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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节市原副秘书长赵永富受贿案,控辩激辩证据链


记者/郑荣昌

  2018年4月18日至20日,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原贵州省人大代表、贵州省毕节市政府常务副秘书长赵永富受贿、玩忽职守案(一审),继1月休庭以来再度开庭。赵永富的辩护律师杨名跨、刘金滨认为两项罪名均不成立,为其作无罪辩护。

  随着庭审的进展,记者发现,几乎在受贿证据链的所有环节,或者说在证据法的所有重要方面,辩护律师与控方、审方均发生激烈碰撞。

证据链第一环:自供状的形成

  证据链的第一环,是赵永富在侦查阶段自证有罪的供述。在法庭上,赵永富讲述了这些供述的形成过程——

  2016年7月8日,赵永富被一位纪委工作人员和几位检察人员以核实情况为由从市政府办公室带到纪委黔西县岔白村一座山庄。

  在山庄,对赵永富的讯问由若干小组轮流进行。第一次讯问长达100小时。由于讯问人员让他保持坐姿,赵永富很快陷入头昏眼花、心慌恐惧、麻木呆滞的状态。他接受“双规”的时间为84天。

  赵永富说,他经不起这样的折磨,“就这样,我按照审讯人员预设的‘答案’作了胡编乱造的虚假交待。他们多次检查并多次让我按他们的要求更改,还多次要我写成自书材料。”

  这些材料的主要内容是:从2013年春节到2015年年底,时任毕节市双山新区(金海湖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的赵永富利用自己的职务之便收受王某、甘某、刘某某、邱某某等21人贿赂19笔共计391万元,为他们所属公司在工程建设、工程款拨付等方面谋取利益。

  对赵永富的上述说法,公诉人称,有罪供述笔录经过其本人阅读和签字,并有同步录音录像为证。赵永富辩解:“那是在山庄被威胁、被疲劳审讯时形成的,公诉机关还应提供山庄的同步录音录像。”辩护人也提出同样的要求。对此,公诉人回应:“赵永富在侦查及审查起诉阶段的自书材料及讯问笔录已经全部随案移送。”

证据链第二环:证人证言的形成

  被告人供述与证人证言的相互印证,本应相互印证。但案件移送法院后,部分证人推翻了侦查阶段的证言。截至本次庭审,证人郑某某、王某、卢某某等均推翻了之前的供词。庭审显示,他们翻证的理由是侦查阶段检察人员的取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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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永富和他的妻子郑某某

  证人郑某某是赵永富的妻子,她说,2016年8月2日晚上,她被检察院车辆带到某山庄接受讯问28天。至8月29日,她作了赵永富将贿款交给她管理的虚假证言和同步录音录像,才被放回。其间,她被要求端坐在一个塑料凳子上,两人一组、不间断讯问三天三夜。还有一次,有人让她同被“双规”的赵永富视频通话。她看到赵永富胡子拉碴、面容憔悴地劝她承认,她几乎崩溃。

  最后一天,郑某某说自己实在受不了了,就说“我承认”。于是,有人逐一念了行贿人的“证言”,让她照此写下来后,签字、按手印。起先,对方让郑某某说赵永富受贿金额是467万元,后又让她说290万元,并让她说其中一部分存在其建行账户里,一部分存在其母亲的建行账户里,还有一部分现金放在家里。其实,“看一看我和我母亲的建行账户流水,就会知道我是编造的”。出来之后,郑某某整夜睡不着觉,被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诊断为精神分裂症。

  对郑某某的说法,公诉人认为,没有证据证明郑某某以上证言的真伪。但律师认为,证明侦查活动合法的责任在公诉机关,公诉机关应当提交在山庄限制郑某某人身自由期间的全部监控视频和讯问录音录像,并已提出了书面申请,但公诉机关未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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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在法庭外的证人王某(右)

  证人、双山新区双纵三路项目的负责人王某(女)2018年4月7日给本案审判长写了一封信——2016年9月11日,自称是纪委联合调查组的人把她带到某山庄一楼,让她端坐在一个塑料凳子上,对她不间断地讯问了一昼夜,又把她带到二楼讯问到晚上,要她承认送过赵永富10万元,还拿出一份材料说,你看赵永富都交代了。他们还威胁她说,想关你多久就关你多久。她本来就有病,实在受不了,就依样画葫芦写了一份送给赵永富10万元的材料,并做了笔录。其实,她没有送给赵永富一分钱。回家后她深感不安,所以给审判长写这封信,希望法庭能够还原真相,还赵永富公平。

  证人卢某在某山庄接受讯问回家的当天就给金沙县反贪局陈肖局长发短信称:“回家后我左思右想,认为今天的事情我配合你们工作是我作为一个公民的义务,但是,这10万元我真的没有送过,还希望领导还我一个清白。我也不可能落井下石去害赵永富,望领导明鉴。”后来,卢某将这一短信转发给了赵永富的妻子。

