撞亡嫡孙案 温情法官VS冷漠保险 - 鹰眼 - 法律与生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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撞亡嫡孙案 温情法官VS冷漠保险

        那是一个令人痛彻心扉的时刻,在北京市通州区一个旧货市场里,爷爷开车过失撞死了孙子。痛失举家疼爱的掌上明珠,让这个举家漂泊京城讨生活的家庭处于崩溃边缘。但当爷爷就此事故向保险公司理赔时,却遭遇“近亲属免赔”的免责条款。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儿子、儿媳将父亲及保险公司等涉案主体起诉到法院。

 

  事实上,早在2006年,《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已发布案例对此类案件进行了指引,明确“近亲属免赔”保险条款属无效条款。此判决的生效,在司法层面达成共识。然而,保险公司基于某种考量,仍将“近亲属免赔”条款纳入保险合同。本案主审法官在审理这起特殊的机动车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时,将法理与情理熔于一炉,在通过减少开庭次数以减轻对原告一家人伤害的同时,依法判决保险公司理赔。

 

  在本案审理过程中,法官的人文关怀与保险公司的冷漠条款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众所周知,保险公司不同于一般企业,它担负着更多的社会责任。如何在赚取利润的同时更好地兼顾被保险人的利益,是摆在保险企业面前的一道课题。

 

 

 

  爷爷驾驶车辆时不慎将一岁多的孙子撞倒身亡,事后保险公司拒绝赔偿,由此承受的巨大心理压力让这位老人几近崩溃……

 

 
 
 

 

1 爷爷误撞孙子,不可承受的失亲之痛

 

爷误撞孙致其亡痛不欲生

 

  来自湖北的王充及其儿子、儿媳在北京市通州区一所旧货市场内做小生意维生。平日,一家人也居住在旧货市场内。虽然他们的日子过得紧巴,但也算平淡而充实。

 

  王充的儿子王昌天和儿媳有一个1岁5个月的儿子,名叫王子月,活泼可爱,是一家人宠爱的“小太阳”。俗话说“隔辈亲”,王充对孙子倾尽了自己所有的爱,时常把孙子抱在怀里疼不够。看着小孙子一天天健康成长,作为爷爷,王充心里甭提有多高兴了。为了给孩子提供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打造一个美好的未来,王家人起早贪黑地经营生意。

 

  2015年11月17日,不幸偏偏降临到这个幸福的家庭。当天中午,王充从亲戚那里借来一辆重型货车,打算从市场拉点儿东西。此时,王充根本没有注意到他的孙子在货车附近玩耍。王充发动了货车,他的注意力全部放在驾驶这辆他并不熟悉的货车上了,没注意车边有没有人。谁知,倒车过程中,这辆大货车不慎撞倒了正在车边玩耍的王子月。

 

  面对血流不止的孩子,王充立即拨打了报警电话。后经公安机关鉴定,孩子因颅脑损伤死亡。王充因涉嫌过失致人死亡罪,于当天被警方刑事拘留;2015年11月26日,被北京市公安局通州分局取保候审;2016年10月19日,北京市公安局通州分局向通州区人民检察院移送审查起诉;10月21日,经检察院决定王充被重新取保候审。

 

  因为自己的过失导致孙子身亡,王充心中充满自责和悔恨,每天都痛不欲生,孩子被撞身亡那一幕在他脑海里挥之不去……办好孩子的后事后,因难以承受失去孙子的痛苦,王充几近崩溃。

 

  事故发生后,保险公司依据“被保险人或驾驶人以及他们的家庭成员之间的人身伤亡及其所有或保管的财产的损失,保险公司予以免赔”的保险免责条款,拒绝对此事故进行理赔。

 

  2016年1月7日,王家经过沟通协商,儿子王昌天、儿媳将王充、事故车辆的实际使用人、车辆挂靠的物流公司以及事故车辆投保的保险公司起诉至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要求被告给付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计50万余元,保险公司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以下简称交强险)和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以下简称商业三者险)范围内承担保险责任。

 

