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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享有冷冻胚胎的所有权

  随着我国放开二胎生育,越来越多因各种原因无法自然怀孕的夫妻选择体外受精孕育。胚胎移植技术为不孕不育患者带来了福音。同时,由于立法规范的缺位与模糊,也引发了大量的法律问题。

  文/复林

  《法律与生活》广东省湛江市的许进和王倩是一对恩爱夫妻。因王倩多年未孕,夫妻俩借助辅助生殖技术提存了冷冻胚胎,准备在王倩身体条件许可后将胚胎移至子宫内孕育。哪料,男方中途变心,拒绝在移植同意书上签字,由此引发一起特殊的诉讼。

  多年无子 人工授精

  1992年,许进和王倩登记结婚。婚后,因经济基础差,他们一直过着租房的蜗居生活。许进立誓要努力打拼,让王倩过上好日子。他向妻子提议说,等事业打下基础,买了房子之后,咱们再要孩子。王倩支持丈夫的决定。

  一晃数年过去了,许进勤奋进取,升职为企业的销售经理,待遇不菲。王倩也谋得一份体面的工作。2002年,他们在湛江市买了一套三居室的房子。生活安定下来后,他们把孕育下一代的大事摆上了日程。但无论两人怎么努力,王倩的肚子却一直不见动静。

  去医院检查后,医生告知他们,是不明原因的配子输送障碍导致不孕。于是,他们开始四处寻医问药。听说浙江省普陀山供奉了“最灵验”的求子观音,许进夫妇便每年定期请愿,但未能如愿。时间一长,因为没有孩子,夫妻间的感情越来越生分。

  2014年元旦,王倩只身回老家探亲,正赶上同样多年不孕的亲戚办孩子的满月酒。她向对方讨教后获知,亲戚是通过人工授精方法成功受孕的。王倩一下子被点醒,心想或许通过这个办法能化解婚姻危机。

  王倩与丈夫商量后,两人决定人工授精。在专科医生的指导下,王倩打了一个多月的促排卵针,并服用了激素药物。因为有了做母亲的希望,虽说吃足了苦头,但王倩心里是快乐的。

  2014年4月23日,许进和王倩一同来到医院,王倩做了穿刺取卵手术,许进做了人工取精。通过体外授精,得到11个胚胎。经早期培养后,淘汰了8个老化的胚胎,剩下3个合格胚胎。在植入子宫前,医院术前检查认为,王倩可能会发生卵巢过度刺激综合征的风险。为此,医生建议等王倩服药治疗排除风险后再将胚胎植入子宫。之后,医院将胚胎冷冻,存放在液氮罐中。

  丈夫外遇 移植遇阻

  医学报告载明王倩和许进的不孕不育是不明原因所致,但两人均认为自己没有问题,而将根源归结于对方。为此,两人经常发生口角。自提存了冷冻胚胎后,王倩对许进百般示好,许进却对妻子漠不关心,还时不时地失联。

  2014年11月,多日未归的许进回到家中,拿出一份事先拟好的《离婚协议书》让王倩签字,毫无心理准备的王倩一下子慌了神。就在当天,医生还告诉她,再调养十几天,就可以移植胚胎了,王倩心中充满了温暖,一旦受孕成功,丈夫自然会与她重拾旧好。此时,丈夫突然变了心要离婚,王倩心里很不是滋味。想到手术以来自己经历的种种磨难,王倩死活不肯答应丈夫的离婚请求。一星期后,许进走进湛江市霞山区人民法院提出了离婚诉讼。

  2014年12月的一天,经法院调解,许进称可在家庭财产分割上让步,但坚决要求离婚。王倩见和好无望,在调解笔录上签字同意离婚。第二天,虽然还没有签收法院出具的调解书,她就回到了老家暂住。当她把情况告诉父母后,老人立即陪同她赶回湛江,劝说许进回心转意。但许进已取走个人物品,关闭手机。紧接着,法院再次送达离婚调解书,并告知王倩,许进已经签收,王倩则拒绝在送达回证上签字。

  2015年2月,王倩的各项生理指征达标,医院通知其适宜移植手术,要求她和许进同时在手术同意书上签字。王倩设法找到许进让其到医院签字,许进称自己刚有了孩子,予以拒绝。闻听此事,王倩对许进此前种种异常的举动有了合理的解释。

  后经王倩了解,许进拿到离婚调解书次日,就与一女子陈琳办理了结婚登记,领证后仅7天,陈琳就住院生产。王倩恍然大悟,其实,许进早就暗度陈仓,在外有了新欢。

  绝望之余,王倩心头泛起了一连串问号。她上网查找了法律规定,离婚调解书应当在当事人签收之日起生效,而她至今还没有签收法院的调解书,两人的离婚算数吗?许进凭借没有生效的离婚调解书与陈琳办理结婚登记,他们的婚姻有法律效力吗?

