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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中案落槌:本刊第一时间采访辩护律师

吕佳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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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5月31日上午,备受关注的物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创始人张文中被最高人民法院改判无罪,与张文中一同坐在原审被告人席上还有原物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行政总监张伟春。
 
        开庭准备工作就绪后,审判长孙华璞敲下法槌宣布开庭,张伟春与张文中一同进入法庭,他身穿白色衬衫短袖与黑色西裤,头发有些花白。之后,在法官的示意下,两人在原审被告人席上落座。
 
        张伟春,出生于1958年,今年正好是花甲的年纪。从2006年开始,他便与此案捆绑在一起。2006年12月29日被刑事拘留,2007年1月1日变更为监视居住,同年2月14日被逮捕。2009年3月30日因犯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并处罚金20万元。2010年7月28日被裁定予以假释,2012年2月11日假释考验期满。
 
        在过去的十二年里,一直陪伴张伟春的除了家人,还有北京市泽文律师事务所律师吴建平。从一审到再审,吴建平一直为张伟春作无罪辩护。昨日庭审时,吴建平身穿律师袍与张文中的辩护人赵秉志、左坚卫坐在一起。
 
        吴建平是北京市泽文律师事务所主任,从事刑事辩护20余年,代理过多起重大刑事案件,包括在1998年到2001年间,为原河北省唐山市副市长王士义作无罪辩护,使王士义经历3年羁押后获得无罪释放,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个市长级的人物被关押之后又被无罪释放的案件。
 
        在张文中案宣判后,吴建平接受了本刊记者的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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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建平(左一)
 
        ▍回忆上次开庭很激烈
 
        法律与生活:您是如何成为张伟春先生的辩护律师的?
 
        吴建平:是他的爱人联系到了我,他们也比较认可我,所以十多年来能一直做他的辩护律师。
 
        法律与生活:张伟春先生拿到无罪判决后有没有与您交流?
 
        吴建平:他很高兴,这么多年的努力没有白费。从一开始,我们就是做无罪辩护,坚定不移地做无罪辩护。
 
        法律与生活:在申诉的长时间里,您主要做了哪些工作?
 
        吴建平:应该说是作为一名律师的工作,包括准备所有文件,梳理所有的证据,考虑法律适用,辩护理由的表达等,上次开庭的争辩还是很激烈的。
 
        ▍本案改判体现刑法谦抑性
 
        法律与生活:本案申诉的难点主要在哪里?
 
        吴建平:申诉涉及一些对案件的认识、出现错案后的一些惯性,不是一时就能得到扭转的。本案再审离不开中央对保护民营企业家产权的重视,与判案指导思想的变化也有一定关系。
 
        法律与生活:本案得以纠正对民营企业的意义是什么?
 
        吴建平:最重要的是对民营企业的法律保护,这种保护典型地体现了《刑法》的谦抑性原则,这对日后涉及民营企业、民营企业家的案件,甚至其他刑事案件都将具有指导意义。也许行为人确实有过错,存在违反政策的情况,但不一定是犯罪,不一定触犯《刑法》,不能简单地适用《刑法》对行为人定罪。这种观念的变化会体现在具体案件的审理中,这是一种本质的提升。
 
        法律与生活:张伟春先生是否曾有怨言?
 
        吴建平:他对原审判决始终是不服的,他能坚持下来,还是充分相信社会,相信法律的。
 
       法律与生活:无罪对张伟春先生的意义是什么?
 
        吴建平:对他来说,肯定是一个令人激动的事情,把这么多年积压在心里的阴霾清除出去,从而对自己有一个正确的评价,他的家庭、孩子们都为他高兴。
 
        早在2016年11月出台的产权保护纲领性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下称《产权保护意见》)就首次提出坚持公私财产权平等保护的原则,并下定决心要抓紧甄别纠正一批社会反映强烈的产权纠纷申诉案件,剖析一批侵害产权的案例。张文中案是最高人民法院纠正涉产权错案之一。
 
        张文中案改判后,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副教授赵军接受了本刊记者的采访,解读本案。
 
让平等保护的司法理念引领企业家产权案件
 
        法律与生活:从法律认定上说,张文中案出现错判的原因是什么?
 
