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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世洲:比较研究在刑事立法中发挥基础作用

吕佳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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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世洲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首位获得德国洪堡科研奖的刑法学家,在我国刑法学、比较刑法学以及国际刑法学方面都有精深研究)
 
  中国改革开放晚近20年,刑事立法工作硕果累累。1996年《刑事诉讼法》和1997年《刑法》经过全面修订以来,在刑事法律方面,我国已经形成了完整的刑事法律体系。2012年,我国《刑事诉讼法》再次修订。目前,《刑法》形成了由一部单行刑法、十部刑法修正案构成的刑法典体系,《刑事诉讼法》也形成了由三个修正案以及由《律师法》等法律作为补充的刑事程序法体系。
 
  当前,中国处于一个全面开放的时代,国际交流的影响日益加深。如何在立足中国现实的基础上借鉴域外刑事法律的优秀成果,是比较法学者关注的议题。本刊记者专访了著名的比较刑事法律专家、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王世洲。王世洲教授从比较法角度检视了晚近20年域外刑事法律对中国的影响,反思过去,展望未来,为下一个20年做好准备。
 
        域外刑事法律对中国的影响
 
        问:从总体上看,晚近20年,中国刑事立法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了域外刑事法律的影响?
 
        答:第一,我们要明确,域外刑事法律的影响是在我国改革开放的大格局中形成的。域外刑事法律对我国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就是说,我国刑事立法不是受某一个国家的影响,而是在国际交往中经过了全面的熏陶和全面的发展。第二,我们要明确,这种影响指的绝不是照抄照搬,而是在刑法学的思想、理论、概念、技术等各个方面与域外进行互相交流合作的状态。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我国近20年的刑事立法博采世界各个法学之长,国外各种先进的刑事法律理念都对我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重点来说,我国刑事立法主要受到美国和德国比较大和比较明显的影响,更准确地说,就是受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的影响比较大。来自英美法系最典型的影响表现在我国采纳了公司犯罪(法人犯罪)的概念,在我国刑法中规定了单位犯罪。在这个方面,我国对法人犯罪的规定甚至走在了大陆法系国家的前面。欧洲理事会成员国部长委员会在1988年提出了《关于企事业单位对自身活动构成违法具有法律上的人格的(88)18号建议》,欧洲各国在此之后才大规模、全面采纳了公司犯罪。特别是法国,在1994年的刑法典中作出相关规定。我国在1987年就已经在刑法中对单位犯罪作了特别规定,在1996年刑法中对单位犯罪作出了全面的规定。
 
  大陆法系对中国刑事法学界的影响当然就更多了,包括我国整个刑法理论的更新与发展在内。仅以刑法中的核心部分“犯罪构成体系”为例,我国刑法现在已经广泛采用了三阶层理论。虽然学术界还存在争论,但是,我国刑法学界已经大大发展了四要件的理论,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新的发展趋势。刑法理论的更新对我国刑事立法的影响很大,典型的表现之一就是,我国的立法不仅关注入罪条件,而且考虑出罪条件。这样的刑法思想在立法和司法上都有体现。
 
  由此可见,世界各国刑事法律理念对中国的影响是很清晰的,这是我国全面开放的结果。
 
        中国刑法的轻罪研究尚待加强
 
        问:从比较法的角度看,您如何评价晚近20年中国刑事法律的立法情况?
 
        答:对晚近20年的中国刑事立法,可以做这样的总体评价:1997年对刑法进行修改以来,我国已经建立了一个完整、有效的刑法体系。完整,是指我国刑法已经形成一部概念清楚、原则一致、逻辑清晰、体系完整、功能有效,在体例和制度方面都已非常完备的刑法法典。有效,是指我国刑法的体系能在一个比较长的时间内,基本满足和不断满足我国社会发展对刑法保护的需求。基本满足,是指我国在立法中,在2000年以后就不再采用发布单行刑法的方法,而是采取修正案和刑法解释的方法修改刑法。同时,我国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已经基本取消了运动式的执法方式。不断满足,是指我国仍然可以通过修正案和刑法解释的方法,稳步地、不断地及时回应各种社会诉求,压制新出现的为社会所不能容忍的行为。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将醉酒驾驶纳入刑法的惩罚范围。
 
  从比较法角度看,我国的刑事立法是博采世界各国刑法的优点并且根据我国需要进行裁量创造的结果。我国刑法以我国社会安全和发展的需要为根据,以我国刑事司法实践的需求和经验为基础,在不断融合世界各国优秀刑法学成果的过程中产生。
 
  对我国刑事立法的这个评价,目前还基本上是从总体上来看的。我国刑事立法方向明确、充满活力,正处于不断发展、变化和进步之中。但是,从我国刑事立法面临的任务和困难方面来看,仍然存在着一些发展不充分和不平衡的问题。
 
  第一,刑事立法发展不充分的情况,最典型的表现是在对人民的一些权利和国家治理手段的保障方面,还没有提供充分有效的支持。在商品社会中,由于保障人权、加强法治思想的影响以及社会各方面压力的增大,每个个体都希望自己的权利得到保障。无论这种权利是多么微小,只要与人们的生活有关,大家都会迫切地希望得到法律的保障。在这种要求不能很快得到满足或者一再受到侵犯的情况下,这种要求就经常会迅速上升为刑事诉求,引发社会关注,从而对国家的刑事立法工作产生强大的压力。例如,考试作弊在我国屡禁不止,就引发了整个社会对作弊入刑的需求。虽然作弊入刑在世界各国都比较少见,但这一规定在中国还是受到了人们的广泛欢迎。
 