  2015年3月26日,王倩提出两项诉讼请求在霞山区人民法院立案。她分别请求法院确认许进与案外人陈琳的婚姻无效,确认王倩有权将所提存的胚胎植入自己体内孕育。

  胚胎共有 请求被驳

  在确认婚姻无效案尚未结束时,广东省湛江市霞山区人民法院对移植胚胎案进行了判决。

  法院一审认为,生育是男女双方的共同行为,不可能通过单方实现。故该权利应以双方协商为基础。本案中,王倩虽享有生育权,但其生育权的实现不得侵害许进不生育的人身自由。况且,王倩在提起本案诉讼时,其与许进之间已不存在合法的婚姻关系。因此,在许进不同意将胚胎植入王倩体内孕育的情况下,王倩无权将其卵子和许进的精子结合的胚胎植入体内孕育。据此,法院判决驳回了王倩的诉讼请求。

  王倩不服一审判决,向湛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称,因其并未收到与许进离婚一案的调解书和生效通知书,故自己与许进的婚姻关系尚未解除。由于双方是否已经法院调解离婚尚未确定,依照《民事诉讼法》第150条的规定,本案应当中止审理。而自己与许进达成合意,自愿到医院人工取卵和取精,并由医院提存了胚胎。因许进与第三者陈琳发生不正当男女关系,致对方怀孕。在王倩与许进的离婚调解书尚未发生法律效力的情况下,许进便与陈琳登记结婚,剥夺了王倩的合法生育权,违背了社会伦理和公序良俗。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判决,支持自己的诉讼请求。

  湛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本案的焦点问题是在许进不同意将王倩的卵子和许进的精子结合形成的胚胎植入王倩体内孕育的情况下,王倩是否有权将该胚胎植入体内孕育。公民的生育权是一项基本的人权,公民有生育的权利,也有不生育的自由。

  本案中,即使王倩与许进的婚姻关系尚未解除,许进也依法享有不生育子女的自由。故在许进不同意将王倩的卵子和许进的精子结合形成的胚胎植入王倩体内孕育的情况下,王倩无权将该胚胎植入体内孕育。因王倩与许进的婚姻关系是否已解除对本案的审理结果没有影响,故王倩关于本案应中止审理及王倩有权将胚胎植入体内孕育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至于王倩主张许进在与其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与第三者非法同居并生育了非婚生子女,王倩可以另寻循法律途径主张权利。但王倩以此为由主张其有权将胚胎植入体内孕育,于法无据,二审法院不予支持。

  2015年10月15日,湛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终审判决。(文中当事人均为化名)

  法律解读

  冷冻胚胎的权利归属问题

  解读专家:方晓霞(江苏大学文法学院副教授)

  胚胎移植技术为不孕不育患者带来了福音。同时,由于立法规范的缺位与模糊,引发了大量的法律问题。

  一、胚胎的法律属性

  从医学角度上讲,精子和卵子受精后第3~8周称为胚胎,从第9周起称为胎儿。

  对于胚胎的法律属性问题,学界主要有如下三种学说:一是“客体说”,认为冷冻胚胎具有物的属性,是民事法律关系的客体;二是“主体说”,认为脱离人体的器官和组织的法律属性非为物,这些器官和组织从属于人的身体,因而属于法律关系的主体;三是“折中说”,认为体外受精胚胎等脱离人体的器官和组织不同于一般的物,而是介于主体和客体之间存在的折中物。

  笔者认为,母体中的胚胎属于母体的一个器官或组织,是非独立存在的物。而移植用的胚胎是脱离人体的冷冻胚胎,从医学上仍属于器官和组织的范畴,性质上并没有变化,仍属于物的范畴,即胚胎乃民事法律关系的客体,但这种客体具有特殊性。

  二、胚胎权利的归属

  既然认为胚胎是物,这必然涉及物的所有权问题。实务中,对于妻子私自堕胎的行为,丈夫有依据生育权起诉的,部分案件也获得法院的支持。《妇女权益保障法》第51条规定:“妇女有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生育子女的权利,也有不生育的自由……”要实现妇女的该项权利,在婚姻关系中,妻子应享有不必征得丈夫同意的自由堕胎权;而非婚姻关系中,妇女也应有自由堕胎权。这意味着对于胚胎的处置权只由妇女享有。

  另外,《婚姻法司法解释解释三》第9条规定:“夫以妻擅自中止妊娠侵犯其生育权为由请求损害赔偿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夫妻双方因是否生育发生纠纷,致使感情确已破裂,一方请求离婚的,人民法院经调解无效,应依照《婚姻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第(五)项的规定处理。”即“其他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情形”以准予离婚处理。该规定进一步明确,丈夫对妻子体内的胚胎不享有法律上的权利,无法获得法律保护。

  上文分析认为,法律将体内胚胎的权利归属于妻子。笔者以为,那是基于胚胎在妻子体内发育成长已经成为其体内的器官或组织。而体外胚胎完全脱离妻子和丈夫在体外生长,其权利归属于妻子一方显然不合理,而由提供胚胎基础的夫妻共同享有是合理的。

  三、对胚胎行使权利的限制

  目前,法律对于体外胚胎的权利行使尚无具体的法律规定。对体外胚胎权利的行使,涉及婚姻家庭、法律伦理等,应受到一定的限制。

  首先,应受到目的限制。胚胎移植是作为解决不育不孕的一种医疗手段,帮助提供精子、卵子的父母实现生育。基于生育的目的,体外胚胎不能进行其他目的的使用,如买卖。此外,作为具有孕育生命潜质的胚胎,基于法律伦理的考量,其生命潜质的实现只能由提供卵子的母体享有。由此,排除代孕的可能。

  其次,当目的落空,即体外胚胎无法由母体实现其生命潜质,那么,作为一个权利客体,可以由其继承人予以继承,但实现胚胎生命的权利、买卖胚胎等权利要受到禁止。为了保证相关权利限制能有效实施,可以制定保管机构的保管规则。

  最后,夫妻合意下提存的冷冻胚胎,最终是否移植母体以孕育生命,应体现双方的共同意志。

  综上,对于胚胎移植术中的胚胎,既要保护相关权利人的权利,又要合理规范权利范围,从而实现保护个人利益和维护社会公序良俗的平衡。

  摘自《法律与生活》半月刊2016年5月上半月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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