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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航失联者的“法律围城”

马航失联者的“法律围城”
 

本刊记者/史琳玉 何照新 特约撰稿/张起淮

  《法律与生活》2015年11月21日,李克强总理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会见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时宣布,中方将出资2000万澳元(合9182万元人民币),推动有关国家对马来西亚航空公司(以下简称马航)失联航班MH370的搜救工作。中方这样做,主要是本着对“人”的最大尊重。希望马来西亚、澳大利亚就继续搜救工作与中方保持有效沟通。

  时至今日,马航MH370失联已近20个月,搜寻海域已由原来的南印度洋6万平方公里扩大至印度洋的12万平方公里。但至今,既没有直接证据证明该客机坠毁,也没有客机失事原因的确切结论。有关MH370的最新消息仍停留在2015年7月29日,在法属留尼汪岛发现的那块疑似MH370客机残骸上。

  2015年8月6日,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宣布该残骸属于MH370航班,但乘客家属称从未看到任何关于残骸的鉴定报告。同样让乘客家属迷惑的还有2015年年初马来西亚民航局所做的MH370航班失事的宣布以及由此的推定——机上239名乘客和机组人员全部罹难,家属们无从知晓这些结论所来源的依据。

  在600多个日日夜夜里,马航MH370失联者的家属为了寻找真相,耗尽精力财力。在现实生活中,与至亲失联相关的房贷之诉、经济往来纠纷纷至沓来

  2015年9月,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依法驳回一起房地产公司起诉一位马航MH370失联者、向其索要房贷的诉讼。该裁定背后的法律依据是,《民法通则》关于“宣告失踪和宣告死亡”的法律规定以及失联者目前法律地位及属性处于未确定状态。

  马航MH370失联者被告上法庭的案件并非个案,一些失联者家属正在或即将面临法律诉讼。

  类似航班失联导致乘客下落不明的案件,在既无法通过私力救济解决、司法程序也很难干预的困境下,其他公力救济途径显得尤为重要,即政府和社会应承担相应的责任,积极建立多元化的法律救济方式,维护各方合法权益——这是航空法专家给出的一剂良方。

  在马航MH370失联后的20个月里,王慧每周都会接到两三次从马来西亚打来的电话,告知她关于马航MH370最新的进展情况,因为她的丈夫张刚是该客机上的一名乘客。

  2015年9月,王慧又接到一通与失联的丈夫张刚有关的电话。不过,这个电话不是来自马来西亚,而是来自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

  1 被房地产公司告上法庭的马航MH370失联者

  接到法院的电话,“当时被吓到了,本能地感觉被法院叫不是好事。”王慧说。得知法院来电的缘由后,王慧由惊吓转为委屈和愤怒。原来,北京市通州区一家房地产公司将王慧的丈夫张刚起诉了,原因是张刚失联后未能按期偿还贷款,这家房地产公司作为担保人被银行要求代为清偿。

  因张刚失联引起的这场诉讼,对于王慧一家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房贷纷争

  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王慧反复重申她的观点:“对于我丈夫的失联给大家造成的不便,我十分抱歉。但他不是故意失联的,也不是恶意拖欠房贷的。等有结果了,不管怎样,贷款肯定是要还的,只是希望各方能给我们一些时间。”

  王慧还表示:“我们之所以会在2014年6月之后中止还贷,是因为有一份重要的文件需要在6月得以确认。”2014年3月马航MH370失联后,在北京丽都酒店,政府给所有失联乘客家属作出承诺,关于机上乘客的所有借贷问题都可暂缓,所有违约金和滞纳金都不会存在,也不会因此给乘客造成不良的信用记录。政府作出承诺时,也有金融机构和保险机构在场。这是王慧在得知丈夫被房地产公司告上法庭后的委屈和痛楚点。为此,王慧和婆婆带着张刚的登机证明到法院说明情况。当从法官那里听到原告一条条咄咄逼人的诉求后,婆媳二人潸然泪下。