        赵军:这个案子涉及诈骗罪、单位行贿罪、挪用资金罪三项罪名,这三个罪名都是司法实践中常见的罪名,罪与非罪的界限是比较明确的。诈骗罪的构成不仅要有欺骗的行为,还要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单位行贿罪的构成需要单位为谋取不正当利益而行贿,如果并未谋取也无谋取不正当利益的意图,则不能构成;挪用资金罪自然需要将资金挪给个人使用或借贷给他人。
 
        但是,为什么一审、二审以及第一次申诉中都认定被告人犯罪成立?我不了解案件的具体背景,但大体可以肯定的是:这不只是一个有关犯罪构成要件的技术性问题,也不仅仅只是执法、司法人员的业务能力问题,更为重要的是,这涉及到如何对待民营企业的问题,涉及到市场主体平等保护的执法、司法理念问题。
 
        法律与生活: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
 
        赵军:我们的市场经济是从计划经济转型而来的,所以在某些方面都还带有歧视非公经济的遗迹。比如,很多行业的准入门槛对民营企业不利,民营企业融资也比国有企业困难,物美这个案子的缘起,也是民营企业在申请相关国家项目时所处的不利地位。
 
        这些制度或观念上的遗迹反映在执法和司法活动中,就是一旦进入某些不是十分明确的“灰色地带”,当法律条文似乎具有某种“解释空间”时,执法、司法的实际进程往往就会朝着不利于民营企业家的方向发展。法律还是一样的法律,案件结果却不一样,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出在执法和司法理念的偏差上。这就是我常说的,法律条文之法和生活实体之法的区别。法律进步了,政策改了,但执法、司法理念还是旧的,那就会出问题。
 
        法律与生活:从历时的角度看,这个案子经历了罪与非罪的反转,我们究竟应该如何把握罪与非罪的界限呢?
 
        赵军:看待罪与非罪,当然要回到法律的规定上来。一是实体法上的罪刑法定,定罪要严格按照刑法上的构成要件;二是程序法上的疑罪从无,这个案件也涉及某些证据不能证明相关事实的问题。
 
       但这个案件应该特别强调的还是不同所有制市场主体平等保护的理念问题。为什么要强调理念,因为理念会影响我们对法律的解释和判断,从而在法律适用时产生很大的倾向性。这个案件所涉及的罪名是常见罪名,对相关构成要件的解释在理论上是有共识的,但为什么还是会出错?关键是理念没有更新。从这个角度讲,法律实务和法学研究当然要讲法律技术,但更要超越技术反思理念。只有超越法律技术,达成执法、司法理念的进步,才能真正促成我们的法治转型。
 
       法律与生活:这种理念转变所付出的代价是不是有些大?
 
       赵军:一个落后的理念,无时不刻不在阻碍社会的进步。在这个过程中,每个人都要付出代价。这12年,耽误了这个人,耽误了这个企业,但是也产生了一个样本。这就值得我们认真反思,只有这样,社会才能进步。
 
        法律与生活:最高人民法院的这次审判是不是客观上起到了提升民营企业地位的作用?
 
        赵军:确实,这次判决起到了一种积极的示范、引领作用,传递出一种平等保护民营企业的基本理念。从数量上来说,民营企业占中国企业总数的比重很高,解决了大量就业,为国家创造了很大的经济效益,但相对于国有企业,它们却在包括法律保护在内的许多方面处于劣势。这就要求我们的执法、司法人员尽快转变观念,尽快促成市场经济的法治化和市场主体的平等保护。
 
        当然,从立法上来看,我们对民营企业的平等保护也还有一定的提升空间,这并不是说我们的立法要不顾实际情况地搞一刀切、一步到位,但不同所有制市场主体平等保护的理念需要在立法层面逐步落实到位。比如说,职务侵占罪与贪污罪的法定刑就不一样,前者整体轻于后者,挪用资金罪与挪用公款罪也有类似的情况。这些问题如何解决,也需要进一步探索、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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