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父子的政治设计很“坑士”?程万军新作《大明帝局》破天机 - 文化 - 法律与生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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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父子的政治设计很“坑士”?程万军新作《大明帝局》破天机

       在《万历十五年》中,黄仁宇以六个历史人物的命运来解读明朝的崩溃,得出了“以道德代替法制,是一切问题的症结”的结论,很多人对此并不认同。在清华大学出版社近日出版的《大明帝局》中,作者程万军用明朝两位祖皇帝密设的两个局——“废相局”和“束阁局”,来管窥“一切问题的症结”并不在此,而是源于帝王造就了士大夫的雌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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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程万军新作《大明帝局》)
 
       “明太祖和明成祖两位祖皇帝有计划地‘驯化’士大夫,使华夏民族的精英——士大夫阶层从此严重退化,丧失了活力。说白了,他们的政治设计就两字:坑士。”程万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鲜明地亮出自己的观点。
 
       程万军是中央电视台《法律讲堂(文史版)》的主讲人,创作出版过多部历史文学作品,见解犀利,角度独特,语言幽默,每部作品都受到了读者的关注和喜爱,其最新出版的《大明帝局》一书,在豆瓣的评分高达9.5分,收获了广泛好评。
 
       帝局:政治设计
 
       4年前,程万军接受了中央电视台的邀请,着意关注了士大夫系列。随着对大明两个罪臣——权臣胡惟庸和狂士解缙研究的深入,他发现在纷繁的表象下拨去迷障,两人的死亡其实是明朝二祖皇帝的政治设计。
 
       众所周知,两宋之前的历史,可以说是君主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格局,尤其是两宋时,士大夫格外受到礼遇,贬谪岭南就已算是较为严重的惩处了,因此史书常有“宋政宽柔”、“主柔臣强”之说。
 
       而到了明朝,来自社会底层的平民皇帝朱元璋,没读过多少儒家经典,却在蒙古人的统治下耳濡目染,形成了残暴对待读书人、折磨士大夫的君王之术。朱元璋曾称士大夫“不为吾用者当杀身灭家”,士大夫动辙被廷杖致死,更有甚者,遭受了剥皮酷刑、被诛杀十族。
 
       原本接任朱元璋的朱允炆是个开明大度重视人才的皇帝,在短暂的4年执政期内开创了建文之治。可惜的是,朱棣抢班夺权登基成了明成祖后,比起明太祖有过之而无不及。诛杀大臣绝不手软,且十分宠信宦官。
 
       肉体的惩罚尚在其次,更要从精神上羞辱士大夫,让他们意识到:自己的命运就是成为朱家家奴,此外不要再有非分之想,像元之前那样和皇权平起平坐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了。
 
       程万军诙谐地总结说:“二祖皇帝通过治罪两宠臣,大致为本民族植入了‘转基因’种子,而这却不是良种培育,而是一种逆淘汰的劣化。”
 
       被奴化和僵化的士大夫
 
       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同样,对明朝灭亡的解读,有一千个历史研究者,就会得出一千个结论。程万军的结论与众不同,让人耳目一新,他指出:“明朝灭亡是由于被奴化和僵化的士大夫所栽下的劣化的种子。”

      在程万军的笔下,陷入帝局中的明朝士大夫是这样一幅群像:精明乖巧唯君命是从,才华横溢循规蹈矩;看似活得体面,但在皇帝甚至太监面前却没有尊严;壮烈大多通过犯谏的形式实现,敢于死谏却死也不反。卑微、愚忠、守旧、文弱,就是明朝士大夫身上的几个标签。
 
       从《大明帝局》中记录的两大罪臣——胡惟庸与解缙的“犯罪经历”来看,皇家只允许士大夫做一件事,那就是循规蹈矩。“面对皇上只会高颂圣上英明,微臣该死,而不能有自己的主张。失去了权力与话语权的士人,必然会衰萎。”程万军说:“变态的君主独裁,造就了变态的奴性士人。”
 
       从君臣之礼中,我们可以看到,从汉唐到明朝,士大夫与君权的关系是从“请上坐”到跪地的。在汉代,丞相见君时,皇上必然起身相迎;到了唐朝,皇上接见大臣时会平起平坐,赐坐赏茶;到了宋代,宰相见皇帝时只能恭敬站立;而到了明朝,文武百官觐见皇上时,就要行三跪九拜之礼了。此时,士大夫在王权面前的尊严已荡然无存。
 
       与此同时的西方,却已进入将权力关进笼中的启蒙宪政时代,这让程万军颇感痛心:“在帝局的构陷下,中国士人无骨,人才凋零,渐渐失去了世界竞争力。可以说,明代制度的倒退,开启了近代中国遭受一系列屈辱的大幕。”
 
       士大夫的雌化与人才的退化
 
       “帝局要剔除和碾压的,不仅仅是读书人的肉身,更是千百年来孔儒学说带给士大夫的骨子里的尊严。”程万军精辟地指出。
 
       于是,《明史》中关于“打架”出现了这样的细节:隆庆五年,内阁发生内讧,朝堂之上,大学士殷士儋揪住首辅高拱的脖领子,出言不逊,推来搡去,而满堂之上,士大夫们没人敢拉架。此后的天启年间,魏忠贤把持的内廷,随便派几个太监,就可以揍士大夫一顿,甚至将他们活活打死,大臣毫无还手之力。
 
       “这种衰相,在汉唐时代是无法想象的。士大夫们谈武色变,完全沦为动口不动手的雌化书生。”程万军进一步指出,雌化后的士大夫们,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大臣,而是家臣。“以君为国,把君主家的事视为国家大事的全部,没有为整个族群命运的考量,更没有政治文化革新使命的担当,就个体而言,也失去了自我,丧失了创造力所必需的血性与个性。”
 
       明末大学者顾炎武认为,“洪武、永乐之间,亦世道升降之一会”,二祖时代,是世道人心发生大面积崩塌和扭曲的时代。
 
       “朱元璋朱棣所作所为,甚至劣化了中国人种。”程万军表示。
 
       早在2008年,程万军在写作《逆淘汰》一书时,就得出结论:“在下水道里,只有老鼠和苍蝇才能活得最好,在那里,真正的人才无法生存。”

      而今,十年过去了,程万军的观点有了更深厚的沉淀。“中国的古代史,从士大夫的进化而论,是呈逆时针运行的。元明清到唐宋,再到两汉、先秦,全世界较欣赏的,竟多是远去的中国士人。”(季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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