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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偷生”到“逼生”:高家媳妇的二胎生育故事

  高家媳妇“偷生”和“逼生”的故事,彰显生育观念在2015年10月30日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后发生的变化。

  

文/陈锋

  被“逼生”的无奈

  《法律与生活》福建省福州市西南部某村的高氏家族人丁兴旺。每逢节日或者家里老人过生日等重大事件,在外工作、居住的孩子总会从县城或者省城赶回老家,围绕在高老爷子和高老太太身边,四代同堂,让人好生羡慕。可是,2016年2月1日小年这天,高老太太却没有高兴起来,她反复叨念着:“老三媳妇怎么又躲娘家去了?”

  这是三媳妇第二次在聚会时躲在娘家“避风头”了。上次躲娘家去是在2015年11月初,那天高老太太过生日,全家上下给三媳妇打了一天电话,都不能把她“请”回家。最后,是三儿子开车直接去她娘家把她硬拽回来的。

  老三媳妇并不掩饰她躲避的理由,“我一回去肯定又要被你们‘催生’,我不回去还能落个清静”。

  2015年10月30日,十八届五中全会决定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高家三个兄弟和他们的媳妇都在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一直受制于计生政策不能多生。如今,政策放开了,高家两位老人得知孙辈都能生二胎了,感觉“开枝散叶,枝繁叶茂”有指望了。除了不可能再生育的“50后”老大和“60后”老二,“70后”老三夫妇则有望搭上“末班车”再要个孩子。因此,他们与侄子、侄女们一道成为全家人敦促再生孩子的目标。

  在旁并不多言的老大媳妇看着“全家总动员”来“催生”,心中真是百般滋味涌上心头。她实在不理解,老三媳妇怎么身在福中不知福:如今,国家政策放开了,生育二胎名正言顺,这是她梦寐以求的事情,怎么会有人拒绝?

  “偷生”的苦楚

  当年,老大夫妇为了生第二个孩子,不得不一辈子“夹着尾巴做人”,直到现在退休,那段经历都如梦魇。

  高氏两位老人膝下共养育了三男四女。高老大是他们的长子,也是这个家族的长孙。高老大夫妇都是20世纪70年代末恢复高考的第一届考生,均毕业于师专,也都回到家乡的小镇中学任教。

  1985年,他们生下第一个孩子。因为是个女孩,高家上下怎么也高兴不起来。不过,作为公办教师的高老大吃着“公家粮”,这意味着他们夫妇只能生育一个孩子。他们那地方重男轻女观念极强,这意味着他们将变成“无后”之人。

  “无后”不仅让他们受尽别人的数落,而且让高老大觉得愧对祖宗。同时,高老大媳妇在家族、家庭里也无地位可言。后来,他们作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将刚出生不到三个月的女儿送到偏僻的老家,由高老太太抚养,并对外宣称高老大的女儿夭折。

  第二年,高老大媳妇怀上第二个孩子。为了不让同事看出自己怀孕,高老大媳妇想尽各种办法,故意束腰、多穿衣服、请病假,幸亏孩子月份大时已到寒假,这才没被同事识破。1987年1月,高老大夫妇如愿生下了一个儿子。然而,农村是个熟人社会,没有不透风的墙。高老大夫妇生育二孩的事情不仅乡邻知晓,而且单位的部分同事也知道了。为了避人耳目,夫妇俩放弃了乡镇中学的教职,主动申请到偏僻的农村小学执教。

  高老大夫妇为人善良,热爱教育,教学成绩名列学区前茅。然而,每当高老大夫妇的成绩被上级单位表彰或自己拿着优异的工作成绩申报高级职称时,就有人将他们“超生”的事情写成举报信递到县里、市里甚至省里,紧接着计生部门就会派人下来调查。最后,他们只能选择“息事宁人”。

  高老大的大女儿高晓,这个遗留在偏僻老家的小女孩,只有过年的时候才能见到回家过年的父母,而且还要对外宣称自己不是爸妈生的,是舅公抱养的女儿。7岁的高晓能熟练记住家族中七大姑、八大姨的称谓,而且是以她舅公抱养女儿的身份。因此,年幼的她巧妙地应对了计生干部一次又一次的盘问。

  后来,为了保全工作,高老大夫妇一直不敢再主动申报职称。女儿一天天长大,上小学后,高老大夫妇才让老人带高晓一起回镇上生活,并在镇上小学就读。只不过,在同一所学校里上学的姐弟俩一直以表姐弟相称。

  高晓虽然一路成绩拔尖,考上了大学和研究生,但自小东躲西藏受到“特殊待遇”的她十分缺乏安全感,对父母也有一份难以消除的怨念。也因此,母女关系一直处得不好,她甚至不能亲昵地喊出一声“妈”。

  时隔多年,高晓也已为人母,她已经谅解了父母不得已而为之的行为,但儿时的记忆仍是她的一个噩梦。

  分裂的观念

  2014年,高老大媳妇有了外孙女;2015年,又有了孙子。“两个孩子都吃公家粮,他们都可以生二胎了,终于可以不用遭我这罪了。”高老大媳妇感慨地说。

  “偷生”二孩几乎成为高老大夫妇一家人的噩梦。但是,高老大夫妇至今不后悔,他们与父辈的想法一样,“有人就有一切,自己受点儿委屈不算什么”。

  正是如此,高老大媳妇无法理解高老三媳妇。高老三夫妇都在县城工作。高老三在机关工作,领着不高的工资。高老三媳妇通过自己的才干在一家刚转企的事业单位坐上了管理层的位置,其收入比高老三还高。夫妻俩在县城有一套140多平方米的房子,也开上了一辆不错的小汽车,儿子已经上初中。

  二孩政策放开以后,高老三“跃跃欲试”,因为他媳妇是70年代末期出生的,年龄不算太大,因此想再要个孩子,高家上下也纷纷向高老三媳妇做思想工作。为此,家族还开会讨论了几次。不过,高老三媳妇却异常坚定地拒绝,“我们俩都上班,爸妈都是快90岁的人了,让他们看孩子是不可能的,那孩子谁来带?休了产假,我的工作可能就被别人顶替了。老三那点儿钱,怎么养家?另外,谁能保证我第二个能生女孩?要再生个男孩,我们还得给他再挣一套房子,再娶一个媳妇,我干吗要这么累?”

  家族成员均认为高老三媳妇太自我、太自私,几次“逼生”动员会都不欢而散。而“躲在娘家”成了高老三媳妇躲避家族动员的惯常招式。

  “高云,我们让妈妈再给你生一个弟弟给你做伴怎么样?”大人们开始拿高老三的14岁儿子打趣。“不要,不要,才不要呢!再生一个弟弟,我的东西就得分一半给他,我的家产也一半就没了。”一提到这个话题,高云就会变得很愤怒。

  过年了,一对孝顺儿女带着他们的儿女回来,高老大媳妇觉得,自己这辈子值了。

  过年了,账户上儿子读大学的费用已经足够了,明年又可以好好规划下全家外出旅游的线路了。高老三媳妇翻看着全家的旅游照片,觉得这才是生活。(作者系社会学博士、硕士生导师,任教于北京工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摘自《法律与生活》半月刊2016年3月上半月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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