  这起民事案件起诉之初,王充的刑事案件尚未审理终结,法院裁定此案中止审理。2016年11月21日,通州区人民检察院认为,被不起诉人王充实施了过失致人死亡的行为,但犯罪情节轻微,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系自首,并得到被害人家属谅解,又系初犯、偶犯,具有悔罪表现,检察院最终对王充作出《不起诉决定书》。

 

 

代理律师尽力为当事人挽损失

 

  2017年6月20日,本刊记者采访了王昌天夫妻的代理律师、北京市天安律师事务所律师申红军。申律师表示,基于朋友的介绍,他代理了此案。这个案件情况比较特殊,死者和肇事司机是爷孙关系,这样的案件在实务中有,但不常见。事故发生后,由于出事地点发生在旧货市场,交警称该地点不是在道路上,因而没有出具《事故认定书》。但保险公司告知原告必须有《事故认定书》才能进行理赔,且保险公司提出了保险合同中的免赔条款。正是基于这一情况,导致保险公司拒绝赔偿。

 

  “王家经济困难,受害人是夫妻两人唯一的孩子。他们面对的是强势的保险公司。抱着试一试的态度,他们才决定起诉保险公司。但至于能不能告赢保险公司,他们心里没底。所以,他们希望法律和律师能尽力维护其利益,”申律师说,“发生事故,孩子的爷爷王充不愿面对现实,毕竟是亲孙子,人已处于崩溃状态。孩子的父亲和爷爷到律所阐述案情时表现得很无奈。作为王充的儿子,王昌天要面对的是双方亲人:一方是失去的儿子王子月,另一方是自己的父亲王充。出于这种局面,他不愿对事故进行深入阐述。”

 

  申律师强调,根据《保险法》的规定,保险公司“近亲属免赔”条款属于霸王条款,应属无效。保险公司的霸王条款变相损害了投保人的相关权益,在实务中应加大对这样条款的限制力度。

 

  2017年3月30日,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判决保险公司在交强险以及商业三者险的限额内赔偿王昌天夫妻精神损害抚慰金及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计41万元,王充及车辆实际使用人赔偿丧葬费等8万余元。后保险公司提起上诉,此案现在二审法院审理过程中。

 

记者手记

 

 

 

  失孙之痛、失子之痛,成为王家难以修复的伤痕。对王充而言,伤痛最深,每每谈及案情都备受煎熬,撕心裂肺的痛楚非他人能感受。生命无法逆转,时间的流逝也无法彻底抚平这位老人内心的自责与伤痛。王家向保险公司主张合法权利,或许是他们想通过这场诉讼缓解创伤,或许王充也期望借此弥补给家庭带来的伤害。

 

  记者采访王昌天夫妻的代理律师申红军时,可能是出于保护王家免受二次伤害的意愿,对于记者问询的事故发生过程以及王家人的心理状况,他未进行描述,仅就案件的法律事实向记者作了简要的说明,而后婉拒了记者想采访涉事当事人的请求。

 

  在这起案件中,不仅原告代理律师用他的方式保护着王家免受外界干扰,而且审理此案的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许多清法官在审理过程中也在尽力保护双方当事人,如尽量减少王昌天夫妻与父亲王充同堂接受庭审的次数、邮寄送达判决书等。这些人性化的办案方式最大限度地减轻了诉讼过程对双方当事人的伤害。

 

 

 

编者按

 

 

  发生在北京市通州区的爷爷撞死孙子案是一起特殊案件。此案审理过程中,负责审理此案的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许多清法官有诸多感慨。基于这起案件的特殊性,为了保护当事人的利益和隐私,许法官温情司法,保护了当事人。从他写的法官手记里,我们可以窥见一位法官的仁者情怀、缜密心思。

 

 

2 法官手记:一起特殊交通损害赔偿案的情与法

 

  一起诉保险公司要求赔偿金的案子,本来是再普通不过的诉讼。但因为原、被告及受害人之间的特殊关系,让案件在法律层面争议重重。作为主审法官,面对因过失导致爱孙死亡的被告,在确保依法公正裁决的同时,我想到更多的是尽可能减少双方同堂庭审的次数,最大限度地减少涉案事件对双方心理造成的伤害。

 

 

收案之初

 

  2016年某天早上,我的助理问我:“许哥,这个案子什么时候排庭(即安排开庭)?”

