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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豪身后“罗生门”:突如其来的非婚生子

文 / 复林
 
        江苏一家企业的掌门人病故后,一名“非婚生子”上门认亲。对该男子的身份,家族成员各执一词。一场“非婚生子”罗生门由此展开。自认“非婚生子”有何凭据?在法律上效力几何?他能依法分享巨额遗产吗?
 
        2017年5月9日,随着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终审判决落槌,揭开了一道道谜题。

        “儿子”认祖归宗

        家住江苏省常州市溧阳市的盛玉兰与已故丈夫汪炳文育有一子一女。汪炳文生前辛苦打拼了30多年,除控股2家效益可观的工厂外,另有6套门面房和3套豪宅等可观财产。丈夫去世后,盛玉兰成为企业的掌门人。
 
        2015年12月的一天,汪炳文的哥哥汪炳峰领着一名年近50岁的陌生男子前来拜访盛玉兰:“弟妹,你还不知道吧,炳文在外面另有一个儿子。”顿时,盛玉兰被惊得瞠目结舌!丈夫已于2010年8月病故,生前与自己感情一向很好,从未提起另有子嗣。“不可能,绝不可能!”盛玉兰连连否认。
 
       陌生男子在旁插了话:“阿姨,我也是刚得到证实,才上门认亲的。”这名自称是解红卫的男子说了一番原委:他的母亲万芳与汪炳文在年轻时候是恋人关系,因家人反对两人未能成婚。双方分手时,万芳已有身孕。
 
       不得已,她带孕匆匆出嫁,不久后生下了解红卫。
 
       盛玉兰不信:“凭什么说你是我丈夫的儿子?”汪炳峰指着解红卫,语气不容置疑地说:“你睁大眼睛瞧瞧,他跟炳文是不是长得很像?再说,汪家人都知道这回事,同意解红卫以‘汪国庆’的名字记上汪氏家谱。”
 
        汪家在当地是大户,亲戚众多。汪炳文发家致富后,专门出资修建汪氏祠堂,恢复了修家谱的旧俗,由专人掌管。解红卫以汪国庆之名在汪氏家谱上登记后,众亲友为他举办了认祖归宗的隆重仪式,他也在列祖列宗牌位前磕了头、烧了香。当时,盛玉兰及其儿子、女儿拒绝参加该仪式。
 
        意欲分享家产

        盛玉兰认为丈夫汪炳文生前与哥哥汪炳峰素有矛盾,现在汪炳峰弄来个来历不明的“儿子”,其意图显而易见。于是,盛玉兰找到掌管家谱的汪家人,陈明利害,最终去除了“汪国庆”的名字。
 
        2016年8月,解红卫向江苏省溧阳市人民法院递交了民事诉讼状,起诉盛玉兰及其儿子和女儿,要求以汪炳文“非婚生子”的身份继承汪炳文遗产的相应份额。
 
        为证明自己与汪炳文的亲子关系,在法院审理期间,解红卫申请与汪炳文之子汪林及汪炳峰进行司法鉴定。对此,汪林予以拒绝,汪炳峰则积极配合。
 
        最终的鉴定结论为:不排除被鉴定人汪炳峰、解红卫法律上的父母子女与遗传学上来自同一父系。
 
        法院开庭时,解红卫的母亲万芳、其舅舅万平、汪炳峰及其堂兄弟以及曾在汪炳文处打工的多位证人到庭作证称,当年万芳确与汪炳文自由恋爱受阻,且带着五六个月的身孕另嫁他人。还有证言称,汪炳文生前已知解红卫的身世,因不想搞得家庭不和睦,没有与对方相认。
 
        庭审中,解红卫诉称,汪炳峰是汪炳文的同母同父哥哥,已有医学鉴定表明,自己与其存在血缘关系,且有亲友到庭作证,形成了合理的证据链条,证明解红卫与汪炳文是父子关系的“较高盖然性”,故法院应认定自己确系汪炳文的非婚生子。根据法律规定,婚生子女与非婚生子女享有同等的财产继承权。汪炳文生前留有大量财产,自己享有相应的继承权利。

       “简直是荒谬之极!”对解红卫的身份关系,盛玉兰予以反击。解红卫是解某和万芳的婚生儿子,三人之间的身份关系在公安机关有明确的户籍记载,现其以50年前的流言蜚语来要求确认汪炳文与解红卫的亲子关系毫无依据。况且,近50年时间,自己的丈夫与解红卫之间从未有过亲情互动。在汪炳文去世6年之后,解红卫以“非婚生子”的身份要求继承遗产,纯属图财。另外,解红卫利用汪炳文生前与其哥哥汪炳峰存在矛盾这一事实,在汪炳峰的推动下,
将其名字改为“汪国庆”并写入汪氏家族图谱,被发现后已及时进行了纠正。

       举证不利被驳

       多位证人出庭作证,且有与汪炳峰父系同源性的鉴定意见作佐证,解红卫满以为胜券在握。然而,法院一审的结果让他大失所望。
 
        溧阳市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身份关系具有鲜明的道德性和伦理性,又与财产关系紧密相连。在身份关系的确认中,自认身份关系不具有法律上的确定效力,即使推定也应依照法律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进行。
 
      关于解红卫与汪炳峰之间的司法鉴定结论可否作为支持的证据问题,法院认为汪炳文的父母共生育了包括汪炳峰等在内的6名子女,该鉴定在不排除被鉴定人汪炳峰、解红卫来自同一父系的结论下,并不必然得出解红卫与汪炳峰的弟弟汪炳文之间必然存在父子关系的结论。故该证据不予采纳。
 
       法院还认为,即使假定汪炳文与解红卫存在非婚亲子情形,因其未就亲子关系进行充分举证,仍应当由其最终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这种后果不能归咎于汪炳文的妻子及其子女,而应归咎于汪炳文与万芳未能建立合法的婚姻关系,或两人未能及时为非婚生儿子保全证明亲子关系的相关证据。此种归咎不仅符合法律精神,也与道德领域的评判相契合,有利于指引人们今后在确定个人生活方式时作出理性选择。

       2017年1月22日,溧阳市人民法院作出判决,驳回解红卫的诉讼请求。对此判决,解红卫向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称自己在一审时要求与汪炳文的儿子汪林做同源性鉴定,遭到对方拒绝。根据法律规定,在有其他间接证据支持的条件下,应该推定汪炳文与自己是父子关系。
 
        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本案中诉讼相对方为被继承人汪炳文的妻子及子女,而不是汪炳文本人,推定亲子关系的规则仅能适用亲子关系诉讼的相对方。解红卫要求汪林与其作同源性鉴定,以确认其与汪炳文之间的亲子关系,不能适用《婚姻法》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来推定。即便解红卫与汪林进行同源性鉴定,也不必然能得出解红卫与汪炳文之间必然存在父子关系的情形。综上,因解红卫不能证明其是汪炳文的非婚生子,也不能证明其是被继承人汪炳文的合法继承人,故其诉讼请求不能成立,应予
驳回。

       2017 年 5 月 9 日,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终审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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