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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法官开庭

文/张颖 关宏怡 谢晓光 程君轶 李云虹

  《法律与生活》当代著名法理学家德沃金在《法律帝国》一书中说:法院是法律帝国的首都,法官是帝国的王侯。法官尤其是大法官,在建立公正审判的过程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我国从1997年开始实行法官等级制度以来,现任大法官仅有50人。他们审判的案件重大、疑难且复杂;他们处于行使国家审判权的法官群体的金字塔塔尖;他们的审判工作代表国家的法治态度,体现司法改革的最新思路。

  中央电视台《今日说法》栏目主编张颖携团队成员历经一年的策划、踩点、采访、调查和拍摄,精心制作出《大法官开庭》系列报道。节目组走近略显神秘的中国大法官身边,多角度呈现他们亲自审理疑难案件的全过程。

  大法官胡云腾在最高人民法院认定并作出处罚的第一起虚假诉讼案中,对捏造虚假诉讼、损害他人利益者开出了罚单。这份判决对下级法院未来应对同类案件具有示范作用,促进社会诚信的建立。

  大法官张立勇亲自上阵审理一起故意杀人案。他在实地探访中再现当事人的生存环境,在审判中辨析激情杀人与故意杀人的事实依据,在展现情法冲突时体现大法官对于司法价值的选择

  大法官许前飞对一起震惊全国的环保公益诉讼案判赔1.6亿元,使此案成为迄今为止判赔额最高的环境诉讼案。他开创性地对部分判赔金额做出附加约束,引导致污企业主动走上治污道路,充分展现了大法官的司法智慧。

  梳理我国大法官审案的历史沿革,人们不难发现,随着中国首批大法官的诞生,法官职业化改革全面启动。十余年的光景,让大法官亲上法庭断案从寥寥无几发展成为一种常态。

  个中意义,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我国首席大法官周强一语道破:“大法官开庭是要让大法官回归到审判实践中来,通过发挥示范带头作用,真正实现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同时,让人民群众更好地了解司法,让司法走进人民群众。让法官同人民群众共同推动法治国家、法治社会建设。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干净是法官最美好的品质,善良的心是最好的法律。

  ——胡云腾司法语录

  1 胡云腾:巡回法庭庭长认定首例虚假民事诉讼案

  大法官出镜

  胡云腾 安徽霍邱人,刑法学博士,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庭长,二级大法官。

  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庭长、二级大法官胡云腾担任审判长,与合议庭成员范向阳、汪国献共同审理了一起涉案金额近1亿元的商事案件。这起案件历时近5年,且争议点较多。

  2015年10月27日,此案在辽宁师范大学法学院开庭审理。经过9个多小时的庭审及评议,合议庭当庭宣判“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明确认定上诉人和被上诉人构成虚假诉讼,决定各罚款50万元。同时宣布对两家公司法定代表人以及实际控制人的虚假诉讼行为,视其情节和认错态度另行处理。

  据悉,该案成为最高人民法院认定的首例虚假民事诉讼案。

  要不回的投资款

  在法庭上打官司的双方是两家公司,即上诉人——上海欧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欧宝公司)和被上诉人——辽宁特莱维置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特莱维公司)。欧宝公司称,特莱维公司欠其8650万元巨款,若算上利息,总欠款额超过1亿元。对于这笔巨额债务,特莱维公司在庭上完全承认。特莱维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刘洋承认:“欧宝公司汇给特莱维公司8650万元。”

  既然特莱维公司承认欠款,该案为何会一路打到最高人民法院呢?

  特莱维公司的老板王作新于2006年在辽宁省东港市开发了特莱维国际花园楼盘。该楼盘坐落在辽宁省东港市繁华路段,占地面积3.3万平方米。

  2007年6月29日,王作新与第三人谢涛签订了一份协议书。协议注明,如果项目亏损,王作新返还谢涛270万元本金,将来按照各自的出资比例分配利润。

  “我曾是特莱维公司的一名项目员工。2007年,我从亲戚、朋友处东挪西凑借了270万元,加入老板王作新的地产项目中。王作新是项目总负责人,而我始终是以副总的身份出现。他(王作新)说,如果这个项目亏损了,他保我本钱。”谢涛说。