 

  “什么案子?”我问道。

 

  “一个机动车交通事故纠纷。”

 

  “正常排。”

 

  “我看了看,这个案件涉及爷爷开车轧死自己的亲孙子。”助理强调道。

 

  “什么情况?我看看。”我仔细地看了起诉状及相关卷宗材料——2015年11月,在北京市通州区一个旧货市场,王充驾驶中型货车倒车时不慎将自己1岁5个月的孙子王子月撞倒。王子月经抢救无效死亡。后王充被依法取保候审。现在,孩子的父母,也就是王充的儿子及儿媳将王充和保险公司等起诉到法院,要求被告方赔偿死亡赔偿金、丧葬费和精神损害抚慰金等损失。

 

  我明白助理问这些话的意思,对于有些特殊的案件或者可能产生良好社会效果的案件,我们通常会联系相关部门进行网络直播或庭审纪实。但我同时在想,如果安排庭审纪实,坐在被告席上的爷爷王充会有怎样的心情?他痛失了自己的爱孙,本来就已痛苦不堪,如果还要他在庭审中面对儿子和儿媳的起诉进行答辩,岂不是在剜他的心!

 

  如果进行案件直播,所有看到庭审过程的人想必会不约而同地发出一句惊叹——就是他开车轧死了自己的亲孙子啊!虽然类似的案件我们可以通过谈话的形式跟当事人进行释明,但我第一时间就打消了这个念头,因为如果那样做,将是多么残忍的一幕啊!

 

  该案件的受案时间是2016年年初。此时,我的儿子刚出生6个多月,我家4位老人每天轮流照顾孩子。虽然我们很累,但却很开心,每时每刻守护在孩子身边,唯恐哪一点儿做得不完备。

 

  很多时候,老人对孙子的宠爱甚至让我和爱人十分“妒忌”。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哪位爷爷愿意伤害自己的亲孙子呢?而本案的现实就是,被告王充因为自己的过失导致亲孙子死亡。这是他一生的痛。不管王昌天及儿媳是否原谅他,想必他已经深深地自责与忏悔,永远无法原谅自己。

 

  “正常排庭吧,先通知双方当事人过来做谈话,看能否进行调解。”我回道。之所以争取调解结案,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依据审判经验,本案涉及争议焦点较多;另一方面,考虑尽可能避免因为开庭、上诉等后续程序给当事人造成更大的伤害。因为每次庭审,必然涉及案件事实的核实甚至某些细节的回溯。我想,不论是作为原告的孩子父母还是作为被告的孩子爷爷,都不愿意再去回顾那个悲惨的场景。

 

  不出所料,调解工作进展很艰难。作为直接侵权人,王充对事故发生事实完全认可,也同意赔偿原告诉求的所有损失。但事故车辆的挂靠物流公司和保险公司却不同意承担任何赔偿责任。由于双方当事人意见分歧较大,此案调解未果。

 

“荒唐”举证

 

  一个月后,案件正式开庭。孩子的父母和代理律师出庭参加诉讼,王充、车辆的实际使用人、保险公司以及物流公司的诉讼代理人坐在被告席上。在陈述诉求及事实的时候,都是由王子月父母的代理律师代为陈述,坐在原告席上的王昌天及其妻子在庭审过程中因悲痛而显得有些木然。

 

  我问道:“当事人本人是否有补充?”王子月的母亲默不作声,仿佛没有听清我的问话。王昌天则在经过代理人提醒后连忙说道:“没有,没有,一样,和起诉一样。”

 

  夫妻两人失魂落魄的模样,让人感到心酸。开庭当天,距离事故发生仅4个月。承受着失去爱子之痛,他们能以这样的状态坐在这里面对被告席上的父亲,已经很不容易了。他们的锥心之痛是普通人难以感受也难以承受的。

 

