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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执行与司法公正高峰论坛在京召开

  2017年10月27日,金秋十月的北京,由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企业家刑事风险防控(北京)中心发起的“司法执行与司法公正高峰论坛”召开。针对司法实践中的执行难问题,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北京工业大学的多位著名法律专家出席并发表了专业观点。

  “新的事实”与重复起诉

  李洪雷(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宪法与行政法研究室主任):

  民事诉讼法及司法解释规定,对判决裁定已经发生法律效率的案件,当事人又起诉的,告知原告申请再审,这是民事诉讼法确立的“一事不再理”原则的体现,这对于维护法律的权威性,保证法律关系稳定性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果允许当事人针对同一个纠纷反复地提起诉讼,法院的判决就没有权威性可言,不仅增加当事人的负担,也会对裁判机构造成人力、物力、财力的浪费,并刺激当事人不尊重法院的判决。

  此外民事诉讼法对“一事不再理”原则规定了一个例外,即裁判发生效力后,如果发生“新的事实”,当事人再次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

  那么从法理上分析,发生“新的事实”是不是没有任何限制?是不是只要发生了“新的事实”,就可以再次提起诉讼?我们解释一个法律条文,必须放在整个体系里解释。《民事诉讼法》还规定,对于发生法律效应的民事裁决裁定,当事人必须履行,一方拒绝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也可以由审判员移送执行员执行。如果说一方当事人在一个案件里败诉后,拒不执行法院判决,随着时间的流逝以及事件的进展,有了“新的事实”后又提起一个新的诉讼。对此,我们要把它放在一个体系来看的话,“新的事实”不能够包括一方当事人恶意不执行法院判决而产生的事实。

  在实践当中,其实有很多诉讼涉及这样一个问题。我查到这样一个案例,是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的一份民事裁定书,即周某某与南通市豆制品厂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上诉案(该案后来被收录在最高人民法院的《民事审判指导与参考》中)就涉及判决以后新发生的违约事实能不能提起新的诉讼。对此,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的观点是,本案中双方对前案判决均认可,对前案生效判决履行中产生争议,此争议应属执行程序中解决的问题,并不必须由新的诉讼加以解决,一项生效的判决对双方当事人均有法律约束力,除非当时人认为有错误,可以按《民事诉讼法》的规定申请再审,应当自觉生效裁判确定的内容予以正确及时的履行

  拒不执行法院判决的刑法考量

  张远煌(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与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分党委书记、教授、法学博士、博士生导师,兼任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犯罪学与刑事政策研究所所长):

  当前案件执行难的原因有很多,其中有各种阻力和利害关系。此外,还有现实的一些执行机构本身执行力度不够。对于民事案件中的拒不执行法院判决的行为,能不能纳入刑法评价,我觉得要考虑三个问题。第一,拒不执行的程度。刑法是保障法、最后法,不是一般的拒不执行。拒不执行的程度与执行机关执行的力度之间应有个权衡,如果拒不执行的程度达不到要求的话,可能就不能纳入刑法评价。为什么要考虑拒不执行的程度,因为这是评价行为人的主观问题大小的问题,只要藐视法律到了极端的程度,才能考虑刑法手段。第二,认定拒不执行法院判决的情节严重有没有充分的根据,因为按照法律规定,不仅要拒不执行的法院判决,还要情节严重。毕竟在民事判决执行效果和执行效率普遍还不尽人意的情况下,要考虑轻易动用刑法手段的必要性和正当性,只有在迫不得已以及没有其他救济办法的时候,才能采用刑法。

  从个案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来看,法律效果是要维护社会法律,社会效果是救济受损人的权益。对民营企业加强权益保护,包括我们司法机关如何营造有利民营企业家健康成长的法律环境,因为在一个判决得不到有效执行的背后,我们不光要看到当事人的权益是否得到有效的维护,还体现更重要的问题,即我们的司法在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平稳发展的大局过程中的贡献是不是能及时平息一些纠纷,妥善处理的一些利益冲突,以有利于我们经济的发展,所以我们的司法要以大局考虑。

  不可用违约责任代替实际履行

  朱慈蕴(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因为我是搞商法的,所以我会比较从商人的角度来想这个问题,两家公司之间有合作关系,本来是想着通过合作能达到双赢,但是在合作的过程当中可能有各方面的因素

  我们现在要特别认真去反思一下,实际履行民事措施的可行性有多大。我记在年轻学法律的时候,我被告知说实际履行是中国合同法上一个非常好的特点,就是说我们强调的是经济活动是要真实的发生,而不是用违约责任来代替这种实际履行,因为如果用违约责任代替实际履行,真正的经济行为是没有发生的,对整个社会都是不好的影响。但现实生活中很多案件显示,在执行上的难度可能不是我们1993年出台的《公司法》或者1999年出台的《合同法》能够很简单地以一个实际履行就概括的。也就是在很多案件当中,实际履行的难度是相当大的。商人在经济利益上的追逐可能是我们最关注的一个问题。对于违约的合作者,利益受损一方可以通过损害赔偿的方式获得一些补偿。

