨道。
 
  为了这次活动,周尔禄按部就班地开展准备工作,先制作火药,后组装木偶。他将制作火药的基本原料按照一定的比例放在一起,加入适量水后以捶打方式让它们充分混合;之后,再将其放在一张透气性较好的纸上晾晒。接下来的工序须特别小心,因为这时的火药已经没有水分,一丁点儿火星都能将其引燃。周尔禄将水分蒸发后的火药放入碾药锅,进一步将其碾细。最后,研磨好的火药经过筛子过滤后,便是不含杂质的火药成品。由这些火药制作而成的火药线,将在药发木偶戏表演中起到穿针引线的推动作用。
 
  表演药发木偶戏的主要工具是一根十多米长的空心老竹杆,火药线便藏在这根竹杆里,而固定在竹子外面的则是一层又一层的木偶盒、花炮。组装完毕后,竹杆耸立在空地上,像一棵笔直的树,因而被称为“一树药发木偶”。
 
  举办香港回归庆祝活动那天,周尔禄准备表演三树药发木偶。但当他表演完其中一树时,公安部门以安全为由要求他将剩下的两树就地烧掉。最后,在政府相关部门的坚持下,其他两树的表演才得以顺利完成。
 
  “第二天,公安部门的工作人员来到我家,打毁了工具,不让我做了,那我就不做了。”周尔禄接受记者采访时说道。这意味着药发木偶戏野蛮生长的年代结束了。
 
        传统技艺与现代法律相撞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担任过村主任、村支书,怎么可能做犯法的事呢?”周尔禄并不避讳自己在2008年被关进看守所的经历。但他用“心里很苦的”形容当时自己被关7天的经历。
 
  1997年之后,在长达8年的时间里,周尔禄没有表演药发木偶戏。2005年,当地文化部门经过考证发现,药发木偶戏正是从宋朝流传下来的“琼花木偶”,原以为早已失传,但没想到浙江省泰顺县有人传承了祖上的这项技艺。
 
  于是,在这座青山绿水环绕的小城,周尔禄再次被发现。当地文化部门特意让他表演一次药发木偶戏,打算将制作、表演过程拍成视频带到北京申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他心理想,既然是政府部门牵头让他表演,便不会存在问题。周尔禄放心地重拾曾经的技艺。
 
  2006年,泰顺药发木偶戏被国务院批准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2007年9月,周尔禄被批准确定为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2008年,国家文化部确定周尔禄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泰顺药发木偶戏代表性传承人。
 
  然而,就在2008年5月初,当地派出所查扣了周尔禄用于表演药发木偶戏的火药;5月29日,因涉嫌非法制造爆炸物,当地公安局又将周尔禄刑事拘留。
 
  2005年左右,泰顺县成立了由文化部门、公安部门、法律部门工作人员组成的文化遗产保护领导小组,县委书记担任组长,县长担任副组长。周尔禄被刑事拘留后,为了让他早日出来,该领导小组多次召开协调会。7天后,周尔禄得以取保候审。
 
  “免予刑事处罚”是法院对周尔禄最后的判决。周尔禄认为这意味着自己无罪。顺利回家后,县领导还亲自到家里安慰他,为他受委屈而感到难过,但也强调应该遵守法律。
 
        制定规范保护非遗项目
 
  听说周尔禄被刑拘,泰顺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以下简称非遗保护中心)主任季海波也很着急,他天天奔波于看守所和公安局之间。季海波的父亲季桂芳生前是一名高级工艺美术师,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而季海波本人也传承了父亲制作木偶的技艺。这些都能让季海波设身处地地站在传承人的角度考虑问题。
 
  在季海波看来,非遗项目的保护工作是政府主导,而非个人行为。传承人因其所掌握的技艺或保存的资料具有代表性或影响力而应受到保护。在他们传承非遗的过程中,政府应该尽力为其提供帮助。
 
