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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一钢企产能指标被拍卖引各界关注

  《法律与生活》记者/田红卫

  钢铁产能指标,系在环保压力下的管理手段,是钢铁企业从事生产资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依附于钢铁企业生产能力的指标,是一个钢铁企业能否合法生产、经营的基石。钢铁企业一旦失去产能指标,就不能合法生产,生产设备及固定资产也将无法正常使用及面临拆除的风险。

  2018年9月29日,河北省廊坊市文安县新钢钢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钢公司)因债务纠纷,“2#602立方米高炉65万吨炼铁产能指标和2#80吨转炉96万吨炼钢产能指标”被河北省衡水市中级人民法院于阿里拍卖平台进行网络拍卖,并由福建龙钢新型材料有限公司以412965000元底价拍得。

  钢企产能被拍卖

  新钢公司始建于1988年,位于河北省廊坊市文安县新钢工业园,公司经营范围包括炼钢、轧钢,在岗职工5000余人,属于民营钢铁企业,也是当地的纳税大户。

  新钢公司蔡文宝总经理向《法律与生活》记者讲述了相关情况:

  文安县委、县政府对产能指标被强执拍卖一事非常重视,并派了驻厂工作组(环保、安监等)首先保证企业的稳定和安全生产工作。员工现在情绪有些不稳定,怕产能转移之后,后果不堪设想。截至目前,企业生产还是正常的。

  企业负债不到70%,金融类的债权债务有5家,主要的是廊坊银行,债务达到20多个亿,其他银行都是几个亿或几千万的债务都已经达成了和解协议,廊坊银行也正在谈。

  蔡文宝认为,关于产能指标转让、交易,工信部门实施细则有规定,须在企业自愿交易的情况下实施,需要经过行政审批,至于拍卖没有这个先例,能不能办也不知道,也不知道有没有法律依据。

  10月22日,《法律与生活》记者就新钢公司产能被拍卖一事欲对衡水市中级人民法院采访,该院宣传处的两名工作人员以办案法官出差为由拒绝了接受采访。记者向宣传处简单说了采访内容,产能是固定资产的附属,作为新兴事物是否可以单独拍卖?法律依据是什么?是否涉嫌超额查封等问题,宣传处留下了记者的联系方式并答应等办案法官出差回来后回复记者所提的问题。

  新钢公司产能被拍卖一案引起了多家媒体关注并报道,并引发了业内及法学界的广泛关注。近日,有媒体报道指出,10月24日,新钢公司产能指标被司法拍卖法律研讨会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中国著名法学家江平、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会长何山、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院长李曙光、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汤维建、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蒋大兴、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俊海等多位法学界专家就该案引申出的一些问题展开了讨论。相关企业代表及数十家媒体出席并参与讨论。

  刘俊海在研讨会上指出,钢铁指标是什么样的法律性质,是否可以像高炉等设备一样进行拍卖,以及如何估值、拍卖等仍存在疑问。

  拍卖产能尚无法律依据

  据悉,在这起拍卖案中,衡水市中院援引了工信部《部分产能严重过剩行业产能置换实施办法》第6条“在特定情形下,产能指标通过市场化运作,可以进行交易,具有了财产属性,可以作为执行标的进行评估和处置。”但该条款还提到“鼓励各地积极探索实施政府引导、企业自愿、市场化运作的产能置换指标交易”。

  对此,法律专家在研讨会上发表了各自观点。

  刘俊海指出:“拍卖钢铁产能指标目前并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只有关于产能置换的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而且产能置换具有企业自愿的原则。拍卖产能指标应瞻前顾后,一方面看到债权人的利益,另一方面也得考虑债务人的情况。此外,工人就业等方面也应当有所考虑。”刘俊海认为,应探索一条包容同归、普惠的路子,既能保护到债权人的利益,同时也能不伤及企业生产能力。

  李曙光认为,该案透露出一个较大的问题,是产能指标交易没有法律依据,容易引发估值、交易纠纷、强制拍卖等方面的很多问题,法院处理过于简单化。而对于产能指标交易,李曙光表示,“这种自发的交易市场是不是合法的市场,是应该打问号的”。

  李曙光还指出,钢铁产能指标具有经济价值没有问题,但应该用与负债相抵的指标拿出来拍卖,或是拍卖后返还剩余指标,“资大于债的情况下,执行企业的核心资产是对企业的伤害。钢铁产能指标作为钢铁生产的牌照,企业的持续生产能力应当得到保护,这符合地方的公共利益。”

  江平也认为,产能指标是否可以拍卖、拍卖过程中如何评估都存在疑问。他表示,“从破产法的角度来看,看清算、重组、和解,现在都是尽量走破产重组,避免清算”。

  江平表示,工信部的文件精神应该是在不能增加新产能的基础上,在原有产能上进行合理重组。从该案的实际情况来看,拍卖的虽然是指标,但不是具体的财产,这个拍卖实际等同于拍卖了企业的财产。“我个人觉得,河北省高院和工信部文件精神并不完全一致。另外,河北省工信厅的文件也并未具体指出新钢钢铁是适用于工信部文件的企业。仅仅因借贷的问题拍卖指标存疑,这样破产重组的问题实际变成了破产清算”。

  事实上,即便按照有关文件,产能置换也需要经过一系列政府程序。将大兴分析指出,“法院的执行过程是否满足程序?去产能是政策性行为,司法拍卖是司法行为,二者存在程序上的差异。那么,用什么方法进行估值?能不能拍卖?担保法的限制是否会导致抵押价值的贬损?”

  蒋大兴还指出,“从行政许可法的角度,产能指标是不是在行政许可的范畴?行政许可法第9条规定,依法取得的行政许可,除法律、法规规定依照法定条件和程序可以转让的外,均不得转让”,此外,民事诉讼法规定“执行权的运用应当遵循比例原则。应考虑到利益各方的平衡,执行对象、执行数额、执行方法的选择等。”

  何山则认为,产能指标是政府宏观调控和环保政策的要求,强执拍卖的做法违背了行政法的基本要求。他将产能比作企业的“粮票”,认为企业赖以生存的指标不能用以拍卖,即便拍卖按照相关规定也必须获得当地政府批准。他直言,“如果没有相关批准去做强制执行是错误的。”

  汤维建则指出,产能指标是一种政策性指标,具有行政许可的性质。工信部的文件开了一个口子,在自愿的基础上进行置换,流通有一定限制。他也认为,“法院的强制性拍卖与工信部的自愿性交易规定相违背,强制执行是一种非自愿交易。”

  汤维建还就执行的顺序问题提出质疑,他表示:“产能是企业最核心的财产,没有产能指标,企业就无法存在。既然还有很多其他方面的财产,应当先执行其他财产。如果没有其他财产,只能破产。产能指标拍卖只能在破产时阶段进行,而不能在强制执行阶段。”

  此外,汤维建还认为,相关产能实际上已经随着设备抵押给银行,所以强执拍卖存在疑问。“设备已经抵押给银行,生产钢铁的设备和产能指标捆绑,一个是载体,一个是灵魂。没有产能指标,这些设备就是一堆废铁”。

  还有媒体报道指出,河北省工信厅相关部门负责人10月26日表示,已经关注到法院强执拍卖钢铁产能指标这一新动态,但因属于新事物,目前正在研究中。至今尚无拍得企业通过行政审批程序完成产能指标的交割,他同时提醒参拍企业注意购买风险。

  后记:

  截至发稿,《法律与生活》记者没有收到衡水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任何回复。

(责任编辑:亦小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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