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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宪法”修改:认罪认罚从宽的限度在哪里?

吕佳臻
 
  《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刑诉法》)是仅次于宪法的基本法,它素有“人权法”之称,也被称为“小宪法”,牵一发而动全身。
 
  2018年5月10日,中国人大网全文公布了《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以下简称《修正案草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此次修法,涉及完善与《监察法》的衔接机制、建立刑事缺席审判制度、完善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和增加速裁程序三方面内容。
 
  作为《刑诉法》实施38年来的第三次修改,将对刑事诉讼“控辩审”三个核心环节产生重要影响。近日,德恒律师事务所举办第二届“刑辩十人”论坛,组织学者、资深刑辩律师就《修正案草案》开展了4个多小时的讨论。
 
  对于《修正案草案》规定的值班律师制度,与会律师都认为值班律师的定位有待明确,如果是辩护人,其会见权、阅卷权等辩护权利需要加以细化。
 
  就认罪认罚从宽而言,外界不少人认为这一做法借鉴了国外的辩诉交易制度。有学者认为,两者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别,美国辩诉交易制度的协商主体是检察官与辩护律师,而中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主要立足于检察官与犯罪嫌疑人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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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刑辩十人”论坛由杨矿生、许兰亭、钱列阳、郝春莉、刘卫东、王兆峰、赵运恒、毛立新、朱勇辉、毛洪涛等十位京城刑辩律师共同发起,旨在共同研讨刑事辩护的前沿问题,推进刑事辩护的专业化、规范化。本次论坛的轮值负责人为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管理合伙人王兆峰,主持人是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程晓璐。
 
        认罪认罚从宽的限度在哪里?
 
  外界提及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常常会与美国的辩诉交易作对比。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诉讼案例研究中心主任李奋飞指出,两者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别,美国辩诉交易制度的协商主体是检察官与辩护律师,而中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主要立足于检察官与犯罪嫌疑人之间。此外,美国允许双方就罪名进行交易,但在中国是不允许的,只能就量刑进行协商。
 
  在王兆峰看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体现了公平与效率的平衡,在这个过程中,不能为了过分追求诉讼效率而忽视对权利的保护。对于认罪认罚的概念,程晓璐认为,应该在将来的配套法律中予以明确,“认罪”应该是承认指控的主要犯罪事实,如果犯罪嫌疑人对犯罪事实没有异议,但不认可指控罪名,也不影响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这时就不能适用速裁程序。
 
  《修正案草案》的第九条、第十四条、第十九条都指出,侦查人员、人民检察院、审判长都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从宽处理的法律规定和认罪认罚可能导致的法律后果。
 
  对此,北京君永律师事务所律师许兰亭提出,犯罪嫌疑人要交代到什么程度,相应的法律后果是什么,都应该规定得更详细一些,这样才能保证认罪的自愿性,否则,只是稀里糊涂地承认,后面如果想翻供、想上诉,是不是还有改变的可能。
 
  北京紫华律师事务所主任钱列阳表示,认罪认罚从宽与立法本意中的查清事实是有一定冲突的。犯罪嫌疑人在这个过程中会有一种交易的心态,认了罪,就希望能早点儿出来。这里会出现可能犯的是大罪却经过计算平衡,掩盖了犯罪事实;或者明明是无罪,却认了罪,为的是赶紧出来。这样一种交易行为,是我们在立法时应该考虑的。
 
  京都律师事务所主任朱勇辉从律师的作用出发,强调在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时,赋予辩护律师更多的权利和界定空间,在这个过程中,律师起到维护被告人权利的作用。通过赋予辩护律师知情权和建议权,来与控方进行沟通。
 
  认罪认罚从宽的立法动向呈现出刑事诉讼的一种合议样态。李奋飞认为,在这种背景下,与过去以对抗为主的刑事诉讼模式相比,律师辩护的着力点将出现新变化,一是要注重审查被告人认罪认罚的自愿性,二是要审查被告人认罪认罚有没有事实基础,三是如何就量刑问题与控方进行协商。
 
  他认为,目前,虽然《修正案草案》还比较粗糙,有待为律师设置更多的空间,但此次修正将对我国刑事诉讼产生深远的影响。在这种新样态下,律师应该更新刑事辩护的理念和策略,注重刑事辩护的前置。
 
  对于不应该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的犯罪嫌疑人,《修正案草案》将盲、聋、哑人包括在内。对此,王兆峰认为,如果盲、聋、哑人愿意认罪,却无法享受到这一诉讼制度带来的好处,这是一个漏洞。
 
        值班律师:落实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
 
  《修正案草案》第四条提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法律援助机构没有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的,由值班律师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法律咨询,程序选择建议,代理申诉、控告,申请变更强制措施,对案件处理提出意见等辩护。”
 
  值班律师源于2014年8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发布的《关于在部分地区开展刑事案件速裁程序试点工作的办法》,其中第四条规定:“建立法律援助值班律师制度,法律援助机构在人民法院、看守所派驻法律援助值班律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申请提供法律援助的,应当为其指派法律援助值班律师。”
 
  此前,中国政法大学国家法律援助研究院首席专家顾永忠曾就《修正案草案》表示,值班律师的设立意味着将来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将成为立法的要求。
 
  从律师的视角看,值班律师的定位仍需要进一步明确。在讨论中,北京东卫律师事务所主任郝春莉表示,修正案草案对律师权利规定得很少,只有律师的约见权,而不是会见权,也没有明确的律师阅卷权。因此,她认为,值班律师能不能转化为辩护人,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而值班律师转化为辩护人还涉及指定辩护、委托辩护的问题,这其中的转换机制是什么,转化意愿如何确定,这些问题都应该加以研究细化。
 
  北京中同律师事务所主任杨矿生则从刑事诉讼的不同阶段出发,就值班律师的工作表达看法。他认为,应该细化值班律师在侦查、起诉、审判等各个阶段的权利,明确值班律师在不同阶段所发挥的作用。
 
         缺席审判:合法财产的举证责任应明确
 
  在《修正案草案》中,将增设缺席审判程序一章,拟建立对潜逃境外的职务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缺席审判程序,这是对国家反腐败工作和国际追逃追赃工作的法律回应。
 
  这一制度的设立也引起学界和律师界的关注。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副主任毛洪涛认为,缺席审判毕竟是一个有所缺位的程序,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对控方参与审判的程序加以严格限制。
 
  对于财产型案件的缺席审判,钱列阳提出,一是应该关注合法财产与非法财产的界限,应明确合法财产的举证责任由家属还是公诉方承担;第二,这类案件的结果还存在缴纳罚金的问题,而罚金涉及被告人的合法收入,这一收入与其夫妻共同财产交织在一起,这一界限也应该予以明确。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教研室主任刘计划则认为,就贪污贿赂案件而言,缺席审判并没有构成对被告人权利的限制或剥夺。他认为,通过《修正案草案》的条文可以看出,贪污贿赂案件适用缺席审判程序需要明确三个问题:一是被告人获得了传票、起诉书仍然拒绝回国,视为其放弃了获得审判的权利;二是被告人有委托辩护律师的权利,律师参与辩护的方式是多样的,如果被告人在国外,可以与被告人打电话,被告人获取判决书可以积极上诉,保障了被告人的上诉权;三是救济权利,审理过程中如果被告人归案,这种情况下可以到庭参与庭审,判决生效后,有异议就再审。
 
  目前,《修正案草案》正通过中国人大网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截止日期为2018年6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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