  “面对传统技艺与现代法律的碰撞,确保文化部门与其他各部门的联动性才是避免今后再次出现类似问题的关键。只要大家坐下来商讨,总能想出解决办法,找到一个令各方满意的均衡点。”季海波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这一均衡点适用到药发木偶戏身上,便是减少使用传统技艺制作火药的次数。这样做,一方面可避免传承人在制作火药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安全隐患,另一方面可减轻各个部门面临的工作压力。
 
  经各方协商决定,从2008年开始,表演药发木偶戏须按以下规范进行:传承人接到表演邀约后告知非遗保护中心;非遗保护中心的工作人员通过正式函件告知公安部门,某位传承人将于某年某月某日表演药发木偶戏,需要采购烟花爆竹用于药发木偶戏的准备工作;公安部门批准后,传承人拿着非遗保护中心开具的介绍信到公安部门指定的销售点购买所需要的烟花或火药。这种规范的做法既有利于药发木偶戏的传承,又符合法律规定。
 
  2017年8月初,周尔禄的老房子将被拆除,一座两层建筑的药发木偶戏工作室将在原地成立,用于展示药发木偶戏的制作道具、图片留存等。离周尔禄家不远处,药发木偶戏传习所已经完成选址,未来将融入当地的景区建设。
 
  在法律的保护下,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周尔禄将在其晚年为药发木偶戏的传承做出新的贡献。
 
杨风申和李炳福:被判刑的非遗传承人
 
  周尔禄被判处免予刑事处罚一年后,在相隔千里的河南省项城市上蔡县,一位名叫李炳福的民间艺人遭遇了类似指控;2016年元宵节前夕,当周尔禄一家忙着为表演药发木偶戏而作准备时,同样为传承当地非遗项目作准备的河北省赵县人杨风申因涉嫌非法制造爆炸物罪被刑事拘留。
 
  三位来自不同地区的非遗传承人,均因在使用传统技艺的过程中制造火药而触犯《刑法》。由于身处社会环境的不同,他们与法律碰撞后的结局也大不相同,而他们各自所传承的技艺也将面临各自不同的命运。
 
        非遗传承人杨风申因古火会获刑
 
  2017年7月5日中午,79岁的杨风申守在自家电视机前观看前几天中央电视台对自己的采访。坐在一旁的杨风申的女儿杨瑞肖看到有利于父亲的说法时,便会默念一遍,并迅速将重要内容记在纸上。作为省级非遗项目赵县古火会代表性传承人,杨风申不是第一次受到媒体关注,但他因被判刑而上中央电视台还是头一回。
 
  2016年2月19日,农历正月十二,住在赵县赵州镇南杨家庄村的杨风申正在为三天后的元宵节古火会制作梨花瓶(烟花名称)。此前,他接到通知称,元宵节当天会有电视台前来拍摄,这一年的古火会也将比往年热闹。
 
  赵县古火会是一种乡间庙会,起源于汉代,庙会从正月十五下午开始一直延续到深夜。根据河北省赵县广播电视台台长赵志勇的考证,随着世事变迁,昔日遍布城乡的庙会大都消失在历史长河中,只有南杨家庄村的五道古火会被一代又一代乡亲保留了下来。
 
  赶庙会的人除了到庙里祭拜诸神,另一项重要活动就是观看焰火。该庙会的组织机构叫火会,设有会头和会员。1996年,前任会头杜老命去世后,杨风申接任成为新一任会头。如今,位于村里的五道古火庙是杨风申组织村民修建的,并于2006年重塑了神像。
 
  2011年,五道古火会被列入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2年,杨风申成为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2013年,他又成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这带给杨风申很多荣光,却也让他遭到了举报。
 
  2016年2月19日,赵县公安局查获了杨风申用于制造梨花瓶的烟火药15千克、成品梨花瓶200个。而两天前,他刚签署了两份文件——《保证书》《告知书》。这两份文件均要求杨风申按照《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条例》和《烟花爆竹安全管理重条例》举行庙会和焰火晚会。杨风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称,他不识字,签署文件时并不知道其具体内容是什么。
 