  答辩过程中,保险公司认可肇事机动车投保的事实。但其代理人提出:第一,涉案事故并非交通事故,原告王昌天及其妻子以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为由进行起诉,属于诉求案由错误,法院应依法驳回原告起诉。第二,涉案事故损失不属于机动车交强险的赔偿范围。王充与王子月属于祖孙关系,属于家庭成员关系。根据保险条款的约定,被保险人或驾驶人以及他们家庭成员之间的人身伤亡及其所有或保管的财产损失,不属于保险公司赔偿范围,故保险公司公司不应承担赔偿责任。第三,本案受害人王子月为未成年人,王昌天及其妻子作为受害人的监护人,在事故发生时疏于管理,未尽到监护责任,应该承担相应责任。且本案属于侵权纠纷,应适用过错责任原则。现事故责任尚未确定,所以无法确定赔偿份额。

 

  听到保险公司的上述意见后,王充忍不住说道:“我有罪,我都犯罪了,当然责任都是我的……”

 

  或许这是王充听到“责任尚未确定”后的本能反应,他丝毫没有考虑如此陈述可能承担的不利后果。

 

  在举证质证环节,我要求原告出示证据。我话音刚落,被告王充就迫不及待地将装在塑料袋里的一大堆证据材料一股脑地堆到了法台上。他的这一举动让物流公司和保险公司的代理人无所适从。

 

  我很清楚这场官司的较量。毫无疑问,此时,王充和原告席上的儿子及儿媳是一个利益共同体,但他的如此举动未免过于明显。如按往常,我可能会释明甚至训斥被告,“现在是原告的举证环节,应该听从法庭指挥、遵守法庭纪律”。但此时,面对这个因自己过失痛失亲孙子而坐在被告席上的老人,我没有制止他。

 

  为了引导庭审正常进行,我向原告王昌天及其妻子的代理人释明:“原告,你们的证据有什么?确定一下?是否被告刚才提交的这些?”代理人回答:“是的,之前提交的是复印件,这次都是原件,就是刚才被告提交的。”

 

  为了避免尴尬,也为了形式上给其他当事人一个交代,我补充问了一句:“原告的证据怎么在被告手里?”其实,这句话一出,我就为自己的问话感到自责,因为这必然触及双方的亲属关系;而每次亲属关系的涉及,对于他们而言都是一次伤害。

 

  原告代理人解释道:“原告、被告是一起来的,这些证据一直由被告保管,被告说怕证据丢了,刚才没来得及给原告就开庭了。”如果不知道这个案子的具体案情,这恐怕是最荒唐的举证质证——被告居然一直用心保管着原告起诉自己的证据并在庭上如此积极地向法庭提交。只有了解案情之后,才可能理解这“荒唐”举证背后的合理性。

 

一堂清

 

  因为王充的刑事案件尚无结果,在组织双方当事人就现有证据举证质证后,第一次庭审就结束了。接下来,是漫长的等待。之所以等待,是因为王充刑事案件的处理结果直接影响本案裁决数额的多少。

 

  按照《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及司法实务中的裁判规则,对于刑事案件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精神损失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在该刑事案件审结后被害人另行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而根据我的工作经验判断,王充的情形,检察院很有可能最终会决定不起诉。

 

  王充在取保候审期间,不止一次找过我。他希望法官能考虑他们的困难和实际情况,尽快判决。我印象最深的是,一天下午临近下班时,王充来到了法庭,在大厅里独自等待。看到我从法庭出来了,他连忙上前问道:“许法官,我们的那个案子能判了吗?能快点儿吗?是不是真的像保险公司说的,他们不赔?”

 

  虽然我对判决的结果大致有一个思路,但庭审未结束之前,我不可能违背法官的工作纪律和职业道德向任何人透露案件情况,尤其是向当事人。我耐心地向王充解释为何需要等待刑事案件的结果,同时告诉其具体结果只能等下次开庭结束后才能出来。

 

  在我目送他走出一层大厅刚要转身上楼的一瞬间,他突然转身喊了一句:“许法官!”然后停顿片刻,从嘴里挤出了几个字:“求您了,不管怎样,只要快点儿就行!”我无心去揣测王充的想法。可能对他来说,是否能从保险公司拿到赔偿金已经不重要了,他就想尽快结束这场诉讼,因为每一次来法庭都是一次煎熬。只要不宣判,这个事件就像他身上无法愈合的伤疤,一直露在那里。

 

  回到办公室后,我思考,在确保依法办案的同时,我还能为这个痛失亲孙子的老人做点儿什么呢?我想,我能做的就是尽可能快地审结案件,给老人家一个交代。不管结果如何,至少能让他尽早脱离这种煎熬。