  第二,刑事立法发展不平衡的情况,最典型的表现是重大刑事规定已经齐全,但轻微犯罪规定仍有待完善。这与我国刑事法学的学术准备不足有关。我国在如何加强对人民微小权利的刑事保护上,即轻罪的研究上,一直热度不减,学术观点的出现和学术争鸣的开展非常热烈。然而,我国刑法学界的研究重点主要是放在制约国家权力的滥用方面,而对于如何准确、恰当、安全地保障人民权利的研究还不够重视。刑事立法的发展平衡问题,或者说刑事学术研究的发展平衡问题,涉及一些更深层次的问题,会对我们提出新的挑战。最典型的例子是治理污染。在这个问题上,我国刑事司法实践的经验还不够丰富,而新经验的产生尚需时日的积累。如此一来,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都容易出现犹豫不前的情况。然而,人们对环境安全的要求又非常迫切。因此,整个社会弥漫着一股不安的情绪。在这个领域中,刑法这种在中国传统观念中被视为相当严重的处罚手段,国家不敢贸然使用;对于国外的治理经验,有关机关也明显犹豫不决。因此,能不能、应不应、敢不敢采用刑事手段还难以形成共识。
 
  我国刑法学界在学术准备上的薄弱状况,还表现为对相关问题的说明有意见分歧,这就加剧了这种犹豫状态。严格地说,中国刑事法律学术界面临着严重的挑战。但对于年轻一代学者来说,这又是一个脱颖而出的机会。
 
        刑法和刑诉法研究的结合仍大有可为
 
        问:《刑事诉讼法》也是刑事法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您如何评价晚近20年的《刑事诉讼法》的发展?
 
        答:1979年,我国同时颁布了《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第一版。1996年,我国比1997年《刑法》提前一年颁布了《刑事诉讼法》新版本。因此,《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在我国的刑事法律改革中稍微走在了前面。这在世界范围内还是比较独特的,说明我国在当时就已经自觉不自觉地注意到了程序正义的问题。
 
  我国的刑事立法工作采取了一种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受到称赞的民主方式,这就是公开征求意见。法律草案形成后,不仅征求专家学者的意见,而且征求普通百姓的意见,特别重要的是还征求外国同行的意见。一个典型例子就发生在2012年《刑事诉讼法》的修改过程中。当时,我们把《刑事诉讼法》(修改稿)的全文翻译成英文,从而使一位德国教授能提出修改意见。我们将他的意见翻译成中文提交给了中国的立法机关,又发表在中国的《比较法研究》杂志上。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在世界范围内都没有过,我们很认真地听取了方方面面的意见。因此,一些外国朋友是中国刑事诉讼法20年来发展的见证者,他们非常敬佩中国近20年来至少在刑事法律方面的巨大进步。
 
  当然,我国在刑事诉讼法的立法和司法方面,依然存在问题。不过,这方面的问题仍然与我国刑事理论界的学术准备不足有关。例如,《刑事诉讼法》应当对警察权进行控制,这很重要。问题是,一方面要管理警察权,另一方面也要用好警察权。在这个问题上,我国刑事诉讼法理论界具有一定的片面性,片面强调对警察权的控制,而对警察权的运用没有给予必要的重视。对充分发挥律师的作用,也有待加强。
 
  另外,在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结合上,有关研究也不够。在外国,同时研究和讲授刑事实体法和程序法的学者很多,但在中国却很少见。因此,在刑事实体法和程序法的互相结合、互相促进方面,我国学者还大有可为。
 
        深化比较研究有助于中国刑事法律发展

       问:面向未来,中国刑事法律立法将如何平衡借鉴域外法律与立足中国本土之间的关系?
 
        答:在过去20年,比较研究成果有力地支持了我国刑事法律的立法和改革。当前,在我国刑事法律体系已经建立、框架结构已经搭建完毕的情况下,深化比较研究将有助于中国刑事法律的进一步发展。
 
  轻罪研究是可以推进我国刑事法律制度进一步完善的一个重要方向。我认为,虐待儿童、家庭暴力、藐视法庭、妨害公务等行为,将会进一步纳入刑法考虑的范围之内。在食品安全、污染环境、职业义务、计算机互联网、金融安全以及涉及公民基本权利安全方面的行为,我国仍然存在着需要进行犯罪化的广阔空间。这些方面涉及的罪名虽然微小,但对于促进社会发展、提高人民的幸福感来说,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
 
  这种时代的要求,对我国的刑事立法质量提出了空前的要求。任何一个小问题,在媒体时代都可能被不恰当地放大。在我们对有关问题进行规定和对有关规定进行适用时,比较法的研究成果将大大有助于立法质量的提高。我们需要更准确、更细致地知道其他国家对类似问题是如何规定的,也需要更精细、更专业地了解其他国家对有关规定是如何运用的。因此,比较研究在我国未来的刑事法律发展中,仍然会起到基础性的作用。
 
  我们应当提高对比较法的认识。比较法以研究外国的法律为基本任务,但是,研究的目的绝不是为了照抄照搬外国的做法,一个国家的法治进步主要依靠的是自身经验。在解决相关问题时,应当始终有自己的想法。在这一前提下,如果我们能事先看到其他国家的治理经验,这对于我们提出想法、做出决定是极其有利的。因此,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比较研究不仅不应该受到轻视,而且应该得到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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