  2015年9月,根据《民法通则》关于宣告失踪和宣告死亡的法律规定,加之被告张刚目前法律地位及属性处于未确定状态,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依法驳回了原告的起诉。在驳回起诉之前,法官曾尝试与原告沟通,希望其理解张刚的特殊情况撤回起诉,也曾表示可以等马航MH370失联事件处理完毕再行起诉。但原告以银行坚持让其承担担保责任并代为偿还贷款本息为由拒绝撤诉。

  在起诉书中,作为原告的房地产公司向法院提出如下请求:解除双方签订的《北京市商品房预售合同》,张刚支付违约解除合同的赔偿金近67万元,张刚支付自2015年8月1日起至实际腾退移交之日止的房屋占用费并将房屋腾退交还给房地产公司。

  王慧对记者说:“法官告诉我们不用担心,因为依照相关法律规定,开发商当前是不能起诉的。”法官的一席话,对王慧和婆婆来说是莫大的安慰。

  对于这家房地产公司的做法,王慧十分不理解:“自始至终他们都没有联系过我,而是直接起诉(我爱人)。我多次找房地产公司协商,对方从不露面。”除了不理解,王慧还十分愤懑、无奈,“开发商为什么不去告马航?为什么在客户最危难的时候为难他的妻儿老小?”

  对于联系她还贷的银行的做法,王慧表示:“银行对于家属的境遇表示了同情和理解,只是每月告知我有多少贷款没有还,并没有刁难我或者逼我还款。”

  系列纷争

  实际上,让王慧头疼的不只是房贷的瓜葛,还有迟迟滞交的房产证。涉案房产是张刚于2012年买的。王慧说:“我们本应该在2013年年底拿到房产证,小区其他没有拿到房产证的业主大多通过法律程序拿到了赔偿。可我什么也做不了,因为房子是以我丈夫的名义买的,他是失联者,我现在没有办法维护他的权益。”关于房产证,王慧还有另一份担忧:“有了房屋产权证,将来我们还贷款是有保障的,因为不管怎样是在我丈夫的名下。如果等我们的贷款都还了,他们又说因我丈夫没有签字,没有去领房产证,再产生意想不到的扯皮事就麻烦了。”

  虽然案子被驳回了,但王慧仍在努力争取着自己的权益。她向记者展示了她刚写好还未发送的、给银行和政府部门的信。在信中,她提出了两条诉求:一是希望银行能暂缓2014年3月8日以后的房屋贷款,减免因张刚失联暂时无法还款而造成的利息和滞纳金;二是希望政府能督促开发商把早应办理的房产证办给她丈夫。

  “我失去了丈夫,我女儿失去了爸爸,我的父母失去了儿子,这种情感上的伤害是不曾经历的人永远无法感同身受的,”时隔一年多,王慧在回忆失联丈夫时的痛苦仍然充斥言语间,“而且,接下来所发生的经济损失,可能我们是远远大于各方的。”张刚在失联前,与香港籍的一位大哥在马来西亚合伙做房地产生意,他曾帮中国人在马来西亚买房子。他失联后,一些涉及房子交接和房款的问题也会成为未来的隐患。

  对于王慧来说,损失不仅有经济上的,而且还有身心上的。张刚失联仅一个月时,王慧还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中,2014年4月10日,她突然接到一位好友的电话,“那一天是我的生日,我还在丽都酒店,我本以为她要祝贺我生日快乐,但令我没想到的是她竟询问我关于张刚生意上的事情。当时我就懵了,我不太了解张刚生意上的事。后来,我联系律师与马来西亚相关方面沟通收集张刚的资料,我还专程赶至马来西亚处理此事。因为人生地不熟,我四处碰壁。我极尽所能为此事奔走了半年多,却一无所获。现在,我唯一能做的就是等待”。王慧表示:“欠的账一定会还。但是,一切都要等马航MH370有结果之后。”

  爱的坚守

  “在我老公失联之前,我一直是被惯着、被宠着。现在失去了依靠,我没有了撒娇和任性的资本。除了坚强,我别无选择。”对于今年刚满30岁的王慧来说,这场变故是对她人生莫大的考验。