  这个地产项目进行得很顺利,不仅如期完工,而且楼盘的销售情况非常好,最终挣了1亿多元。按照王作新与谢涛签订的协议,当房屋销售完成80%时,王作新归还谢涛的本金;待房屋销售完毕时,双方分配全部利润。可就在这时,谢涛突然听到了一个意外的消息:“房子被查封了。”

  谢涛赶紧跑到辽宁省东港市房屋管理局探寻究竟。该局工作人员告诉谢涛,因为特莱维公司欠了上海欧宝公司的巨额债务,被起诉到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特莱维国际花园还未出售的两万多平方米的房屋按照相关法律程序被查封,无法销售。

  得知这一消息后,谢涛立即去找王作新。“我投了钱,又投入了人力,大干了三年。回头告诉我,本金拿不回来,利润也拿不回来。这不是叫我血本无归吗?他(王作新)说,‘你爱到哪儿告到哪儿告去’。到哪儿告,那意思是你也赢不了。”

  2010年8月,谢涛将特莱维公司起诉到辽宁省沈阳市沈河区人民法院,并申请将特莱维国际花园未销售的房屋查封。经过审理,沈河区人民法院判决,要求特莱维公司偿还谢涛270万元本金以及同期4倍银行利率所产生的利息。法院查封了房子,谢涛也赢了官司,但他却一分钱也未执行回来,巨额投资无法收回。

  谢涛发现,按照法律规定,特莱维公司还完欧宝公司的钱后才能还自己的钱。然而,欧宝公司申请查封特莱维花园后,又发生了有悖常理的事情,欧宝公司不同意法院拍卖,并跟特莱维公司达成了一项和解协议:由特莱维公司继续销售被查封的房产。销售一套,特莱维公司申请法院解封一套。

  令谢涛感到愤懑的是,王作新当着他的面毫不讳言地说,“欧宝公司对特莱维公司的起诉,就是自己告自己”。

  拿不到的工程款

  其实,特莱维公司的债主远不止谢涛一个人。在辽宁省丹东市东港地区,王作新还欠了两家建筑公司总额近2000万元的工程款。其中一家公司是辽宁省东港市前阳建筑安装工程总公司(以下简称前阳建筑公司)。2006年,前阳建筑公司承担了特莱维花园的主体工程建设。据该公司副总经理蒋晓丹透露,“从2007年至今,王作新欠了我们近1000万元,欠款牵涉六七百名农民工的利益”。另一家公司是建设特莱维小区工程的建筑公司。项目部经理于长义说,2006年年底,他带着工程队300名工人加入特莱维国际花园的工程建设中。“到目前为止,王作新还欠我们429万元,我们欲哭无泪啊!”

  于长义遇到了与谢涛一样的问题。但更过分的是,王作新以支付工程款为诱饵,让于长义在法院撤诉。随后,他便溜之大吉。

  于长义被骗了。跟着他一起受骗的还有几百名农民工。农民工姜有海说,自己干了两年,5万多元的工资至今没有拿到。2013年,姜有海的妻子得了癌症,需要十多万元医药费,又逢女儿考上大学需缴学费。两难之下,姜有海四处借钱才解了燃眉之急,欠下了十几万元外债。

  还有很多像姜有海这样的农民工家庭,都因为特莱维公司的恶意欠款而陷入巨大的生活困境。而特莱维公司的老板王作新似乎并不缺钱。在案件调查中,法官发现,王作新的妻子等家人在中国香港生活,他不仅继续销售特莱维花园的剩余房产,而且他的公司在上海的一处房产价值就超过2亿元。

  有记者在丹东东港市采访特莱维公司的欠款问题时得知,王作新曾经因为幕后操作特莱维花园的土地竞标而被刑事拘留过。据辽宁省东港市公安局2012年5月3日立案的刑事侦查案卷显示,王作新曾涉嫌“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

  王作新通过私下贿赂其他三家竞标人的方式,串通几家公司在土地拍卖会上放弃举牌竞价,使特莱维公司以底价得到了辽宁省东港市市中心一块土地,他在这块地上开发了特莱维花园项目。