 

  为了尽可能地减少对这个家庭的伤害,我决定下次开庭确保一堂清,即一次开庭查明全部案件事实,走完全部庭审。此外,在宣判阶段,不再通知双方当事人到庭,直接对文书依法邮寄送达,尽可能地避免双方再次同堂接受庭审。这种情景是我不愿意看到的,也是我作为主审法官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唯一能做到的。

 

  在依法裁决、尊重当事人权利的同时,我更希望自己的司法过程是充满温度的,而不是适用法条的机器。这或许就是一名法律人的仁者情怀。它可能微不足道,但我始终坚守。

 

 

案情分析

 

  第一次庭审结束后,我系统梳理相关案件事实,已经基本能确定裁判的思路。虽然涉案事故发生在旧货市场,未发生在道路上,严格来说并不属于交通事故,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规定,机动车在道路以外的地方通行时引发的损害赔偿案件,可以参照适用本解释的规定。所以,涉案事故虽不是交通事故,仍可参照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处理。在此前提之下,涉及两个问题,即事故责任如何划分和保险公司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

 

  经过长达10个月的等待,王充刑事案件最终有了结果,检察院决定对王充不起诉。这在我的预料之内。

 

  很快,本案进行了第二次开庭。综合查明的案件事实为,涉案事故未经公安交管部门处理,事故责任也未确定。刑事立案认定王充的罪名——过失致人死亡罪,是指行为人因疏忽大意没有预见到或者已经预见到而轻信能避免造成的他人死亡,剥夺他人生命权的行为。本案中,对于事故的发生,被害人处于被动地位,故虽然涉案事故是王充过失所致,但王充要对该起事故负全部责任。

 

  最终,双方争议的核心焦点就是保险公司是否承担赔偿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规定,同时投保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以下简称“交强险”)和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以下简称“商业三者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当事人同时起诉侵权人和保险公司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规则确定赔偿责任:(一)先由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二)不足部分,由承保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合同予以赔偿;(三)仍有不足的,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由侵权人予以赔偿。那保险公司关于免责事由的抗辩是否能成立呢?

 

  《保险法》第十七条规定: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

 

  本案中,保险公司提出,根据保险条款“责任免除”部分的约定,被保险人或驾驶人以及他们家庭成员的人身伤亡及其所有或保管的财产的损失不予赔付。因王充与王子月系祖孙关系,故保险公司免除赔偿责任。保险公司设置该条款的目的,主要是防范被保险人故意制造事故骗取保险金,是对道德风险的规避。在审判工作中,我也确实见到过自己制造保险事故通过诉讼方式骗保的情形。但是,本案中,被告王允不可能为了骗取保险金而以自己亲孙子的生命作为代价。

 

  作为一名法官,在案件处理过程中,我不能掺杂任何个人情绪,必须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法作出理性、准确的判断和裁决。既然“近亲属免赔”的条款属于免责条款,那审理的重点就是保险公司是否对上述约定尽到了明确说明义务。如果保险公司尽到了明确说明义务,则进一步审查,该条款中关于“第三人”的约定是否属于格式条款中提供条款的一方减轻自身主要义务的情形;如果属于,则该条款无效。

 

  在最后一次庭审过程中,经法院释明,保险公司未能提交其就免责条款尽到明确说明义务的证据。所以,关于理赔是否成立的审查也就到此为止了。显然,保险公司应该在保险限额范围内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文中当事人均为化名)

 

延伸阅读

 

 

 

外地同类案件

 

  广东:2010年8月,邓某倒车时不慎将孙子轧死。事后,邓某与儿子及儿媳达成了赔偿协议。之后,邓某就本案向保险公司索赔被拒绝。于是,邓某的儿子及儿媳向法院起诉,要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赔偿,同时表示放弃追究父亲的赔偿责任。一审法院判决保险公司在交强险保险责任限额内赔偿邓某儿子儿媳损失11万余元。保险公司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广东省肇庆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由于保险公司没有提供证据证明本次事故的损失是由受害人故意造成的,因此,不存在其免责的法定事由,故驳回保险公司上诉,维持原判。

 