  回想2014年3月8日,那个昏暗的日子的清晨,王慧刚洗漱完,就接到张刚妹妹的电话,告诉她张刚的飞机失联了。“其实,我第一次听‘失联’这个词是没有概念的,因为他总是搭乘这趟航班回来,航班延误是常有的事。但是,小姑子在电话里颤抖的哭声把我吓坏了。”王慧回忆道。

  当时,王慧正在老家,她买了当天最早的航班赶回北京。机场已经聚集了众多媒体。王慧待在丽都酒店,参与整个事件和善后的过程。王慧在找寻真相和维护权益的过程中已经精疲力竭,她的家庭又承受了一个附加的痛楚——因为3月9日是王慧亲妹妹结婚的回门宴,作为长婿的张刚才专门赶乘3月8日的航班回京。这种因喜而悲的巧合成为两家人至今无法消融的隔阂。

  “出事之后,公婆情绪敏感,家里的气氛变得十分紧张。而孩子又小,受不起惊吓,我必须保证她不受任何伤害。于是,我辞掉了工作,全身心调和家务。”王慧无奈地表示。

  出事之前,王慧有着爱她的丈夫、疼她的公婆和可人的女儿,生活蒸蒸日上。可这一切,因为航班的失联而土崩瓦解。“我和张刚是2003年在北京认识的。我们是北漂一族,互相扶持帮衬,在2009年步入婚姻殿堂。后来,我和张刚有了女儿、房子、汽车和事业。张刚在打高尔夫球时挖掘到商机,去马来西亚创业。我们的生活过得越来越好。没想到发生了如此可怕的转折。”王慧说。

  如今的王慧只有在回想张刚求婚的情景时,才会让一直愁云密布的脸有一丝光亮:“他在婚礼上当着所有的来宾许下承诺,会让我成为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也会努力让我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女人。他之前常说让我给他10年的奋斗时间,等我们40岁时,就去周游世界。”这个柔弱的女子能在瞬间迸发出无穷的能量应对一切,源自于心底这份深沉的爱。然而,向她做出承诺的男子此时却消失得无影无踪。

  每当想起公婆先前对她的好,特别是她的父母对她说,“不能再让孩子和老人受到任何伤害”时,王慧便下决心为了她爱的人,扛起整个家。

  在处理丈夫失联事件的过程中,张刚的妹妹是王慧的后盾。她们曾经是闺蜜,深深地理解对方。“她(张刚的妹妹)特别疼孩子。在日常生活中,她女儿有的,我女儿一定会有,包括公婆和我的生活必需品。我能感受到她在加倍地对我好。特别是张刚不在时,她充当着我和公婆间有力的润滑剂。”王慧感慨地说。

  记者采访当天,王慧还提及早上婆婆劝慰公公:“王慧也难受,可是她能怎么样,她找谁说去呢?”婆婆的话让王慧潸然泪下,家人的理解对她来说是莫大的安慰。

  对于他们的女儿来说,爸爸一年多的缺位,让王慧不知如何应对。起初,她对女儿解释:“爸爸很忙,在出差,回不来。”可是,这样的借口撑不了太久。慢慢地,孩子开始问:“为什么爸爸总是那样忙?为什么我过生日他都不回来?爸爸为什么不回微信?为什么我不能给爸爸打电话……”一连串的问话,让王慧和家人不知如何应对,心如刀绞。

  如今,王慧的女儿5岁了,孩子时常会在祈福时说:“希望爸爸早点儿回来,在周末能陪陪我。”有时,孩子看着天上的飞机,会自言自语道:“飞机快把我爸爸带回来吧,我太想我爸爸了!”这是最戳痛王慧内心的场景,同时也是她所有坚强的动力。王慧说:“每当孩子或因委屈或因害怕抱着我的时候,我能感觉到,我就像她的救命稻草一样,我必须坚强。”

  王慧告诉记者,她曾绝望地坐在窗边,想了结自己的孤独和无助。但一想到女儿和家人,她就告诉自己必须坚强。只有自己坚强,才能守护他们。她说:“只要还能持续地看到日出,生活就得继续,身上的每一份责任就得履行。”