  辽宁省公安厅在2012年8月做出的一份工作办理意见中显示,丹东市公安局于2012年11月下发通知要求东港市公安局撤销王作新案。对于撤案的理由,记者调查后获悉,“由于各级领导的过问,案件最终不了了之”。

  如何让案件避免受到地方因素干扰是我国司法改革非常重要的问题。2015年2月,胡云腾大法官第一次从北京赶赴沈阳时,就向记者谈起过最高人民法院建立巡回法庭的初心:“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跨行政区划的案件越来越多,这些案件的审理往往容易受到地方一些因素的干扰。最高人民法院设立巡回法庭更有利于公正审理这些案件。”

  识破虚假诉讼骗局

  这笔高达8650万元债务的案件让特莱维国际花园尚未售出的房屋被查封的同时,也令谢涛、于长义以及几百名农民工讨债无门。他们不约而同地怀疑这场诉讼的真实性。

  在漫长的5年申诉中,谢涛想尽了办法,几乎患上了抑郁症,头发大把脱落。直到2015年5月,案件才出现了转机。

  经过谢涛不断申诉,2015年5月,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驳回欧宝公司告特莱维公司欠款的诉讼请求。欧宝公司不服,提起上诉。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受理了此案,并将谢涛列为申诉人,共同出庭应诉。

  2015年10月27日,胡云腾大法官带领合议庭成员奔赴大连。巡回法庭成立后的10个月里,法官们一直巡回在东北三省的白山黑水之间。

  “我们主要是做一些证据的搜集和案情的核实工作。有些证据的收集是诉讼当事人很难做到的。当然,仅靠我们一个法庭也很难做到。针对这起案件,我们请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辽宁省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帮助我们调取材料。”胡云腾大法官说。

  在胡云腾大法官看来,“捏造事实,提起民事诉讼,扰乱法庭秩序、诉讼秩序,或者侵犯其他人合法权益的,就是虚假诉讼”。

  欧宝公司与特莱维公司的债权纠纷到底是不是虚假诉讼?胡云腾大法官首先对两家公司的关联情况进行了调查。

  尽管在法庭辩论中欧宝公司法人宗惠光一口咬定两家公司不存在关联,但通过法庭调查显示,特莱维公司实际掌控在王作新的手中,欧宝公司实际掌握在王作新的妻子曲艳丽的手中。

  “我们发现,欧宝公司和特莱维公司实际上是夫妻店,丈夫是特莱维公司的控股股东,而老婆是欧宝公司的控股股东。这种关联关系是我们认定虚假诉讼的重要依据之一。”胡云腾坦言。

  事实上,这两家公司不仅是夫妻店,而且在诉讼过程中双方存在明显的人员混同,如2010年开始担任特莱维公司法人代表的姜雯琪同时是欧宝公司的股东。人员混同的情况进一步证明了诉讼双方的关联关系。在证据面前,欧宝公司法定代表人宗惠光也无法回避姜雯琪在欧宝公司任职的事实。虽然姜雯琪没有出庭应诉,但她向法庭提交了一份材料,表明王作新是特莱维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主审法官、本案合议庭成员范向阳表示:“关联公司之间不见得没有借贷行为,只要是真实的借贷行为,法律一样保护。”

  那么,欧宝公司和特莱维公司之间的这笔债务到底是否真实存在呢?在法庭调查中,宗惠光对许多问题无法自圆其说。

  范向阳法官表示:“动辄几百万元、上千万元的借款,派谁去签合同,在什么地点签订的合同……作为一名法定代表人,对这些关键性的细节都回忆不起来。因此,我们高度怀疑这起诉讼是虚假的。”

  法官在调查中发现,王作新、宗惠光等人通过操纵欧宝公司和特莱维公司以及其他几家关联公司的账户进行循环转账,随意填写款项用途。那些流入特莱维公司的资金被计入了特莱维公司向欧宝公司的借款金额中。但从特莱维公司流向欧宝公司的款项却没有被记录。对于这些问题,两家公司在法庭上都无法给出合理的解释。

  胡云腾大法官认为:“他们之间并没有真正的争议和纠纷,只是形成一个虚假的债权债务关系,目的是想逃避债务。”

