庭间密谈?云南串通投标案重审再现疑云 - 独家 - 法律与生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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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间密谈?云南串通投标案重审再现疑云

        2017年2月,记者为了查清云南穆德明案件的背景资料,曾赶赴云南进行了实地采访,并以《云南一串通投标案遭西南政法四刑法学家质疑》为题进行了详细报道。当时,著名刑法学专家、西南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孙长永、梅传强、石经海、潘金贵等,经论证出具了《专家论证法律意见书》,认为骆义铭、穆德明不构成犯罪。
 
        2018年2月,一年过去了,穆德明向媒体反馈情况,气愤地告诉《法律与生活》记者,“镇雄县法院一审判决骆义铭、穆德明有罪;昭通市中级法院二审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撤销原判发回镇雄法院重审。重审法院虽将伪造的证据以及彝良县检察院在侦查阶段获得的骆义铭、穆德明等人的所有供述和自书材料认定为非法证据并予排除,但令人震惊的是,审判人员居然与公诉方联手对付控告人和辩护人,最终在没有新的事实和证据的情况下坚持了原判,难道这不是对二审的嘲弄吗?!”
 
        穆德明强调,“更让人震惊的是,二审承办游法官是游检察官的亲哥哥,而游检察官非本案公诉人,但游法官却允许他全程参加庭前会议并代表公诉人发言,还在无法应对被告人和辩护人依法提出的请求后,与游检察官、公诉人密谈如何对付被告人和辩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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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德明向记者讲述自己的遭遇)

       “彝良检察院越权办案”

       眉头紧蹙、腰已弯驼,46岁的穆德明显然比实际年龄苍老了许多。
 
        “本案的起因是一次招标。”穆德明痛苦地说。

       据穆德明等人的投诉材料显示,2013年11月,云南省彝良县教育局委托某招标代理公司就某招标项目向社会公开招标。本次招标共有4家公司报名参加,2014年1月16日,该项目在彝良县政务管理局开标。穆德明作为某招标代理公司在该项目的负责人,具体承办招标代理业务。骆义铭作为彝良县政务管理局局长负责该项目开标工作。陈修善、陈鹏群作为投标公司的人员参与了该项目的投标,彝良县教育局副局长袁某作为招标人代表参与了该项目评标工作。
 
        陈修善负责的公司给了骆义铭2.5万元,委托他支付评标专家评审费。骆给了4位评标专家每人0.2万元,剩余1.7万元未与陈结算。开标当日,穆德明在9名评标专家刚打完分还未进行统分时,恰好看见骆在开标办公室门口,在事先没有商量的情况下,将自己了解到的评标专家打分大致情况报告给骆义铭,随后走进了评标室。骆遂将其中4个评标专家袁某、方某、童某、梁某分别喊出门外沟通,请求4人给陈负责的公司打高分,穆德明对骆义铭与4个评标专家的谈话内容不知情。最终陈修善负责的公司中标。
 
        “2015年3月26日,彝良县检察院的几名检察官未履行法定手续,就以‘配合调查’为名把我和公司出纳陈鹏群带到了检察院关押、审讯。”陈修善称。
 
        “检察官罗某等三、四人未出具任何法律文书,就把我带走关押、审讯了58天后,才叫我爱人韩某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通知书》上签字,却不准书写真实日期,让写虚假的日期:2015年4月3日。”陈修善说:“在我被非法拘禁期间,办案人员没有通知我的家人,他们还以为我被黑社会绑架了呢!”

        此后,陈修善告诉记者:“2015年8月14日,彝良县检察院的检察官周某等人强迫我书写自首材料,并要求我将自首材料的时间提前至2015年3月26日,还说不按照他们的要求写就不让我回家。在2015年3月26日至4月2日我被关押的8天里,他们没有正常的法律手续,却使用了一些恐吓、威胁、诱骗等非法手段,其间有4天3夜不间断地对我进行疲劳审讯、折磨。”

       “按相关规定,单位行贿罪的涉案金额为20万元,但彝良县检察院发现陈修善负责的公司涉案金额只有2.5万元后,仍将陈修善和陈鹏群以涉嫌单位行贿罪立案侦查!”穆德明称,“从以单位行贿罪的罪名立案后就没有再走移送审查起诉程序的事实来看,不得不让人怀疑,检察机关的目的就是以侦查单位行贿罪的名头侦查不属于自己管辖的串通投标案。”

       “另外,《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串通投标案不归检察院管辖,只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重大犯罪案件,经省级以上检察院决定,才可以由检察院立案侦查。”穆德明称,“本案未经过云南省检察院决定,彝良县检察院就直接对串通投标案进行侦查的做法,涉嫌违法。”

       “没有出具任何法律文书,彝良县检察院的检察官在2015年5月1日将骆义铭带到检察院非法拘禁,直到5月8日晚他才被取保候审。”骆义铭的弟弟骆义东在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称。

       “在不符合立案标准,也没有立案的情况下,侦查人员即对我采取了监视居住和非法拘禁措施。”穆德明称,“5月7日,彝良县检察院的检察官徐某等4人将我带走关押在检察院的审讯室。而《刑事诉讼法》第73条明确禁止在羁押场所、专门的办案场所对犯罪嫌疑人执行监视居住!该法第72条明确规定:监视居住由公安机关执行,但自始至终都是彝良县检察院单独对我执行监视居住!”