  与此同时,王慧也在为自己深爱的丈夫坚持。为了看到真相,王慧不断地争取和努力,但迄今未果。“每次马来西亚打电话更新近况时,我都会问他们要那份他们声称在法属留尼汪岛发现残骸的鉴定报告。但对方就是不给。我把诉求递交给北京这边的办事处,经过一级级上报后,总会石沉大海,杳无音信。”

  为了寻找真相,王慧甚至只身一人奔赴马来西亚。2015年1月29日,马来西亚说要公布结果时她在现场。她义正词严地向马方有关人员提出,有什么结果,应该先告诉家属,而不是直接告诉媒体和大众。“我们不接受所有的推定结果,我们要证据。因为官方宣布后,这事就没有希望了。而我是家属,失联的人是我至亲的人,我必须对他负责。等女儿长大了,我也要给女儿一个交代。”王慧说。她还表示,只要事态还处于失联状态一天,她找寻丈夫的力量就不会削弱,“如果我都放弃了,那还有谁会在意?”所以,她不断地向马方要证据。

  王慧和20多名失联者家属在马来西亚的4个月时间里,为了一个真相,不断地穿梭于马来西亚的交通部和马来西亚航空公司之间。2015年春节,他们是在马来西亚度过的。她说:“我们没法儿在家过年,因为心无处安放。”

  王慧告诉记者,国家为他们提供了免费的律师团,但律师团只负责赔偿方面的法律事务。对于王慧来说,“不是拿了赔偿金就可以踏实生活的”。王慧在研究了《蒙特利尔公约》后,表示自己会在2年的有效诉讼期内提起对马航的诉讼:“我唯一的诉求就是要用最专业的知识和技术分析客机失联的真相,让马来西亚航空公司分毫不差地承担自己应有的全部责任,希望能以最严厉的惩处方式惩罚相关责任人和机构。”

  经过这场耗费心力和体力的拉锯战,现在,王慧仍然坚持着,只是心态变得平和了。“家里的生活在慢慢地恢复平静。家里平日的琐事,街道办也会帮忙处理。我特别希望能早一点儿出现真相,可我无法左右事情的进展。所以,在我没法改变命运时,我希望能改变生活。”(文中当事人均为化名)

  2 失联者亲属不可承受的诉累

  马航MH370的失联毁了200多个家庭的幸福。然而,这种痛彻心扉的伤痛并未终结,部分与王慧一样的失联者亲属在失去亲人的同时,还遭遇了现实中的法律之困。

  催款单背后的白发人之伤

  从北京理工大学MBA毕业的赵胜是马航MH370的一名乘客。飞机失联时,他年仅34岁,且是家中独子。凭借卓越的才华和能力,赵胜为家人带来了优渥生活,让父母在山东省济南市住上了别墅,是父母此生之骄傲。

  一切美好都止步于2014年3月8日。终日盼儿归的父母难以接受MH370坠毁的消息。儿子失联后,老夫妻发现儿子的手机欠费停机了,便赶紧去交了3000元话费。虽然每次拨打儿子的手机号都会被提示暂时无法接通,但赵胜62岁的父亲感觉,只有这样才会距离儿子很近。说不定哪天,电话那头会传来老两口期盼已久的声音。所以,他们绝不让也不能让儿子的手机停机,因为这是他们最后的希望。

  有时,赵胜的父亲会忍不住给儿子发微信,“儿子,你在哪儿?”老人经常梦回当年:2014年3月8日,马航MH370降落在某处,儿子安然无恙。

  2015年9月26日

  ,赵胜的父亲没等来儿子的电话,却等来了银行工作人员的电话。对方称他的儿子已经逾期6个月没有偿还房贷了。之后,赵胜的父亲陆续收到3封分别来自银行、公积金部门和开发商的贷款催款单。赵胜的父亲为此事找过银行,但银行称他们必须按照制度办事,没有商量的余地。银行也曾将此事向上级部门汇报,但并没有得到有效的回复。目前,房子的贷款全部由一位代理马航失联案件的律师替他们偿还。

  道不明的理财委托

  一家理财公司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一位当事人——北京的投资者周楠认为委托理财人郑天没有按照她的指示将理财款项存入指定的理财账户,为此,她将郑天起诉至法院,向对方追讨该款项。2015年4月,经过二审法院审理,因郑天无法提供有利的证据,说不清钱款的资金流向,法院支持周楠要求郑天返还28.7万元的诉讼请求。

