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债“讨来”10年刑 众乡亲恳请二审给减轻 - 独家 - 法律与生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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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债“讨来”10年刑 众乡亲恳请二审给减轻

  2018年11月8日这天一大早,家住太原市小店区的刘芮汶、刘建秀夫妇冒着初冬的寒风,急匆匆地来到邮局焦灼地等待开门。他们的怀里小心翼翼地抱着几份文件,时不时地看着手表,神情庄重,度秒如年地盼望邮局尽快开门。

  8点30分,邮局开门,他们有些颤抖的手迅速地填写收件单位“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二庭”等有关单位的地址。

  短短几分钟,他们就将5份特快专递发出,如释重负。二审法院成了他们乃至全家的希望所在!

  那么,他们邮寄的到底是什么文件呢?

  每个信封里都是相同的两份文件,一份是他们家乡山西省交口县石口乡的上百名乡亲签名的求情信(盖有石口乡人民政府的鲜红的公章和交口县龙神殿村委会的公章),其目的是为了给刘建明求情。

  另外一份文件是来自警方的“情况说明”。当时处警的民警详细说明了情况,认为自杀而亡的张某(化姓)“有行动自由,人身自由没有被限制”(此话来自太原市公安局万柏林分局东林派出所于2017年12月29日的盖有公章的证明)。

  邮寄特快的这对夫妇是刘建明的妹妹和妹夫,包括刘建明(涉案被告人,也是债权人,因涉嫌非法拘禁被某法院一审判处10.8年)在内,他们的户籍还都在交口县。

  此前,太原市某法院一审以非法拘禁罪判处刘建明有期徒刑10年零8个月。

  他俩希望二审法院的合议庭、乃至审委会,对此案的来龙去脉精准把握,明察秋毫,把终审判决的法槌敲准……

  其实,在10月29日,本刊就收到刘根生、秦芳英夫妇的紧急投诉,反映其子刘建明被判处的刑罚太重。他们诉称,本案受害人张某虽然自己跳楼身亡(自杀,有法医鉴定),但是张某生前恶意逃债五年分文不还,其行为是对诚信社会体系的严重破坏,违背民法原则性规定“诚实、信用”原则,也是诱发本案的一个直接原因,在本案中有重大过错。

  投诉人认为,一审法院对刘建明判刑畸重。他们在积极通过正常程序向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反映其诉求的同时,也希望本刊发挥舆论监督职能反映他们的冤情。

  本刊工作人员详细研读了投诉信、判决书、律师代理词等有关书面证据,并请教了有关法学专家教授、咨询了本刊法律顾问,大家都认为原审法院对刘建明的刑罚违背“罪刑相适应”原则。鉴于此,本刊于2018年10月29日向二审法院的相关审判庭发了公函,希望在案件二审时充分考量此案的前因后果,公正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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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详细了解本案来龙去脉,本刊特派记者于2018年11月7日专程来到案发地太原采访了此案的知情人和目击者。

  五年前,刘建明与另外四人曾为已死亡的张某担保35万元,两方约定,如果张某在3个月之内还本金,刘建明不收取利息,如果三个月内不还款,每月利息按照2分收取。但是,五年内张某分文没还(本金及利息已达77万元)。张某所欠银行的钱,早已被刘建明还清。但刘建明多次寻找张某,均无果,在去年案发前几日,终于找到了张某。

  2017年7月9日下午,刘建明约张某到自己的办公室来协商还款事宜。同时,刘建明书面委托杨雪峰、邰晋峰二人向张某催要欠款,这是有偿服务,刘建明答应事成之后给付标的额的20%作为劳务费,刘建明事先支付2000元加油费。

  张某在两个同胞哥哥的带领下,来到刘建明的办公室……但在7月11日早上,张某离奇地从刘建明公司的二楼跳楼时摔死,张某自己手里还有一把刀(法医已经鉴定为自杀)。

  现在,刘建明经太原某基层法院一审以“非法拘禁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零8个月。那么,刘建明有主观犯罪动机和行为吗?张某在刘建明办公室都做了什么呢?

  11月7日,记者采访一些关键目击证人。

  赵莉,女,今年37岁,系刘建明开办的太原市超越达鑫物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超越达鑫)核算员。记者让她回忆一下事发前一天2017年7月10日那天的情况。

  赵莉说:“张某就在我们超越达鑫的办公室沙发上坐着,张某自己打水喝,玩手机;我整理票据,一直待到下午六点多,我对张某说,我们要下班了,要锁门了,请您走吧。张某说,我再等等刘建明吧。我就走了,没想到,第二天早上就出事了。”

  非法拘禁是对被拘禁人打骂、冻饿、暴力、限制人身自由非法行为,产生严重后果的或情节严重的情形。

  那么,张某在刘建明办公室有没有遭遇这些呢?

  据超越达鑫的后勤人员赵凤仙说:“我在公司负责做饭,7月10日这天中午做的是刀削面。到吃饭的时候,张某也到厨房端了一碗,调了一些菜和调料,放到了茶几上。但他没吃,不一会,又送回了厨房,他告诉我说‘我没动,别浪费了,看谁没吃,就给谁吧!’”

  白鑫,女,是超越达鑫的业务经理。她对记者说:“7月9号那天,我出去跑业务了,没来公司,10号那天,我来公司了,见到了张某,他坐在沙发上,出去上厕所,自己打水喝,有活动自由,刘建明委托的要债人杨某(男,但扎个小辫子),在中午的时候喊张某吃饭,张某自己还能出去打电话。我觉得我们老板刘建明没有非法拘禁张某,判的真是太重了。”

  那么,作为超越达鑫的合伙人、经理王艳平都看到了什么呢?