       “徐某等把穆德明关押在他们专门的审讯室,目的就是想怎么整就怎么整,因为没有任何监督!”穆德明的妻子路某称。
 
        穆德明气愤地说:“更让人匪夷所思的是办案人员居然伪造证据,在《彝良县人民检察院告知监督卡》和《回访监督卡》上伪造了我的签名。我这儿有云南天禹司法鉴定中心做出的《文书司法鉴定意见书》证明。”
 
        记者看到该《文书司法鉴定意见书》的结论是:《彝良县人民检察院告知监督卡》询问栏签名的“穆”字检材字迹与提取作比对检验的穆德明样本书写字迹不是同一人所写;《回访监督卡》复印件上被回访对象对检察干警执纪办案意见栏内的“穆德明”样本书写字迹不是同一人所写。

       “2015年5月4日下午,骆义铭在彝良县医院进行抢救,而彝良县检察院却有他在此期间的《讯问笔录》!”骆义东称。
 
        “8月26日,彝良县检察院以涉嫌滥用职权罪对评标专家袁某取保候审。至此,彝良县检察院分别以不同的罪名先后对陈修善、陈鹏群、骆义铭、穆德明、袁某予以立案侦查,但对与袁某一样同为听从骆义铭打招呼而改分的另3名评标专家方某、童某、梁某没有予以立案侦查。”穆德明称,“后经昭通市检察院指定,彝良县检察院将本案移交给了镇雄县检察院。2015年12月2日,镇雄县检察院基本按照彝良县检察院确定的涉嫌罪名,以我涉嫌滥用职权罪、行贿罪、串通投标罪,以骆义铭涉嫌滥用职权罪、受贿罪、串通投标罪,以袁某涉嫌滥用职权罪、串通投标罪,以陈修善、陈鹏群涉嫌行贿罪、串通投标罪、滥用职权罪等向镇雄县法院提起公诉。” 
 
        “一审法院超审限近半年,二审法院撤销原判发回重审”

       “本案在原一审中,镇雄县法院承办法官张某违反法定程序拖延办案。”穆德明无奈地说:“直到2016年10月22日宣判时,已经超过合法审限5个多月,致使我被超期羁押5个多月。”

       “《刑事诉讼法》第202条规定:一审法院在已报上一级法院批准延长审限内不能审结的案件,因特殊情况还需延长的,只能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批准。而一审法院在2016年1月21日向上级法院报请延长审限2个月后又超43天的情况下,只是于6月13日第二次向上一级法院报请延长审限1个月!”路某称,“显然,他们这么做不符合法律规定。”
 
        查阅镇雄县法院做出的(2015)镇刑初字第525号《刑事判决书》,记者看到该《判决书》载明:以滥用职权罪、受贿罪判处骆义铭有期徒刑3年,以串通投标罪判处穆德明有期徒刑两年并没收30万元招标代理费,以串通投标罪判处陈修善有期徒刑1年零6个月,以滥用职权罪对袁某贤免于刑事处罚,以串通投标罪对陈鹏群免于刑事处罚。

       “除袁某外的4人均不服一审判决,并以无罪理由上诉至昭通市中级法院。2017年5月5日,昭通中院开庭审理本案。”穆德明称,“ 7月6日,昭通中级院做出(2016)云06刑终318号《刑事判决书》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撤销镇雄县法院(2015)镇刑初字第525号刑事判决,将本案发回镇雄县法院重审。” 

        “重审法院排除非法证据,没有新事实和新证据坚持原判”

       据记者了解,本案发回重审后,镇雄县法院组成了合议庭:审判长沈某、承办法官游某、审判员阮某。

        “自重审开始,令人吃惊的事情就不断发生!”穆德明称,“重审的公诉人是聂某、潘某、胡某,游检察官虽是镇雄县检察院公诉科科长,但非公诉人。他与游法官是亲兄弟。2017年12月5日,游法官不仅允许他全程参加了庭前会议,还允许他代表公诉人发言。”
 
       “当时,游检察官在侃侃而谈,有一位律师感觉奇怪,就问法官他是什么身份。有一位法官告诉律师,游检察官是镇雄县检察院公诉科的。律师就追问他是不是公诉人员。法官说不是。律师当时就火了:不是公诉人,你在审判人员、公诉人员和律师参加的庭前会议上讲什么话呢?!”路某激动地说:“12月5日,当所有涉案人员、律师以及上百名旁听人员如期到场后,游法官竟临时告知不公开开庭审理,不允许旁听人员进场,并不做同步录音、录像。”
 