  郑天说不清理财账户资金往来的具体事项,据郑天称,是因为其妻李倩是具体办理此事的人。而李倩是马航MH370上的乘客,失联了。所以,理财过程成了待解谜团。

  周楠起诉称,周楠与郑天经朋友介绍相识。2013年4月,郑天称某理财产品能保本挣钱,并多次游说周楠购买某理财公司的外汇理财产品。在此情况下,周楠于2013年向郑天汇款29.4万元,用于购买该理财产品。后来,周楠经核实,郑天根本没有为周楠购买此理财产品,周楠甚至不知是否存在所谓的理财产品。故周楠将郑天诉至法院,请求法院判令其返还投资款。

  郑天辩称,郑天仅是应朋友之请帮助周楠在理财公司注册账户,并把周楠汇给他的款全部转入周楠投资理财产品的指定账户。自己实施的是好意施惠的帮助行为。周楠始终以自己的名义管理投资财产,对投资财产享有完全的控制权,并享有全部的返息和获利。周楠于2013年4月注册的账户开始返利,预计周楠累计获利23万余元。周楠一直收取获利至2013年8月底。由于理财公司突然关网,周楠无法继续获利,且理财公司因被公安机关以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查处。郑天认为该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和本案有密切联系,本案应以刑事案件审理结果为依据。所以,郑天认为本案应当中止审理。

  经一审法院与公安机关核实理财公司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件的相关情况,公安机关称,截至2014年11月18日,上述案件仍处于收集受害人信息阶段,尚未正式立案。

  一审法院认定:周楠与郑天之间形成委托合同关系。7000元能证实存入周楠的账户。剩下的28.7万元,郑天确认收到周楠的款项,但没有有效的证据表明郑天将28.7万元投入周楠的账户中。同时,理财公司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被公安机关调查,双方的委托合同履行不具有现实基础。在此情况下,周楠要求郑天返还款项诉求合理,法院予以支持。一审法院判决郑天返还周楠投资款28.7万元。

  郑天不服,提起上诉。郑天上诉称,他在周楠的要求下为其注册了4个账户。其中,周楠名下2个,周时名下2个。周楠和周时是兄弟关系。郑天及其妻子李倩是在周楠的要求下为周楠开立了4个账户,28.7万元是由其妻李倩分别多次转款至周楠指定的账户。

  郑天称,事实上,周楠是在2014年3月理财公司理财诈骗案被曝光后,同时也是郑天的妻子李倩成为马航MH370的失联乘客后,才追讨上述钱款的。周楠知晓郑天并不了解投资的详细事实经过,主要是案外人李倩在进行投资理财。所以,周楠仅凭银行的汇款明细单对郑天的追讨行为,不仅不符合事实,也有悖情理和公序良俗。

  周楠表示,自己的哥哥周时与郑天的妻子李倩之间有经济往来,周时另外还向李倩打款35万元。周时曾经起诉李倩,因为李倩失联,所以周时撤诉了,故周时账户情况与本案无关。

  二审法院认为,一审诉讼中,郑天确认周时在理财公司的理财账户与本案无关,周时是通过郑天的妻子李倩开户和汇款。二审诉讼中,郑天上诉称,其系受周楠指示开立的周时的账户,并将28.7万元通过其妻李倩汇入该账户。故一审法院在未理清事情的基础上就认定郑天未将委托款项28.7万元投入周楠账户与事实不符。

  对此,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90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

  郑天在二审诉讼中除对周时账户开立情况的陈述与一审中的陈述存在矛盾外,其在二审诉讼中还提出28.7万元投资款并非理财公司理财项目,而是周楠委托其投资的其他项目。二审法院认为,郑天在二审中对于案件主要事实的陈述存在矛盾之处,现其又未能提举有效证据证明周时账户的开立是受周楠委托,故一审法院认定周时账户与本案无关、郑天未将周楠的投资款汇入周楠账户并无不当。

