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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莐:手握娱乐圈法律奥秘的北大法科毕业生

  

本刊记者/李云虹

  《法律与生活》2015年12月4日,在无讼阅读一周年生日当天,其通过众筹方式举行了一场题为“想象法律人的另一种可能”的主题演讲秀。

  在云集了诸多跨界法律大咖的这次聚会上,一名看上去清新脱俗但经历却不平凡的女子留给了记者极其深刻的印象,她就是手握娱乐圈法律奥秘的专家——刘莐。她曾被誉为“不务正业”的北京大学法学院学生、翻译国外娱乐法著作的青年译者、知名微信公号“如是娱乐法”创始人。在这次聚会上,她倾情讲述了自己的创业故事。

  未名湖畔不务正业的大学时光

  “我在大学时,是一个非常不务正业的人。”刘莐如此白描自己的大学时光。彼时的刘莐不愿意为考试或者自认为没用的事情浪费时间,她更愿意将经历全部投入自己喜欢的事情上,不断尝试,不断体验。

  在大学二年级时,刘莐曾尝试做过出版工作。经过一段时间的实习后,她自认为“没意思”。此后的一次偶然机会,让喜欢看戏的她跑去做了北京小剧场戏剧的制作人。在这个阶段,她认识了很多戏剧圈内的朋友。

  如果说兼职成为一名话剧制片人是让刘莐的一只脚迈入戏剧圈的话,那么,在一堂知识产权课上与教授的一番“舌战”,彻底将刘莐带入了一片娱乐法律的蓝海地带。

  彼时,老师在课上讲了一个案例,即一部北京人艺的话剧《天下第一楼》的著作权侵权案件。巧合的是,在前一天,刘莐刚在剧场看过这出话剧。

  《天下第一楼》讲述了创业于清代同治年间、传至民国初年的老字号烤鸭店“福聚德”(现全聚德烤鸭店)由入不敷出、势如累卵到东山再起、名噪京华而又面临倒闭的曲折发展历程,其中不乏其合伙人经营这家烤鸭店的故事。而后,一位写全聚德菜单说明性文字的人起诉这出话剧的编剧称,话剧中引用了大量菜单上的说明性文字、制作烤鸭的工序、主要的人物介绍等,侵犯了自己的著作权。

  当时,刘莐在课堂上对老师的观点提出了质疑。课后,刘莐通过查阅资料知晓,该案最终以双方和解告终,编剧在官方的报纸上公开向告他的人道歉。颇为巧合的是,此案发生之时,正值我国著作权法颁布的前夕。

  随后,这位老师对刘莐说,文化产业的法律问题将会是未来的一个新兴领域。美国好莱坞有上百名法务人员处理复杂的法律问题。随着中国文化市场的扩大,相关的问题也会凸显。“如果你对此感兴趣的话,我建议你去美国攻读硕士专业,学成回来后,可以做这一领域工作。”

  老师一番语重心长的指点给了刘莐莫大的启发,她似乎寻找到了自己未来的方向——专做娱乐法律事务。

  一次聊天中,刘莐跟时任《北大法律评论》主编的徐斌提及了自己的想法。彼时,徐斌的一位研究生同学毕业后与很多影视公司打交道,为这些公司提供法律服务和咨询。这位同学发现娱乐法领域存在巨大的需求,但尚未有专业机构提供相应的法律服务。

  机缘巧合下,三名学子走到了一起,创立了“如是娱乐法”——一家为电影、电视、演出、音乐领域提供商事法律服务、法律风险防范、政策分析、商业咨询的专业法律咨询公司。

  空白领域创业需要勇气与魄力

  在如是娱乐法创立之初,刘莐花费半年的时间整理我国自2009年颁布《文化产业振兴纲要》以来所有的政策层面的文件,并将其汇总后形成了一个政策报告。然后,三位合伙人针对这份报告进行分析,寻找整个产业的法律需求点。

  正如在未知的世界探索一样,刘莐等人最初的情况并不乐观,他们没有找到具体的法律需求。

  “因为在整个法律服务市场,一些大型律师事务所在过去20年的发展中,涉猎那些最突出的、最前沿领域的法律问题,如金融、房地产、资本市场等。但却对文化领域完全没有关注,甚至没有了解,不知道怎样拍电影,怎样完成一部影视剧的创作。律师对电影院、导演、编剧是怎么样地玩儿了解甚少。”刘莐说,“当时,有个别律师涉及这块业务,但属于单兵作战似的,没有一个专门的服务机构涉猎这片蓝海。于是,我们就想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做自己看好的事情。”

  在刘莐的人生词典中,似乎总与好运联系在一起,至少在她的几大人生转折点上,时代的脉搏都将她推至峰顶。

  在如是娱乐法创立之初,我国迎来了文化市场发展最好的时机,即2013年年末,电影《泰囧》轻松斩获了13亿元的票房。“我的大学老师和家人给了我鼓励,他们觉得市场环境这么好,如果出去读一两年书,可能就错过了一个最好的机会,不如在这时候先开始做。”刘莐回忆道。于是,刘莐下定决心专职做如是娱乐法。

  在娱乐法这样一个空白领域,对于三位如是娱乐法的创始人来说,他们急需找到解开“客户想要的是什么,自己能提供什么”等问题的钥匙。“传统律师事务所的做法是,假如你是一家文化公司,我来当你的法律顾问,甚至像大家看《离婚律师》里面的场景,因吴秀波帮一名富婆解决其离婚的事情,这名富婆邀请他来做自己公司的法律顾问”。事实上,刘莐认为,在文化领域这样一个细分市场中,“并不存在能称之为产品的东西”。

