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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翻“再婚期禁令”的日本女性

  “女性离异半年内不可再婚”,这条自1898年在日本实施近120年的民法条款,终由日本冈山县的一名女性对其提起诉讼并获得违宪判决,成为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10例由最高法院裁定法律违宪的案例。

  

文/李姝卉

  《法律与生活》 2016年3月7日,联合国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发布了对日本审查会议的“最终见解”,其中对于日本在2015年12月首次认定的“再婚禁止期中超过100天的部分条款是违宪”的做法表示依然不合理,要求日本完全废除再婚期的禁令。

  普通妇女推翻百年民法条款

  日本《民法》第733条规定:“女性离婚后必须满6个月的时间才能再婚。”这一条款被日本民间称作“再婚期禁令”。日本法律对男性则没有这样的要求。

  此规定可追溯至日本明治时代(约1898年),其立法目的是避免因再婚而引起的父子关系确认纠纷。“再婚期禁令”实施了100多年,从未作任何修改。许多宪法学家和法律人士均认为在妊娠检查以及DNA鉴定等医学技术高度发展的当代,这样的禁令已缺乏合理性。

  这条过时的民法条款引发许多日本女性的不满,并已出现多起女性就此提起的诉讼,诉由为该法规违反了日本《宪法》的性别平等条款。然而,日本女性的维权之路并不顺畅。

  1995年,曾有一名女性对该条款提起诉讼,但最终在漫长的等待过程中以原告撤诉而失败。1996年,日本法务审议会曾提出意见,建议将再婚禁止期缩短至100天。可是,过了20年,这一修改意见无疾而终。该条款依然在日本民众中发挥着效力,相应的批判之声也日渐升高。直到2015年12月,一则判例扭转乾坤——冈山县一名女性惠子(化名)的诉讼结果给这一陈规判了“死刑”。

  2008年3月,冈山县居民惠子因家暴离婚。之后,她寻觅到真爱想再婚,但却不得不等待6个月的禁婚期。于是,2011年8月,她以这项法律的不合理歧视导致其精神上的痛苦为由向当地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国家赔偿,但并未得到法院的支持。

  2015年,惠子又向冈山县地方法院提起诉讼。地方法院经审理后作出一审判决认为,民法现有的规定是为了避免对生父的重复认定,对于民事纠纷起到了防患于未然的作用。从这一点上来说,本条规定从立法主旨而言具有其合理性。最终,法院驳回了她的诉讼请求。随后,她又向广岛高院冈山分院提起二审,二审维持了一审原判。

  2015年11月4日,惠子再次以该条款歧视女性为由向日本最高法院提起诉讼,诉称民法此项条款违反宪法的相关规定。同时,她以“结婚自由受到限制,精神上遭受痛苦”为由向国家提起索赔,要求赔偿精神损失。

  惠子的委托律师在辩论时指出:“这样的规定违反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是对女性婚姻自由不可理喻的枷锁。”惠子本人也在闭庭前强调:“这属于性别歧视,违反宪法。”

  经过一个月的调查审理,2015年12月16日,日本最高法院大法庭首次裁定,日本《民法》中“禁止女性在离婚后6个月内再婚”的规定违反了日本《宪法》,法官认定女性再婚禁止期中超过100天的部分是“过度制约”,判定超过部分日期违宪。

  法官樱井龙子在补充意见中指出,如果医学检查确认离婚时并未怀孕,则不适用再婚禁止期,可以马上再婚。但是,对于精神赔偿的请求,被予以了驳回。这样的判决结果无疑是日本女性维权之路上的一次伟大胜利。

  2016年3月8日,日本政府在内阁会议上通过《民法修正案》,同意把女性再婚禁止期从目前的离婚后6个月(180天)缩短为100天,还作出新规定:如能出具离婚时并未怀孕的医生证明,则100天以内即可再婚。

  日本女性走在维权修法第一线

  与“再婚禁止期限”相同,已在日本沿袭百年的还有另一项“奇葩规定”——夫妇同姓。与欧美等国对于婚后女子随夫姓属于婚俗的情况不同,在日本,夫妇同姓属于法定事宜。日本《民法》第750条规定:“夫妻双方婚后应使用其中一人的姓氏作为婚后共同姓氏。”虽然法律并未明确规定妻子必须要用丈夫的姓氏,然而,根据统计数据显示,日本96%的夫妇在婚后选用男方姓氏。

  2011年,曾有5名日本女性以“夫妇同姓”规定歧视女性、违反保障两性平等和个人尊严的宪法精神为由向法院提起诉讼。但案件的一审、二审均以失败告终。2015年,80岁的日本老妪冢本恭子对“夫妻同姓”规定提起诉讼。50年多年来,冢本恭子一直在为保留自己的姓氏抗争。可惜的是,日本最高法院还是在同年12月16日判决日本夫妇姓氏统一的《民法》条例规定“符合宪法”。

  作为现代发达国家的日本,其女性地位低下已然成为一个众所周知的问题。日本自古以来就有娼妓的历史,明治时期和大正时期整个社会色情行业的发展更是和国家的经济、政治紧密联系在一起,女性的地位自古以来就显得很卑微。日本的男人为了主人可以牺牲自己,而日本的女人为了男人可以奉献自己的身体。渐渐地,男人为了国家牺牲,女人为了战士献身。这为日本妓女甚至女性为鼓舞军人的斗志而做慰安妇奠定了合理存在的基础。

  对此,联合国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以下简称委员会)在2016年3月7日以该规定“强制女性冠夫姓”为由再度要求日本对其予以修改。而该委员会对日本履行《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的督促早已历时多年。2009年,委员会就曾发出督促建议,并在历年的会议中反复提及与日本女性有关的各种问题,如要求日本采取切实措施解决慰安妇问题、把女性法定结婚年龄从“16岁以上”提升到与男性相同的“18岁以上”、进一步管控助长歧视妇女和性暴力的色情产品的制作与销售、完善禁止职场性骚扰的法律措施、努力保障因怀孕或生育而遭遇就业歧视的女性走法律程序的权利、在2020年前把日本国会议员等处于领导立场的女性比率提升至30%等。

  在这样的背景下,惠子凭借一人之力推翻实施100多年的民法条款的别样意义是,比起一则违宪判例更令人欢欣的是,当性骚扰已被众多日本女性视为常见现象,当日本女性承受着各种各样的歧视时,依然有一个又一个打破常规的日本女性站出来,披荆斩棘地走在女性维权修法第一线。

摘自《法律与生活》半月刊2016年5月下半月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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