  2015年4月,二审法院判决驳回郑天的上诉,维持原判。

  延伸阅读

  失联相关人的维权困境

  马航MH370失联了,连带着失联者的债权债务关系,都走到了死路口。北京的周羽到法院起诉称,2013年9月12日至2014年1月16日,他向朋友李放借款490万元。为保险起见,周羽将一处房产抵押给了李放,并于2013年12月3日办理了抵押登记。

  2014年4月10日,周羽将借款全部还清。然而,李放是马航MH370航班上的失联者,周羽单方无法解除房屋抵押登记。为此,周羽将李放起诉至法院。

  2014年11月17日,法院认为,起诉必须有明确的被告,现因马航MH370航班尚处于失联状态,李放生死状况不明,应视为被告主体不明确。故法院驳回了周羽对李放的起诉。

  为此,周羽也在等待马航MH370失联事件的最终结果。(文中当事人均为化名)

  3 航班失联,法律救济如何安全落地

  针对上述案情,马航MH370失联者能否成为法律上适格的被告?面对失联者法律属性不明的情况,相对方又该如何救济?

  航班失联者法律属性的缺位

  解读:现行法律没有明确规定航班失联者的法律属性

  第一,在国内法层面,我国现行法律没有关于航班失联者法律属性的明确规定,即在航班无法找到的具体情况下,机上乘客生命是处于生存、死亡还是不明确的状态,我国法律并没有进行定义。

  我国法律只对公民在法律上的失踪和死亡状态有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20条规定:“公民下落不明满二年的,利害关系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宣告他为失踪人。”第23条规定:“公民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利害关系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宣告他死亡:(一)下落不明满四年的;(二)因意外事故下落不明,从事故发生之日起满二年的。战争期间下落不明的,下落不明的时间从战争结束之日起计算。”人民法院受理宣告失踪、宣告死亡案件后,应当发出寻找下落不明人的公告。宣告失踪的公告期间为3个月,宣告死亡的公告期间为一年。

  第二,在国际法层面,现有国际公约或者国际条约对航班失联者均未进行过约定,但被理论和实务届尊为“准立法文件”的国际民航组织附件第13号文件《航空器事故和事故征候调查》对“航空器失踪”进行了明确定义。其第一章叙述道:“在官方搜寻工作已结束仍不能找到残骸时,即认为航空器失踪。”对于MH370,马来西亚政府和全球商业搜救并未结束。虽然2015年7月在法属留尼汪岛发现疑似残骸,但马来西亚调查组称尚不能证实残骸属于马航MH370。鉴于目前搜救工作仍在进行,同时疑似残骸也并不能被确认,根据上述附件条款,马航在法律属性上不能被定义为“失踪”。一架不能被定性为“失踪”的飞机,其机上乘客自然不能被定义为“失踪人”或“死亡人”。

  从现有证据看,马航并未提供具有说服力的证据证实飞机和乘客情况;从国内法和国际法两个层面看,马航MH370失联者处于因事件原因不明而无法确定其法律属性的状态。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19条规定了提起诉讼必须符合的条件,其中第二项规定必须“有明确的被告”。因为马航MH370失联者处于生死不明的状态,因此不能被认定为被告明确,法院应当驳回起诉。

  多元化的法律救济方式

  解读:政府和社会应当建立多元化的法律救济方式

  马航MH370失联者因为法律属性不明无法作为适格的被告,相对方是否就无法通过司法途径寻求法律救济?马航MH370失联事件是20世纪以来失联时间最长、最离奇的航空事故。虽无先例可参照,但在积极协助搜救的同时,应当兼顾因为乘客失联而导致的相对方合法权益的维护,确保合法合理、畅通有效的法律救济渠道。

  法律救济包括私力救济和公力救济。私力救济指权利主体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依靠自身的实力,通过实施自卫行为或者自助行为救济自己被侵害的民事权利。公立救济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自己的人身权、财产权因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或者其他单位和个人的行为而受到侵害,依照法律规定向有权受理的国家机关告诉并要求解决,予以补救,有关国家机关受理并作出具有法律效力的活动。