  在刘莐看来,产品是在用户有需求的程度上能给用户的东西。“你提供的和他需求的契合点,是把产品复制,且持续地让它产生利润、产生价值的关键所在。”刘莐表示,“当时,我们在钻研、寻找这样一个产品。”

  寻找这个产品的过程中,刘莐在大学期间的不务正业为她提供了充足的养分。“那时,得益于我当时做戏剧时认识的很多影视行业的演员、制片人、导演。我和我的合伙人跟这些业内人士进行沟通、交流,用一个理性的、科学的方法分析他们的需求。”刘莐说,“我们直接问他们,你们觉得自己需要哪些法律服务,或者说你们遇到的难解决问题是什么?他们的一大困境是,从业中遇到很多跟法律相关的事情,但这些事情并不完全能通过法律的方式来解决。”

  刘莐也发现,影视行业中有一个突出的现象,一件事情很麻烦或者说困难很大时,从业者愿意选择回避它,不去正视这个问题。于是,当这些问题积攒多了,就会形成隐患。

  这些隐患通过什么来解决呢?刘莐认为,就是法律。“法律能在具体的事物中清晰化、体系化、条理化。体系化思维是我们擅长的,我们可以用这样的体系化思维解决影视从业者在影视生产、影视投资交易、版权交易等所有环节涉及的问题,把它作为我们法律服务的产品,将产品精致化,保证产品能跟得上整个产业的服务需求。”

  细心的刘莐发现,影视行业中大量的法律需求点并不是通过法院的判决书体现出来的,而是直接在新闻中报道出来的。如某条新闻结尾说,一家公司保留诉诸法律的权利,之后,具体的诉讼没有了。因此,刘莐等人就决定,从新闻中了解影视产业的需求。

  刘莐通过跟踪所有产业中与法律相关的新闻,归纳和总结影视从业者具体会遇到哪些问题。如韩国电视剧《来自星星的你》被爆出要被剪成一部历时两个小时的电影在院线播出。这则新闻引起了刘莐的关注,因为这部电视剧若被剪成电影的话,必然会涉及剪辑权。在这个过程中,电影改版的版权和电视剧发行环节可能会产生冲突。

  “如果韩国制片方把这部电视剧的电影改编权卖给了一家中国公司,同时,又让另外一家中国公司将其剪辑成一部历时两个小时的电影,同时在电影院播放,那么,这两家公司之间的冲突是没有法律界限的,也就是说现在的法律没法管到这个地步。那该怎么处理呢?”刘莐开始深思。

  刘莐的团队对此进行了讨论、分析,并根据这些矛盾、可能发生的新的商业模式更新产品,即合同上的一些条款设置。因为每增加一个说法或者减少一个说法,都会让商业效果和事后救济方式产生不同的影响。

  让法律成为另一种可能

  刘莐解释了他们团队的具体工作,一部电影,从最初的版权交易到剧本策划、剧本创作、人员聘任、拍摄制作,再到后期的营销、发行,需要经过很多程序,其中还穿插品牌合作、广告植入、制作衍生品……每一个环节都会有专业公司来做,再加上互联网的催化,商业模式非常复杂。而连接这些人、这些公司,将它们聚在一起后怎么玩,就涉及很多很多的法律问题:合同应该写什么、怎么写,流程怎么设计,怎样更有利于达成交易、保障各方利益……这些需要依靠专业人士,而“如是娱乐法就是干这个的”。

  随后,刘莐举了一个例子,即当柯震东吸毒事件爆出后,刘莐的一位制片人客户发来一条微信询问:“能不能在公司的演员合同上增加一条明星不许吸毒的内容?”

  刘莐第一时间回复称:“首先,它不是法律语言。其次,我们早已增加过。在李代沫被爆吸毒后,我们已经在合同中有所体现,不但包含如果被爆吸毒,制片公司享有单方解约权,而且还囊括了一些重大的负面新闻,如出轨事件、不雅照事件等会对影视发行产生影响的情形。”

  由此不难看出,刘莐团队所做的事情是“为客户提供全方位的法律保障”。

  2015年7月,如是娱乐法还推出了“蝙蝠计划”,即为陷入合同困扰的编剧们提供免费的法律服务。

  刘莐表示,在编剧这个行业中,法律意识非常淡薄,他们并非不重视合约,几乎不会在合约谈判中争取自己的权益——编剧群体就是影视产业中非常弱势的一环。整个行业都在为机会而不断放弃自己的权益,不签合约、签署合约存在陷阱、没有法律消费能力,使编剧的维权变得异常艰难。

  2014年秋天,在《著作权法》第三次修改草案送审稿向公众征集意见时,电影文学学会找到刘莐的团队,希望从专业角度为其提供全程法律咨询。刘莐等人非常激动,觉得是时候为编剧行业做一些力所能及的贡献了。从最初为编剧协会梳理法律逻辑,到最终编剧在作家协会组织研讨活动,他们开了大大小小四次会议,持续了近一个月的时间。他们为编剧提供了三点修改意见,并为其撰写了递交国务院法制办的意见初稿做参考。然而,遗憾的是,编剧最终的声音只停留在口号阶段,并渐渐地淹没在媒体的报道中。

  正因如此,刘莐才推出了这样的活动,希望为编剧造福。从此,她在自己选择的道路上奋力前行。值得珍视的是,她没有忘记创业时的初心。

摘自《法律与生活》半月刊2016年3月上半月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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