  为什么呢?因为在现实中,即使一方胜诉依然面临一个执行难的问题。所以,我自己的观点是,特别是商事仲裁,应该有更多的考量,应把与争议当事人相关的方方面面的事情都拉到一起,搞一个方案或许更能够解决纠纷。当然凡是符合我们法律上主张权利的地方我们尽可能去用,尤其是商事权利,这是完全可以维护自己的权利的,所以我倒觉得合作谈判等其他的方式来解决执行难的问题可能更好一些,更有效率。

  此外,我们应鼓励企业家精神。商业在寻求合作时,应该在原始合同的基础上尽量少有漏洞,让对方没法违约才行。

  引进恢复性司法的现实考量

  皮艺军(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青少年犯罪教研室主任,青少年犯罪与少年司法研究中心主任;现任北京市禁毒委专家咨询委员、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会犯罪学基础理论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犯罪学研究会预防犯罪专业委员会副会长、最高人民检察院职务犯罪预防厅专家咨询委员、团中央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专家顾问组成员):

  我的专业其实是法律社会学,我认为企业家精神的一个基本前提就是尊重事实,尊重契约。对于引发争议的“新是事实”,就是哪个事实在先,这个新的事实是不是法律意义上的事实,所以这里面就是一个拒执的事实和一个所谓的合同不能履行的事实。在现实中,合同不能履行肯定就是一个通病。我觉得法院判决就是用法律来说明某种价值观,而不只是平息两方面的纠纷,应该体现一种社会正义。我们所说的精神就是在法律的判决和执行中体现出来的,每一个案件都能体现一个社会对于法律尊严本身的判断。我觉得现在有一个基本的趋势,我们是否能够引进恢复性司法,恢复性就是对于刑事的案件可以用民事的方式来化解,通过这种调节、谈判、赔偿,回到圆桌上来,对他的刑事犯罪的性质要有所界定,但是并不见得以惩罚的方式,我们可以把它转为民事的方式来解决。首先的一个前提是,我们对所谓的价、正义以及事实的认定是不能动摇的。而且这个形势之下,在维护法律尊严、确定某种价值的时候再谈价值的平衡,中国在调解这方面一直是有传统的,这里面所谓的调解,是有一个基本的事实为根据的,而且是基本的价值观的一种确立,回到这里双方能不能通过这种博弈来达到一种经济上的一种平衡。

  所以我觉得不管怎么样,我们应该要求他尊重事实,要求法院能够把他的执行力从法律上的效力变成执行上的效力,具体怎么执行,我还是主张把利害关系说清楚,把法律事实说清楚,能够借用恢复性司法,可能得大家在这方面重新回到一起,恢复原来破损的。虽然不能够完全恢复,但是起码能够回到谈判桌子两边来。其实刑事和民事中间是可以交融的。真正的企业家就是应该承认我们共同的价值观,我们不能说有两套截然相反的价值观同时尊重存在,就跟这样的两个判决一样,所以在这里面我觉得是不是还应该坚持我们的实施的依据,事实的依据其实就我们对公正价值观观的确定。

链接:典型案例

  2009年12月30日至2010年6月10,呼和浩特市铭龙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铭龙公司)与内蒙古金乐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乐园公司)签订了《合作开发协议书》约定金乐园公司独立开发某项目,价款共计7750万元,打入土地收储中心。2010年6月22日,金乐园公司法定代表人与两名投资人签订房地产开发合作协议,就针对上述项目首笔7750万元投资的承担方式和项目实施细节进行约定;协议各方共同成立项目部,以金乐园公司名义设立工程项目部,并对外对接,总项目预计利润为3亿元。

  后铭龙公司私自与两位投资人签订《解除合作协议书》;2010年9月19日铭龙公司单方面向金乐园公司下达解除合同通知书,并与其他公司就同一块土地上的同一个项目另行开发合作;2010年11月29日金乐园公司书面通知铭龙公司停止侵权行为;2011年3月21日至2014年7月4日,金乐园公司起诉铭龙公司请求依法履行合同,经过两次审判及最高人民法院驳回铭龙公司再审申请,判决铭龙公司继续履行合同。

  2015年10月15日,铭龙公司就该合作协议再次向法院起诉,请求解除上述《合作开发协议书》。2017年1月20日,法院审理认为,在经过近4年的诉讼过程中,双方已经失去合同履行基本的合意和信任基础,事实上已经无法达成”意思表示一致”,且在生效判决做出后,铭龙公司“完成了玉锦轩二期项目的开发、建设和销售”,该行为属于民诉法规定的“新的事实产生”,并且履行原先生效判决已经无必要,遂判决解除合同。

(责任编辑:亦小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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