  航班失联,乘客下落不明,类似案件无法通过私立救济予以解决,司法程序也很难进行,其他公力救济方式显得尤为重要。政府和社会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积极建立多元化的法律救济方式。具体救济方式有以下四种:

  第一,政府应当成立专门的失联航班权益援助工作小组。政府作为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者,有责任也有能力为权益受到侵害的公民提供相应的援助。首先,可以通过临时的专项财政补贴对利益受损者进行援助,减弱失联者家属的压力,缓解双方矛盾;其次,可以成立专项基金,建立基金申请、资金融通、基金偿还的救助机制;最后,可以向符合条件的航班失联利益受损公民发放免息或低息定向贷款。

  美国“9·11事件”造成近3000人罹难,其中包括很多失踪者。事件后,美国政府提供大额款项救助遭遇灾难的家庭,提供医疗、教育、住房等各方面的救助,同时还投入大量资金进行灾后心理疏导和精神救助。美国政府在应对突发事件或意外事故中的反应速度和表现力都值得我们学习。政府处理这类事件,理应本着全方位救助的理念,帮弱扶弱,将各方损失降至最低。

  第二,保险机构应当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乘客乘坐飞机,可以通过购买保险获得财产赔偿。但这也有一定的风险,因为航班失联后,下落不明的乘客无法履行其订立的民事合同,很难寻求救济。保险具有补偿损失的固有职能和融资的派生职能,保险公司的基本责任是充当社会的稳定器。因此,保险公司应当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航班失联后,保险公司应当主动履行赔付责任,缓解失联者家属的经济压力,减少他们的痛苦和伤害。

  在这一点上,发达国家保险机构的社会责任观念和践行机制值得借鉴。早在1906 年,美国旧金山曾发生大地震并引起火灾,城市居民损失严重,且许多居民的保险单毁于大火之中。劳合社勇敢地担起责任,迅速拿出1亿美元作为保险赔款,帮助当地居民重建家园。虽然遭到资金重创,但劳合社赢得了“天下第一险”的美誉,在美国保险市场享有极高威望。一个世纪以来,发达国家,如美国、加拿大、欧洲各国等国家的保险企业基本形成了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认同,并积极自觉地承担自己的社会责任。

  第三,社会团体等非政府组织也应当参与相应的社会救助。公益性是这类团体或组织的本质。在应对社会突发事件或类似航班失联这样的意外事故中,社会团体和其他非政府组织应当积极发挥其应有的社会职能,独立或者通过与政府合作,为权益受到侵害的公民提供救济渠道。

  美国是世界上经济最为发达的国家,也是非政府组织最为活跃的国家。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非政府组织迅速发展,并逐步成为与政府部门、企业并列的“第三部门”,几乎涵盖了社会生活中的各个领域。这些非政府组织不仅具有极高的自愿性和独立性,而且与政府形成了紧密的合作机制,以其运作的灵活性和资源的广泛性在人力、资金、设施和渠道等各个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第四,其他投资机构可以协助建立资金融通机制。大型投资公司、基金公司等有一定实力的投资机构可以协助进行社会闲散资金的募集,与上述机构或组织建立资金融通渠道。国外的投资机构大多承担着慈善功能,很多机构都成立了公益基金。我国企业实力正快速提高,企业社会责任理念也应当逐步建立。一方面,通过公益善举可以提高企业知名度和影响力,为企业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形成良性循环;另一方面,自下而上的社会救助和公益行为能广泛调动社会各方成员的积极性,实现社会全员的权益救助通道。

  在事件尚未水落石出时,一些失联者相对方进行维权,虽然从法理和道德层面无可厚非,但仍会引起社会关注。其实,马航MH370失联是包括相对方在内的所有社会成员都不愿看到的恶性事件。事件发生后,政府和社会应当相互配合,积极建立多元化的法律救济渠道,减少失联者家属的负担,同时保障和维护相对方的利益,妥善处理各方关系,实现社会稳定发展。(本部分作者张起淮为中国政法大学航空与空间法研究中心研究员,北京法学会航空法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秘书长,中国航空法律服务中心首席专家,航空案第一律师,蓝鹏律师事务所主任)

摘自《法律与生活》半月刊2015年12月上半月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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