        “在12月7日15时5分,庭审中出现了让我们震惊的事情:当被告人和辩护人依法要求法官请彝良县检察院办案人员出庭解释为什么检察院有骆义铭抢救期间的《询问笔录》等多个问题时,法官马上宣布休庭。随即一行人同时离庭到隔壁房间。”路某称,“直至16时7分有了对策后才返回开庭。”
 
        “重审本应是法院居间裁判、独立审判。”穆德明称:“《法官法》、《检察官法》、《刑事诉讼法》对于回避、审判独立、公正审判都有明文规定,身为法官和检察官的他们为什么敢这么干?!
         “在2017年12月9日至12月28日,居然休庭了20天。在29日,才又继续开庭。审判长沈某宣布排除侦查机关——彝良县检察院的非法证据。”路某称,“当时我们以为遇到了青天。因为二审是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的,现在没有新事实、新证据,又当庭排除了非法证据,这就意味着穆德明等人无罪。但法院却在2018年1月做出了(2017)云0627刑初435号《刑事判决书》,以原一审法院的庭审记录和上级检察机关的例行监督的《讯问笔录》为证据,给被告人定了罪!众所周知,法院的庭审记录和上级检察机关的例行监督的《讯问笔录》都不能作为定案的证据!”
 
        查阅(2017)云0627刑初435号《刑事判决书》,记者看到其有这样的表述:本院组织控辩双方召开了专题会议,并报请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排除骆义铭、穆德明、陈修善三人在彝良县检察院侦查阶段所有的供述材料和自书材料,并要求公诉机关在庭审中不得对该部分证据进行出示和宣读。该《判决书》有这样的判决内容:镇雄县法院以滥用职权罪判处骆义铭有期徒刑3年,以串通投标罪判处穆德明有期徒刑2年并没收30万元招标代理费,以串通投标罪判处陈修善有期徒刑1年零6个月,缓期2年,以滥用职权罪对袁某贤免于刑事处罚,以串通投标罪对陈鹏群免于刑事处罚。
 
        “二审法院是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撤销原判发回重审的,而镇雄县法院在没有新的事实、新的证据且排除了原一审使用的非法证据的情况下,仍坚持原一审判决。”穆德明气愤地说,“难道这不是对二审法院判决的嘲弄吗?!”
 
        镇雄法院、镇雄检察院未予回应

        就穆德明等人所反映的问题,记者作出了3000多字的《采访提纲》向彝良县检察院、镇雄县法院和镇雄县检察院求证。

       彝良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兼党组书记朱某回复说,“穆德明案法院已判决,判决书中对你提纲中的问题均有明确认定”。

       镇雄县人民法院该案承办人游法官则回复说“我没收到”。

       其他人没有回复。

       专家观点:本案存在犯罪主体、办案程序等诸多问题 

       2016年12月30日,西南政法大学证据法学研究中心组织孙长永(西南政法大学博士生导师、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副会长)、梅传强(西南政法大学博士生导师、中国刑法学研究会副会长)、石经海(西南政法大学博士生导师、中国刑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潘金贵(西南政法大学证据法学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等4名刑法学专家,就云南彝良和镇雄检察院办理的穆德明串通投标案的有关法律问题,以及穆德明涉嫌串通投标罪案、骆义铭涉嫌滥用职权罪、受贿罪案进行论证,并于2017年1月10日出具了《专家论证法律意见书》彝良县检察院越权办案:骆义铭不构成滥用职权罪、受贿罪,穆德明不构成滥用职权罪的共犯,公司收取的30万元招标代理费不属于穆某明的犯罪违法所得,是公司的合法收入,穆德明不构成串通投标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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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两图为西南政法大学四位刑法学专家出具的《专家论证法律意见书》)
 
        专家指出,滥用职权罪属于典型的身份犯,主体必须具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身份。按照我国刑法理论,身份犯与非身份犯存在共同犯罪。本案中穆德明不具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身份,其构成滥用职权罪共犯的基本前提是骆义铭构成滥用职权罪。综合全案分析,骆义铭的行为不构成滥用职权罪,故穆德明构成滥用职权罪的共犯也就无从谈起。
 
        此外,专家指出,本案在追究穆德明涉嫌串通投标罪的过程中存在严重的违反程序的问题。串通投标罪不属于检察机关自侦案件的范围,应由公安机关进行侦查,即使按照“六部委”规定,由检察机关为主,也不等于全案都由检察机关侦查。而本案全部案卷中并无任何公安机关参与办案的材料,实质是全案由检察机关侦办完毕。这就涉及到侦查主体不合法取得的证据的合法性问题,从严格遵守法律程序,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以及人权保障、抑制侦查权滥用等角度考量,此案也不应认定穆德明的行为构成串通投标罪。

       截稿前,穆德明向记者表示:“尽管我们遭受了巨大的不幸与严重的不公,但我们仍坚信法律是维护公平正义的,我们早已上诉到了昭通市中级法院,相信会获得公断。”

       对于本案的走向,本社将保持关注。(《法律与生活》深度报道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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