  《告知书》的落款处除了有杨风申的签名,还有赵县公安局城区分局负责人刘素平的签名。当记者致电刘素平询问确保五道古火会安全开展的流程时,他以不便回答拒绝了记者的采访。
 
  杨风申觉得自己并没有犯法。按照当地组织古火会的习惯,他每年都会利用木炭、硫磺、硝土等原材料配制烟花药,将其装进纸筒后用黏土封好,最后制成梨花瓶,即一种直径约7厘米、高约15厘米的纸筒状烟花。
 
  2016年12月25日,河北省赵县人民检察院认为杨风申的行为触犯了《刑法》,应当以非法制造爆炸物罪追究其刑事责任。2017年4月20日,河北省赵县人民法院判决杨风申犯有非法制造爆炸物罪,判处其有期徒刑四年零六个月。杨风申不服,提起上诉。
 
  2017年6月29日,杨风申的儿子杨现坡从父亲的代理律师杨昱处得知,该案二审后的《刑事裁定书》已经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公布了。但之前其家人并不知晓,也没收到该份判决。本刊记者于2017年7月12日查阅中国裁决文书网时,该《刑事裁定书》已被撤掉。根据杨昱提供的网络截图,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这份《刑事裁定书》驳回了杨风申的上诉,维持原判。
 
  面对杨风申获刑罪的现状,赵县文化馆馆长、非遗保护中心主任张金礼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很同情杨风申老人的遭遇,出现这样的结果他感到无奈,出事后他曾与公安部门沟通过,但法律方面的事情他并不清楚,因而觉得无能为力。但他相信此事发生后,相关规范会逐步建立。
 
        非遗传承人李炳福因官会响锣入狱
 
  河南省上蔡县68岁的民间艺人李炳福听不懂普通话,面对外来人的询问,他常常要借助孩子的力量。但作为一名民间艺人,其技艺却毫不逊色,他的师傅李文模曾于2008年被评为省级非遗项目官会响锣的代表性传承人,他本人后来也成为该项目的市级传承人。
 
  根据研究人员的考证,官会响锣,又称官会枪锣,是流行于豫东平原尤其是农村地区的一项民俗。到目前为止,此项民俗是全国发现的唯一一个以锣为道具的舞蹈形式,填补了我国舞蹈文化中缺少锣舞的空白。
 
  枪锣中的“枪”,指一种三眼枪。在当地的婚嫁仪式中,娶亲的整个过程需要枪与锣的配合。迎娶新娘时,随着三声枪响,锣手们便分列两道,敲打七点锣或九点锣。当迎亲队伍走到男方家村口时,锣手们坐上婚车前往女方家。到了女方家村口后,锣手们再次敲锣。村里人听到“哐哐”的锣声时,便知晓迎亲队伍到来,街坊、亲友便出来迎接。迎亲队伍接上新娘到达男方村口时,再次放枪鸣锣,这意味着新娘要进婆家。在这个过程中,枪与锣掌控着整个仪式的进程。
 
  在官会响锣中,李炳福擅长放枪,枪中的火药是他自制的。2009年3月1日,上蔡县公安局在李炳福家中搜出7.6公斤黑火药,加上此前他卖给别人的75公斤黑火药,共计82.6公斤黑火药。最终,李炳福被驻马店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犯非法制造、买卖爆炸物罪,被判处有期徒刑进入河南省周口监狱服刑。
 
  “三眼枪在官会响锣中起着鸣锣开道的作用。但相关部门对枪和火药的管理日益严格,在后来的表演中,便不再使用三眼枪了。”官会响锣的另一名代表性传承人王金亮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受影响的非遗项目和迷茫的非遗传承人
 
  杨风申被抓的那天下午,他的侄子杨广庆正好在现场,两人一起被关进了看守所。制作梨花瓶的场地就在杨广庆家隔壁,是村民杨广伟家的一处废弃院落。接受记者采访当天,负责保管钥匙的杨广庆推开破旧的围栏木门,穿过种植大片向日葵的院落,打开了专门用于制作梨花瓶的一间旧屋,大约500多个制作梨花瓶的纸筒堆放在墙角,简易秤、麻袋等工具随意放在屋子的空地上。
 
