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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年迷雾,张志超校园奸杀案进入最高法视野

  本刊记者/张翼羽

  《法律与生活》11年前的一起校园奸杀案,因被判无期徒刑的服刑人员张志超对前来探监的母亲喊出“妈,你帮我找律师,我是被冤枉的”而引发律师的三次接力,并进入曾为念斌做无罪辩护的大禹律师事务所的视野。

  2016年4月25日上午,最高人民法院立案庭通过远程视频接访系统了解了2005年发生的中学生张志超奸杀案。在视频中,最高人民法院立案庭法官让律师陈述了代理意见,并要求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把案卷上传到系统,或将重新阅卷。

  “妈,你帮我找律师,我是被冤枉的”

  2005年2月11日,农历正月初三,正是寒假期间,距离临沂市临沭县第二中学开学还有5天。

  高一女生张婷(化名)的尸体是在综合楼三楼北侧的厕所里被人发现的。勤杂工李贞梅撬开这间已经锁上数月的厕所后,发现“厕所内东北角一个粪池子处”趴着一个人。因为隔板挡着,她只看到一对裸露的小腿和脚。

  警方很快认定,死者就是临沭县第二中学已经失踪近一个月的学生张婷。她趴在地上,上身穿着小棉袄,头上罩了一条编织袋,下身赤裸,腹部和隐私处有多处切口很深的刀伤,四周有血迹,大约在一个月前遇害。

  2005年2月13日,时年16岁的张志超被临沭县公安局刑事拘留。据警方称,他对所犯罪行供认不讳。

  在判决书里,张志超是这样杀死张婷的——

  2005年1月10日6时20分,逃避升国旗和跑早操的张志超在宿舍看了一本名为《恐怖的故事》的黄色小说,而后在综合楼洗刷间遇见张婷,见四周无人,“即起奸淫之心”,遂上前用随身携带的铅笔刀架在张婷的脖子上,将其劫持到洗刷间内(踹开年久未用的洗刷间的门,锁被踹坏),捂嘴,掐脖子,将张婷强奸,并致其窒息死亡。

  随后,张志超将尸体移至该洗刷间内一废弃厕所内藏匿,离开时,在洗刷间门口遇见同学王广超,对王广超说自己杀了人,让王广超帮助看守洗刷间,自己到一楼小卖部购买了一把新锁,返身回到三楼,将厕所重新锁住。次日下午,张志超趁其他同学上课之际,又携带铅笔刀,潜入厕所内奸尸,并将尸体多处割破。

  2006年1月,临沂市人民检察院对张志超提起公诉。

  2006年3月6日,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强奸罪判处张志超无期徒刑。

  张志超入狱后,张志超的母亲马玉萍每周三都去看他。每次去探视,马玉萍都会忍不住地问儿子一句话:“你跟妈说,那事儿到底是不是你干的?”可张志超总是沉默,然后流眼泪,有时回一句:“妈,你相不相信我?”马玉萍就不再问,跟着哭。

  直到2011年又一个周三,马玉萍没有问那句话,张志超却主动说:“妈,你帮我找律师,我是被冤枉的。”

  母亲四处奔走,律师接力申诉

  为何在失去自由的第6年才想到要出来鸣冤?据张志超说,在少管所里,他会去看一些法律书,也能看新闻,看到这几年陆续有好几起冤案被媒体关注,得到平反,这让他看到了希望。

  马玉萍开始找律师为儿子申诉。几年下来,律师换了三拨,但案件却没有突破性进展。

  2012年3月19日,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本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驳回张志超的第一次申诉。

  2012年11月12日,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驳回张志超的申诉,称无证据证明申诉人张志超在公安机关所作的有罪供述系刑讯逼供所得,且张志超归案后的多次有罪供述均有教师签名、捺手印,能充分保障张志超的各项诉讼权利。驳回通知书还载明,张志超作有罪供述时所述情节非本人作案不可知晓,其有罪供述与本案其他证据能相互印证,应当作为定案的依据。

  2014年12月底,马玉萍找到了曾成功为判处四次死刑的念斌做无罪辩护并终获成功的大禹律师事务所。当她抱着一堆材料来到大禹律师事务所时,律师李逊对山东口音很重的马玉萍所说的话并不是都听得懂。在李逊律师团队正在商量这起案子应该怎么处理的时候,马玉萍突然跪在地上拼命磕头,哭着求律师接这起案子。

  由于马玉萍手里材料不全,李逊又让马玉萍把案卷从山东省拿过来。李逊看完整个材料后发现案件里疑点颇多,于是就对马玉萍说:“这样吧,这案子我接了,律师费也全给你免了。”

  就这样,2015年1月,李逊带着他的律师团队开始介入此案。他们调阅卷宗,辗转北京、临沭、淄博多地,调查现场并走访了部分当事人,“发现证据严重不足、矛盾重重”。

  现场勘查报告、尸检报告疑点

  根据警方的讯问笔录和判决书所写,李逊律师团做了大量分析求证和现场重现。2016年4月27日下午,在北京嘉里大酒店,由律媒百人会主办、北京市大禹律师事务所承办的“完善刑事案件申诉启动程序高端论坛——以山东省张志超案件为例”再次对此案做了详细的分析。

  据警方的讯问笔录显示,张志超归案后,对强奸杀人的事实供认不讳。但在山东省淄博市城郊的鲁中监狱,张志超无论对着律师还是记者,都很明确地说,都是警察逼着他说的。警方也始终没能找到所谓的作案凶器小刀以及那本被认为是诱使张志超犯罪的黄色书籍。此外,对尸体身上的那个编织袋确定不了来源。而对于现场的血迹,也没有做出鉴定归属。

