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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事件:仅仅是师德败坏了吗?

蔡斐/文
 
  沸沸扬扬的沈阳事件,又一次将公众的视野拉回到校园性骚扰这一敏感话题上来。近一年来,先后发生北京电影学院阿廖沙事件、南昌大学国学研究院副院长周斌性侵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陈小武事件、对外经贸大学统计学院教授薛原性侵案……这一系列频繁发生的事件让人不由得重新审视校园反骚扰制度的建设问题。
 
  据媒体报道,作为沈阳事件相关方之一的北京大学,已经在2018年4月8日对《北京大学反性骚扰有关规定(建议稿)》的适用范围、学校反性骚扰的机构设置,以及对性骚扰行为的投诉、调查、认定、处理程序及反性骚扰的教育与预防工作进行了专题讨论。
 
  这一制度的出台,固然可喜,并且可以为中国其它高校作出示范。但是,要彻底斩断暗藏在象牙塔里的性骚扰黑手,恐怕还得从更高的制度层面来调整。
 
        学生如何成为了老师的依附者
 
  从本质上来说,师生关系的形成,起源于社会对知识的处理。为了实现知识的接力,教育制度设计了知识的传递者和接受者两种角色。通俗来说,就是老师和学生。有学者认为,无论是依据传统的文化界定,还是现代的教育制度设计,师生关系始终属于一种质量较高的人际关系类型,其交往的低风险甚至零风险、互动过程的增益性、交往效果的未来指向性等,都是一般人际关系所不具备的。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性骚扰丑闻呢?仅仅是师德败坏了么?当然不是这么简单。
 
  接受过教育的人都知道,教育不仅是一个知识传授的过程,还是一个师生关系互动建构的过程。中国传统师生关系,往往伴随着“一日为师,终生为父”的拟亲属关系特征。在这种价值框架下,教师兼具传道、授业、解惑等多重功能,并且把学生当作弟子,学生也视老师为遵从和感恩的对象。在这种关系的形塑中,老师还充当了学校管理机构的代理人角色,直接行使对学生的课程考核、学业评判、思想教育、行为控制等一系列的权力。相应地,学生不仅是知识的接受者,还成为了人身的依附者。
 
  于是,某些导师可以轻而易举地利用手中的权力,让学生帮忙拎包、打饭、洗车、做家务、喊自己爸爸、猥亵或性侵学生,导致有些学生被逼得选择自杀。这样的案例,显然违背了师德。
 
        构建法律长效机制才能回应时代诉求
 
  在沈阳事件中,北京大学、南京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先后发表声明,不约而同地以“师德”为红线,传递出对性骚扰和败坏师德的“零容忍”态度。近年来,北京大学更是坚决实行师德的“一票否决制”,发布《北京大学师德教育实施办法》《北京大学师德考核实施办法》《北京大学师德“一票否决”实施细则》等规章制度,推进师德师风建设。
 
  不过,将老师的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仅仅依靠校纪、校规以在师德层面进行约束,显然是不够的。特别是面对性骚扰这一触及人身权益的法律问题时,从法律上构建高校预防性骚扰的长效机制,才是回应时代发展诉求的有效治理方式。换言之,我们不应该从师德问题的惯性思维来对待校园性骚扰,必须尽快将校园性骚扰纳入到法律的框架下进行处理。
 
  目前,我国的《治安管理处罚法》《妇女权益保障法》《刑法》等法律对性骚扰受害者都有着不同程度的保护。但是,在性骚扰问题上,很多受害人选择保持沉默。一方面,是担心自己名誉受损,或者迫于老师的威胁,以及正常毕业的学业诉求;另一方面,由于性骚扰通常是在私密环境下发生的,也产生了举证责任的问题。沈阳事件,是在受害人高岩逝去20年后才被同学披露出来的,并且逝者已去,当年的证据几乎无法寻觅。
 
        女性缺乏的不是勇气,而是支持
 
  西方法谚有云,“法律不保护那些躺在权利上睡大觉的人”。很多人简单地将校园性骚扰问题的责任归结为受害人的“忍辱负重”。的确,我们希望受害人站出来,而且要尽早站出来。这不仅能够让自己受到的侵害程度降到最低,而且能够避免更多的人受到伤害,并且尽早让法律给予坏人以制裁。
 
  但是,诚如罗茜茜(陈小武事件的受害人之一)的律师的万淼焱所言,“女性缺乏的不是勇气,而是支持”。
 
  目前法律制度对性骚扰的规范还停留在原则性的表态层面,对性骚扰的界定、法律责任的判定和定罪量刑并不明确,这使得法律救济的途径往往被搁置,并不能对受害人产生足够的法律支撑效应。
 
  高校的反性骚扰行动还处于起步阶段,还没有和法律救济形成联动,也缺乏独立的第三方机构介入保护过程。现实当中,不少学校在事发后为了声誉着想,习惯于“捂盖子”的维稳操作,希望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校园和社会上专业的女性保护救助机构所发挥的作用还不大,一些关注女性权益的公益组织在校园性骚扰的法律救助领域做出了一定的努力,却在信息披露过程中对受害人造成二次伤害,也对高校教师群体造成了整体污名。
 
  现行司法实践对性骚扰的认定往往以行为人是否采用暴力手段作为判断依据,忽略了行为人可能利用其与受害人之间存在某种权力控制关系的情况,这就注定了受害人胜诉困难。当然,即便胜诉,目前的惩罚力度也不足以形成有效的法律震慑。
 
  罗列这些问题,不是如怨妇般地提出防治校园性骚扰的困境,而是希望对校园性骚扰予以足够的法律重视。既然沈阳事件等一系列个案已经进入公共对话领域,那么,如果仅仅就个案处理来论是非,纠缠在道德层面谈得失,却没有提供制度层面,尤其是法律规则上的充分细致的保障,那么,校园性骚扰恐怕也只能沦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沈阳事件的“解决”,也只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没解决”。(作者系西南政法大学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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