  由于卢某短信的出现,辩护律师申请法庭调取金沙县反贪局陈肖局长的手机短信,法庭没有调取。4月18日早上一开庭,检察院作了书面答复:“对证人卢某及本案其他相关证人讯问程序合法,每一次询问结束后,证人均亲自核对笔录后签字、按印,且有同步录音录像证实,证实内容与本案其他证据相互印证,依法应予以采信。”

  在证人翻证并说明了理由的情况下,法庭到底应采信哪方的说法呢?刘金滨律师认为:事实存疑时,应当按照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采信对被告人有利的证言,且为了核实证人被取证全过程是否合法,法庭应当调取证人在山庄的全程录音录像或监控视频。

  甘某某、刘某某是双山新区“两水项目”负责人。起诉意见书上说,赵永富和甘某某、刘某某均承认,甘、刘二人分三次送给赵永富110万元。其中一次是2015年9月至10月间的一天晚上,甘某某打电话把赵永富约到毕节市风景丽都大酒店门口给的,30万元和两条烟装在一个装衣服的手提袋里,是刘某某从车上拿下来交给赵永富的。

  然而,杨名跨律师第一次见公诉人的时候,提及2015年9月至10月那个时间段赵永富不在毕节市,而是在贵州省委党校中青年干部班脱产学习,还提及赵永富的家属取得了赵永富在该班脱产学习的考勤表。后来在起诉书中,公诉机关放弃了对该30万元受贿的公诉。

证据链第三环:客观证据

  由于法律规定不能仅凭言词证据判决被告人有罪,加之前述言词证据即赵永富的受贿供述和证人证言疑为非法证据,开庭前,赵永富和辩护律师依法向法庭提出多项请求:排除非法证据,调取客观证据,请证人出庭作证,通知有关侦查人员出庭。法庭上,当辩护律师再次指出被告人和多位证人指证检察机关移送法院的言词证据为非法证据,并依法提出排除这些非法证据的请求时,被法庭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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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金滨律师、杨名跨律师(前排左起)和他们的助手

  两次开庭,辩护律师均提出,即便这些言词证据不予排除,根据相关法律也不能仅以言词证据定罪,应该调取于本案极为重要的受贿地点监控录像、与行受贿直接关联的每次通话记录、每个行贿人所在公司或项目的现金日记账、财务账簿、借条、收条等书证,以及银行账户流水等客观证据予以佐证。

  对于这个问题,公诉人于4月18日上午当庭回应:与本案存在直接关联性的证据,能调取的已经调取随案移送。赵永富及辩护人所申请调取的证据与本案无直接关联性,没有调取必要。本案检察机关移送的在案证据也能够充分证实起诉书指控的赵永富犯罪事实。

  至于法院是否应该调取证据,《刑事诉讼法》第五十条有明确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而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依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规定》第18条,辩护律师申请检察院、法院调取证据,检察院、法院即使不同意,也应该书面说明理由。

  杨名跨律师说,辩护人多次书面申请法院调取有关客观证据,法院均未调取,也未书面答复,而是把辩护人的申请转给了与辩方对立的检察机关处理。

  证据链第四环:证人出庭

  由于证据方面出现的诸多疑点,排除非法证据和提供客观证据的请求也没有得到支持,辩护律师依法提出证人全部出庭的请求,法庭还是不支持。

  譬如,上面提到的王某,由于她给审判长写信说明了自己被非法取证的情况,审判长没有回应且没有告知律师法庭收到了这样一份证据,开庭这天她又抱病来到法院,希望进入法庭说明真相。赵永富和律师也强烈要求法庭准许她进入法庭,但合议庭没有允许。

  《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七条规定:“公诉人、当事人或者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对证人证言有异议,且该证人证言对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人民法院认为证人有必要出庭作证的,证人应当出庭作证。”刘金滨律师告诉记者,《刑事诉讼法》规定,证人出庭为原则,不出庭为例外。

  刘金滨说,证人证言对定罪量刑有决定性影响,证人出庭说明情况并接受控辩双方发问和法庭调查极为必要。

  本案再次休庭

  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和最高人民法院的规定,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决定适用普通程序审理本案后,应当告知赵永富其有权申请由人民陪审员参加合议庭。然而,无论是2018年1月第一次开庭,还是这次开庭,合议庭均由三位法官组成,没有人民陪审员参加,法庭也未告知赵永富其享有此项权利。

  本次开庭第三天(4月20日),在刘金滨律师申请等候在法庭外的证人王某出庭作证遭到审判长拒绝后,刘金滨律师以审判长可能与被告人形成利害关系为由申请审判长回避。4月20日9时15分,合议庭以辩护人申请审判长回避为由再次宣布休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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