  李逊告诉记者,他问过张志超:“你到底有没有碰过尸体?”张志超说:“真的没有碰过,也根本不认识死者。”李逊又问,“你到底有没有看黄色小说?”张志超说:“没有,但以前看过,要不警察打我,都没有办法编。”张志超还说自己每次被提讯都会挨打,“最严重的是刚到刑警队,审讯我的人很多,10个人,每次把我拷在审讯椅上,脱掉上衣,用皮带抽,电棍电,扳手敲膝盖、脚趾头,拿钳子捏手指,逼我认强奸杀人”。

  2015年5月21日,曾有媒体记者找到张志超当时的班主任徐建询问当时的情况,徐建告诉记者以及在场的律师,审讯时,他并不在场,而是在事后被警方叫过去,按要求在讯问笔录上签字。此外,律师又找到其他老师。面对律师和记者,他们全都否认自己当时在场,并称是“按照警方要求,后补的签字”。

  作为当年案发时在洗刷间门口看见过张志超的关键证人王绪波和杨同振,李逊说:“如今,杨同振外出打工,家人和村里人对他的行踪都守口如瓶。而王绪波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则是天天窝在家里不出门,也拒绝和记者见面。”

  据判决书记载,张志超是主动告知王广超自己杀了人。但面对记者和律师时王广超却明确表示,张志超没有跟他说过杀了人,自己也没有向警方承认帮着看尸体,“是公安机关逼我说的。当时,我向刑警队说的都是编的故事,都是按照刑警队的人提示说的”。

  为了更直观地了解整个案发的情况,李逊律师团做了一个现场重建。判决书认定张志超单独实施了劫持、强奸、转移尸体等犯罪行为,还与王广超串通、下楼买锁、返回三楼,又和王绪波等人打招呼,这就意味着张志超需要一定的作案时间。但多位同学的证言都说当时张志超参加了跑操并上了早自习,张志超没有超过三四分钟的独处时间。李逊表示,现场重建的结果表明张志超并不具备作案时间。同时,李逊还告诉记者,后来,律师团队找到了学校小卖部的老板,老板称其一般每天早晨7点10分才开门。警方的笔录却显示,张志超称自己6点20分左右去小卖部买锁,用于锁住案发现场的门。李逊说了一个细节:“锁作为此案的物证,却违背了自然规律,张志超供述是用脚把门踹开的,结果锁坏了,门上的挂鼻没坏,这个说不过去。”

  最近,李逊还告诉记者一个新发现,在临沂市阅卷时他看到了彩图(之前都是黑白的),是尸体照片、案发现场照片。放大后看,他发现了很多细节有问题,如说被害人张婷穿的衣服,张志超的口供和衣服对上了。但是,被害人失踪当天,被害人的同学看到被害人穿的衣服与案卷上照片中被害人穿的衣服是不一样的。

  目前,山东省高级人民检察院下了通知,此案案情重大、复杂,对复查期延期三个月。

  专家法言

  冤案平反:不能全靠法、检自错自纠

  析法专家:陈光中(著名法学家、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

  《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应以“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为标准。但陈光中先生在“完善刑事案件申诉启动程序——以山东张志超案为例”的研讨会上谈到,分析许多冤案后发现,在十八大强调全面依法治国之前,尤其是“严打”时期,有的法院对当时认为“应判死刑”的疑罪案件采取了“留有余地”的策略,不杀头但判有罪,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出现冤案的可能,“可以说,如今在监狱里服刑、不断申诉的人并非少数,这是客观事实”。

  刑事再审程序是指法院对生效错误判决进行重新审理的诉讼程序。根据《刑事诉讼法》规定,当事人可以申诉,但是否启动再审则取决于法院和检察院。2012年,新《刑事诉讼法》在1996年《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再审程序基础上进行微调,新增了非法证据未排除申诉再审的事由以及规定程序违法行为“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应当再审等内容,从法律上、理论上把启动再审的标准同再审后改判无罪的标准进行了区分。

  “也就是说,刑事案件启动再审稍微容易一点儿。”陈光中认为,从理论上讲,相对于启动再审而言,冤案的平反对证据要求更高。再审是用诉讼构造的方式进一步提供对案件审查的机会,按理说,应提供更多的重新审查机会,也就是说决定是否再审的标准要低一点儿。

  “客观上很难平反,社会舆论对刑事案件再审的关注度高。如果案件再审后没有平反,法院就骑虎难下。因而在实际操作时,法院要么决定再审后就平反,要么就压着不决定再审。而且平反的往往是社会影响性较大的案件。”陈光中说。

  在陈光中看来,冤案平反不能完全靠法院、检察院自觉的自错自纠。这在客观上存在困难,且在司法责任制严格实施的背景下,纠正冤案对当年的办案人员更是雪上加霜,完全依靠法院、检察院自我纠错,存在较大阻力。因此,陈光中建议设立类似于平反委员会的中立机构,为冤案平反创造条件,“这类机构应由党委领导,成员为社会人士及人大代表等,独立于法院、检察院,能促使疑似冤案的申诉案件进入再审程序”。

  除此之外,陈光中表示,社会力量在冤案平反中的作用不可低估,“从美国及欧洲国家的经验来看,应容许、支持社会上类似洗冤的组织,让它发挥更大的作用,同时也应发挥新闻媒体、相关社会人士的作用,学者也应尽到自己的职责”。

摘自《法律与生活》半月刊2016年6月上半月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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