  江西:2012年11月,胡某在自家门口发动轻型自卸货车时,不小心造成货车轧死其孙的交通事故。孩子的父母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保险公司赔付其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损害抚慰金、交通费等29万元。保险公司认为,该起事故为家庭成员间的侵权行为,保险公司在商业险范围内不予理赔。法院审理认为,虽然驾驶人与被害人属爷孙关系,但受害人在该事故中属保险合同中的第三者,而非保险人不负责赔偿的驾驶人的家庭成员,故保险公司辩称在商业险范围内不予理赔的观点法院不予采信。2013年4月,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人民法院判决保险公司从交强险限额内赔付11万元,从第三者商业险限额内赔付16.6万元;胡某赔偿死者亲属在保险限额外应得赔偿款1.8万元。

 

 

3 交通事故发生后,你应熟知的保险条款

 

  为了让公众深入了解保险条款,本刊记者采访到一位审理涉保险案件的资深法官。

  这位法官谈道,保险条款分为三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保险条款的禁止性规定。例如,没有取得驾驶证不能开车,驾驶人在驾驶证丢失、毁损、超过有效期并依法扣留驾驶证期间造成交通事故保险公司不予理赔。此类保险条款合法有效,不用尽到明确的告知说明义务,尽到提示义务即可。

 

  第二个层次是保险条款的一般性规定。这种保险条款本身是有效的,但保险公司有明确说明义务。以投保车辆导致第三者停业、停水、停电或者因网络中断造成的间接损失而言,若经营性车辆本身有损失,保险公司赔偿。对于给经营性车辆带来的“份子钱”等经营损失,保险公司原则上不予赔偿。

 

  针对这一层次的规定,即使保险公司不赔偿,也须尽到明确的说明义务,因为一般性规定不是法律规定,是依据保险合同的约定。在生活中,很多人会认为车辆过期年检发生交通事故,由此造成的损害保险公司不赔。所以,投保人通常会认为过错在于自己,也不予深究。在司法实务中,因该条款起诉到法院,保险公司若没有尽到明确的说明义务,则仍需赔偿损失。但在实际生活中,涉事当事人往往基于诉讼成本或出于对保险条款的不理解,自认损失。

  第三个层次是特别约定。针对特别约定,即使保险公司尽到了说明义务,该条款也是无效的。前述案件中“近亲属免赔”的免责条款即为特别约定。此条款也称为格式条款。对于格式条款,投保人作为合同相对方,只能选择签或不签,不能修改条款。这类条款实质上缩小了第三者的范围,免除保险公司的赔付责任和主要义务。因而,该条款是无效的。

 

  此前,《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刊登的2006年发生在天津的一起案例——杨某驾车将院墙撞倒后导致其母被砸死亡案,对此类案件有指引作用。该案一审法院认为,机动车辆第三者责任险旨在确保第三者因交通事故受到损害时能从保险人处获取救济,以保护不特定的第三者的利益。机动车辆第三者责任险保险合同是射幸合同,保险人是否应当给付保险金,取决于合同成立后偶然事件即交通事故的发生。

 

  杨某驾车撞倒墙致母死亡案的发生纯属偶然。原告的母亲作为涉案交通事故受害者,和通常情况下与交通事故肇事者无直系血亲或其他亲属关系的第三者并无不同。在现有法律法规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涉案机动车辆第三者责任险保险合同的相关格式化免责条款将被保险人或保险车辆驾驶人员的家属成员排除在外,属人为故意缩小第三者的范围。该格式化免责条款的设定主要是为了保护保险人一方的利益,有悖于设置机动车辆第三者责任险的初衷。据此,法院判决保险公司赔偿原告杨某保险金4万元。该判决生效后,在司法认知层面上形成共识。因而,“近亲属免赔”这一条款在法律层面放入保险合同就没有任何意义。

 

  从保险公司经营角度而言,处于经济利益以及整体行业发展的通盘考虑,将一些严格意义上来说存在瑕疵的条款纳入保险公司的免责条款无可厚非,因为很多条款的纳入必然涉及风险评估和一种利益的权衡。作为朝阳产业的保险企业,勇于担负其应承担的社会责任,才能使行业更加健康有序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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