  在看守所的19天里,杨广庆一边劳动,一边下定决心再也不做梨花瓶了。他是一名厨师,经常在外地打工,本打算过年回家接杨风申的班,承担起会头的责任。遭遇此事后,他很迷茫,在家随时待命。
 
  受影响的不止是杨广庆,五道古火会的烟花燃放环节已连续两年被取消。一位村民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过去的梨花瓶真好看,现在的年味淡了,没有梨花瓶,又会怎样呢?”
 
  身为官会响锣传承人之一,王金亮也在目睹传统技艺的衰落,包括三眼枪的消失。他介绍,当地官会响锣表演队有50人左右,不仅表演本身无法带来经济收入,大家都是义务为乡亲们表演,而且有时这种表演还会被视为“下九流”。如果遇到与法律产生冲撞的情形,除非有国家的支持,否则,谁还会再站出来承担责任呢?
 
法律撞击下的非遗,路在何方?
 
  过去近百年间,传统与现代交织的命题始终出现在研究者案头,法律如何影响传统或如何构建现代一直是研究者关注的命题。浙江的周尔禄、河北的杨风申、河南的李炳福,三位农民掌握的非遗技艺与现代法律产生冲撞之事件,折射出传统文化融入现代社会所面临的问题。妥善解决这些问题,一方面考验着主政者的智慧,另一方面也将拓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道路。
 
  为了深入探讨这些问题,本刊记者采访了文化部直属艺术科研机构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郑雷和中国人民大学文化遗产法研究所所长王云霞,以期从文化和法律的角度为读者提供新的解读。
 
        传统文化须适应现代秩序
 
  记者:从保护非遗项目角度看,传承人自制火药是否值得保留?
 
  郑雷:这个问题不能只从火药的角度看。非遗是一个整体概念,组成部分相互联系,不能人为地将其割裂。过多的人为干涉会在无意中毁灭一些本有价值的东西。因此,作为一个整体概念,不能单说火药是否值得保护。只要我们整体认定某一个非遗项目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有必要对其加以保护和传承。
 
  记者:我国法律规定个人不能自制火药,而非遗项目的传承则需要保留火药。应该如何看待这种冲突?
 
  郑雷:从本质上讲,这种冲突是由时代变迁所导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基本上产生于农耕时代,现在出现的很多问题在过去并不存在。这一方面说明非遗项目本身有所变化;另一方面,现在的法律是根据当下的情况制定的。因此,产生冲突是很正常的现象。具体到三位传承人的遭遇,则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以下简称《非遗法》)与其他部门的法律如何协调的问题。过去,一些程序没有写进法律,主要通过乡约或者民约予以约定;现在,国家对传统文化进行立法保护,使其上升到了法律的高度。因此,我们要学会从法律角度思考如何保护非遗。这也是传统文化对现代秩序的一种适应。
 
  记者:从非遗项目的价值角度看,应该如何平衡保留传统与适应现代之间的关系?
 
  郑雷:第一,我们应该遵循“先保护再做价值判断”的原则。非遗的种类多、项目丰富,其价值处于不断的变动之中。有的项目可能现在没有实用价值,但在后续的发展过程中其实用价值会被再次激活。
 
  第二,尽量减少人为因素的干扰。在一代又一代的传承过程中,非遗项目本身也在变化,有的属于自然流变,有的却来自于人为干扰。我们应该尽可能避免传承项目与法律的直接冲撞。
 
  记者:有人认为,应该给予非遗传承人制作火药的特殊凭证,从而让传承人有法可依。您觉得这种做法是否可取?
 