  我们公司一共是二层楼,事发前一天,也就是7月10日,我看见张某自己坐在沙发上,玩手机,还到我们公司对面的便利店买了一盒烟,他自己带了杯子,自己打水喝。

  这天,先后两次来四五个警察,都是开着依维柯,带着手铐,看样子就是要把人带走,因为张某的哥哥报了非法拘禁。

  但警察来了以后,了解了情况,对张某说,你欠人家的钱,多少还人家一点,再写个还款计划吧。所以,警察就走了,没想到,第二天早上,也就是7月11日早上,张某自己从我们公司2楼跳下去时候,自己手里拿着的刀伤着了自己的头部死亡了……对我们刘建明老板判的太重了,这几年公司经营很困难,张某都欠款都五年,一分也不还,人也找不到,真是气人。但我们也没人打他,下班时候,让他走,他都不走,说等刘建明,但刘建明关机了,他就说再等等,没想到出了这种意外事件。

  那么,太原市万柏林公安分局东林派出所出具的“情况说明”又是怎么说的呢?

  “2017年7月10日下午15点48分,我们接到张某报警称,我弟欠钱,人家不让离开。

  “我们问张某,是否被限制人身自由或被控制?张某说没有,就是他自己要走的话,刘建明安排人跟着,要认识其家。张某说自己下岗后一直与老人们在一块居住,不想让他们骚扰家里人,所以,就在公司了一直等刘建明,准备和刘建明好好谈谈。”

  民警问“杨某(本案另一被告人)与刘建明是什么关系,杨某称自己是刘建明的表弟,全权代理超越达鑫的债权,并出具了委托书。”(该委托书写明要合法讨债)。

  “通过对双方现场了解,张某有自己的行动自由,人身自由没有被限制,其不想走的主要原因是想见刘建明。鉴于此事属明显的经济纠纷,现场未发生限制人身自由的违法犯罪行为,民警告知当事人双方要通过合法途径解决纠纷,由张某与其张某之兄(报案人)杨某在处警单上签字认可后离开了现场。”

  由此可见,张某的死亡(有法医鉴定)是自己的重大过错所致,他手里拿着刀,在其跳楼逃跑时刀伤着了自己的头部。他的死也有自杀之嫌,不该由刘建明担负如此重的刑事责任。试想,张某一死了之,张某欠下刘建明的77万元巨款找谁去要?刘建明不仅要不回血汗钱,而且还给自己带来了如此重的牢狱之灾,仅仅凭这一点,对刘建明也是不公平的。

  因为法律有明确规定,一方当事人有明显、重大过错的,对另一方当事人应当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

  而且,刘建明发现张某躺在地上以后,第一时间报警,投案自首,如实向公安机关讲明事情的来龙去脉,属于刑法规定的最应该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的法定情节。

  还有,刘建明历来是文明经商,按章纳税,在长达五年讨债无果的情况下,被逼无奈,刘建明才委托他人帮助催债。此前,刘建明有两案件,在两个基层法院,都到了执行前段,对方没有法定事由,迟迟得不到执行,也是他不想通过旷日持久的法律诉讼途径解决纠纷的一个原因。

  另外,有关专家认为,此案不能简单地以张某死亡就认定“非法拘禁造死亡后果严重”来处罚。

  刘家想赔偿被害人家属,但张某的家属索要380万天价。

  对张某的死亡,刘建明和其家属深表同情和歉意,刘建明的家属主动通过各种渠道积极联系张某家属想予以民事赔偿,也希望张家出具“谅解书”,但家属提出的380万天价赔偿数额刘家无法满足,也显失公平。刘建明家有古稀之年的父母(父亲胃癌刚刚手术,母亲患严重的心脏病),嗷嗷待哺的孩子,负债累累,刘家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刘建明的妹妹来电话哭诉道:“我要卖掉自己的嫁妆和家里的鸡鸭,替哥哥赔偿,但怎么也凑不够380万元啊!”

  幸好,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于10月25日对此案二审开庭,而且对这起上诉案件没有书面审理,足见是以审判为中心。以审判为中心,就是以证据为中心,就要纵观全案的前因后果,不能简单地以张某死亡为由简单地“以后果论”归罪于刘建明。罪刑法定,意味着司法机关在不放过犯罪人的同时,也要保护无辜者不受牢狱之灾。这不仅是司法公正的体现,也是社会文明的标志。

  正如最高人民法院原常务副院长沈德咏所说的那样:“错放一个,天塌不下来;冤枉一个,一个家庭的天就塌了。”

  纵观全案,一审法院对刘建明的量刑的确畸重。我国刑事诉讼法的任务是既要打击犯罪,也要保障人权,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到刑事追究。

  记者还了解到,在10月25日的开庭中,被害人张某家属已将原来主张的民事赔偿380万元,减到200万元(原张某所欠77万债务不还),但刘建明、杨某等涉案四被告人愿意再实际出资60万元,将张某原欠的77万元免除,就相当于出了130万元,但距离张某家属主张的200万元,还有70万元的距离。

  故此,张某家属没有目前尚未出具谅解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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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悉,刘建明家乡交口县石口乡的上百名签名,并盖有该乡人民政府的公章和村委会的公章,其目的就是为了刘建明求情。

  在其请愿书中称,刘建明是个世代务农的苦娃子,自幼善良、朴实,到太原打工多年,才创办了一个小公司,安排一些人就业,乡里乡亲有个为难之事,总是热心帮忙,从没前科劣迹。父老乡亲以这样的方式恳请二审法官对刘建明减轻处罚。

  (《法律与生活》记者太原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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