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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师大命案”是一道选择题


  《法律与生活》在2016年五四青年节这天,一场关于两个年轻人的悲剧再度被提起。

  这两位年轻人是四川师范大学杀室友案当事人,一位是受害者芦海清,另一位是这起命案的制造者滕刚。

  芦海清和滕刚都是甘肃省白银市人。2015年秋季开学时,这两位穿越过人生荆棘丛的“95后”入读四川师范大学并成为室友。

  命运对芦海清布下荆棘丛的时间,是在他两岁那年。这一年,他失去父亲;紧接着,他的母亲改嫁。为此,他被同住一个山村的伯父一家收留。对他视如己出的伯父一家,几乎举全家之力将他托举为一名学音乐的大学生。

  随着芦海清踏进大学校门,命运似乎对这个苦孩子张开了笑脸。不曾料想,命运却安排他在这里和同样穿越荆棘丛而来的滕刚相遇。

  滕刚的荆棘丛是疾病。按照滕母提供的信息,滕刚在上初中时便罹患抑郁症,为此曾两度自杀。在穿越常人难以承受的病痛之苦后,滕刚的头上也拥有了一顶同龄人追逐的大学生冠冕。人生的新疆场,也许是滕刚不能承受之重,他的病情极有可能已经复发。办理“川师大命案”的成都市公安局龙泉驿区分局于5月4日这天发布的鉴定意见书结论,佐证了这一推论。

  悲剧爆发于2016年3月27日深夜。因为芦海清在屋里唱歌等琐事,两人之间产生了一些摩擦。为此,滕刚挥刀残忍地剥夺了芦海清的年轻生命。

  芦海清之死,激发了众人对杀人者滕刚的愤怒之情。以至于在受害者亲人公布案情、滕刚母亲披露儿子是抑郁症患者和警方公布滕刚是抑郁症患者的鉴定报告三个时间节点,都引来一片“杀人偿命”的呼声。

  虽然为滕刚手刃室友的暴行愤怒是人之常情,但是,“杀人偿命”的内涵早已发生变化。换句话说,杀人凶手也有需要法律保护的权利。这是法治社会的一个常识。如果滕刚被确定为精神疾病患者,他的权利更应该得到保障。

  公允地说,作为办案机关,成都市公安局龙泉驿区分局顶着“放纵凶手”的压力去做病情鉴定是正常的执法行为。与此同时,法律也赋予了芦海清的亲人质疑这份鉴定并申请重新鉴定的权利。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法律是一门博大精深的学科,执法是一个细密而高度专业化的过程。一次良好的刑事案件执法过程,一定是在“严厉制裁犯罪”和“最大限度地抚慰受害者亲人”之间找到平衡点。在此案中,如果滕刚被认定只有“部分刑事责任能力”,则意味着他在接受应有制裁的同时,他的父母应该承担对受害者亲人的赔偿责任。

  现在,我们面前摆着一道难题:如果用法律的名义“杀死滕刚”,芦海清的亲人很可能得不到经济补偿;如果“放过滕刚”,芦海清的亲人失去“以命抵命”的复仇机会但会通过经济补偿得到一定抚慰。

  面对上述选择题,我们的选项是尊重法律,让执法者依法行使职权。

摘自《法律与生活》半月刊2016年5月下半月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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