  郑雷:恐怕也不能这样做,主要应该依靠有关部门的统管。当传承人在传承技艺的过程中触犯法律时,政府的非遗部门应与其他部门进行协调以商讨解决办法,而不是放任事情走向极端。此外,一旦传承人出现法律问题,有时会直接危及非遗项目的传承,毕竟有些项目的传承人已经非常少,如果他们受到法律制裁,这一项目便失去了传承人。
 
        执法者应灵活使用法律
 
  记者:就非遗传承过程中使用火药的问题,我国法律还没有专门的规定,是否有必要将传承非遗制作火药的行为与私制火药这两者区别对待?
 
  王云霞:在赵县古火会的传承活动中,火药是必须的材料。传承人制作火药是为了开展非遗活动,而非谋取私利或从事其他违法犯罪活动。“私制火药”不是一个法定概念。如果你指的是非法制造爆炸物的话,我认为两者之间有本质区别。
 
  从客观上看,杨风申的行为确实违反了《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条例》,未经公安机关和安监部门许可,将火药等原材料用于制作古火会表演中的可燃性梨花瓶。但是,杨风申主观上既无危害社会或他人安全的故意,也未产生危害社会的结果,不符合《刑法》中非法制造爆炸物品罪的构成要件。即便有些人认为非法制造爆炸物品罪是行为犯,只要客观上实施了非法制造爆炸物的行为,就可以按照《刑法》对其进行定罪量刑,但法院对于杨风申的定罪量刑也有失公允。
 
  修改后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制造、买卖、运输枪支、弹药、爆炸物等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规定:“因筑路、建房、打井、整修宅基地和土地等正常生产、生活需要,以及因从事合法的生产经营活动而非法制造、买卖、运输、邮寄、储存爆炸物,数量达到本解释第一条规定标准,没有造成严重社会危害,并确有悔改表现的,可依法从轻处罚;情节轻微的,可以免除处罚。”这说明最高人民法院已经对《刑法》关于非法制造爆炸物品罪的立法精神做了切合实际的解读。法院在定罪量刑时,不仅要考虑行为人是否实施了非法制造爆炸物的行为,而且要考虑该行为是否造成危害社会的后果以及行为人的悔改表现等情节。
 
  该解释虽未明确界定传承非遗项目是否属于“正常生产生活需要”,但既然传承非遗项目是我国的基本政策,并受到《非遗法》等一系列相关法律法规的保护,也是在各级政府文化主管部门的领导下合法开展的,司法机关就应该从立法精神出发全面考量传承人行为的实质,正确、合理解读国家的基本政策和相关法律,从而做到灵活适用法律,而非机械性执法。
 
  记者:《非遗法》从2011年6月开始施行,制作火药的传统技艺是否受到这部法律的保护?这与《刑法》不允许个人非法制作火药是否冲突?
 
  王云霞:两部法律的规定并不冲突,这个问题说明传承人在开展传承活动时,仅注意到《非遗法》是不够的。作为非遗保护与传承的基本法,《非遗法》保护和鼓励一切合法的传承活动,包括制作火药在内的传统技艺和民俗活动。但是,火药属于管制物品,非遗传承人使用火药必须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如《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和《刑法》的强制性规定。
 
  因此,传承人要有足够的法律意识,除了要学习《非遗法》《文物保护法》等法律的规定,也要学习相关领域的其他法律,在制作涉及火药等违禁品、管制品用具时,该申报的要申报,该报备的要报备,做到程序上合法。
 
  记者:除了火药,弓箭、弩的制作也面临类似的处境,应该如何协调非遗保护与现行法律之间的冲突?
 
  王云霞:之所以会在实践中出现类似情况,并不完全是因为法律法规之间的冲突,而是有关部门之间缺少良好的沟通和协调。公安部门、安监部门为了避免麻烦,不愿给涉及危险品、管制品的非遗传承人发放许可证;而文化主管部门也可能没有进行积极的沟通和协调,这使部分非遗传承人进退两难,想响应政府的号召积极开展传承活动,却无法拿到许可证,从而使正常的传承活动反而变成非法活动了。
 
  解决这种困境,一方面需要细化法律法规的规定,使其更具有操作性;另一方面也需要相关部门之间建立有效的沟通机制,打破部门壁垒,共同解决非遗传承中出现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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