  大法官胡云腾对这起虚假诉讼案开出了百万元罚单后,多年来始终藏在幕后的虚假诉讼操作人王作新终于现身,并承认自己错了。最高人民法院对于虚假诉讼的首例处罚让人们看到了法律对诚信的维护。

  从2015年11月1日起,《刑法修正案(九)》正式实施。其中,设立了虚假诉讼罪。在此之后,再有像王作新这样的虚假诉讼行为将被追究刑事责任。

  大法官结语

  大力弘扬我们的诚信价值,要用诉讼诚信促进社会诚信的形成,司法要发挥推动和引领作用。我们想把本案做成一个典型案例,不仅在网络上公布,甚至向全国下发,让下级法院碰到同类案件时,有所借鉴。(胡云腾)

  谁办案,谁要负责一辈子。

  ——张立勇司法语录

  2 张立勇:河南省高院院长亲审螺蛭湖凶案

  大法官出镜

  张立勇 山东荣成人,山东大学哲学系毕业,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二级大法官。

  在历史的长河中,李三元故意杀人案件注定书写下四个首次,即在河南省首次突破传统的庭审布局,由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我国二级大法官张立勇首次以审判长的身份审案,命案侦查人员首次以证人身份出庭作证,专家证人首次出庭证明专业问题。

  人间蒸发的母女俩

  2014年7月,在河南省郑州市管城区螺蛭湖村,夜市生意兴旺。

  有一天,卖烧烤的任保忠无心照看生意,因为一名老乡告诉他,他的女儿、女婿已经两天没出摊儿了。

  任保忠的女儿名叫任小红,25岁。她和丈夫李三元带着两个孩子以在螺蛭湖村的夜市卖烧烤为生。

  听了这名老乡的话,任保忠赶紧给任小红打电话,电话关机。紧接着,他给李三元打电话,电话通了,却始终没人接听。平时,任小红每天都会跟任保忠联系。突然联系不上任小红,这让任保忠有些担心。

  任保忠把能找的地方都找遍了,始终没有找到任小红的下落。任保忠越琢磨越不对劲,最后,他决定打开任小红家的房门,看看到底出了什么事。

  2014年7月15日凌晨1点左右,任保忠召集家人和房东来到任小红家一探究竟。当任保忠的大儿子将卫生间的门推开时,所有的人都惊呆了:狭窄的卫生间里有两具尸体,分别是任小红和她怀里躺着的8岁女儿阳阳(化名)。

  据河南省郑州市公安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侦查员陈俊齐介绍,“当时,由于天气很热,且屋内的门窗都关着,导致尸体的腐败程度严重”。警方勘验后发现,任小红的身上有多处伤口,惨不忍睹。根据现场情况,警方推测母女俩的死亡时间是两天前。

  “现场勘验时,门锁没有被破坏,也没有暴力侵入的痕迹。犯罪嫌疑人离开时门是锁着的,说明本案系熟人作案的可能性较大。”侦查员陈俊齐表示。

  眼前的这一幕,让任保忠一家人痛不欲生。任保忠的妻子已偏瘫8年。由于任保忠的大女儿身体不好,平时照顾老人生活起居的重担就落在了任小红身上。任小红母女的被害,对任保忠老两口来说无异于天降大难。

  李三元是任保忠的女婿,30岁。任保忠说,当时自己就怀疑是李三元所为。因为案发后,李三元的举止很反常。

  7月12日上午9点,也就是警方推测任小红和女儿被害的当天,任保忠让自己的大儿子去叫任小红一家吃早饭。任保忠的大儿子在楼下碰到了任小红的儿子,正巧这时李三元下楼,他带上儿子就走了,且再也没回来,电话也始终不接。

  根据任保忠反映的情况,警方认为死者任小红的丈夫李三元有重大作案嫌疑,并迅速对其展开侦查。

  随后,警方发现,李三元可能已经逃到福州。最终,在福州,警方将李三元抓获。当时,李三元正坐在福州开往昆明的大巴车上,准备逃往云南。

  2014年10月,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李三元死刑。一审宣判后,李三元不服判决,提起上诉。出人意料的是,一审宣判后,李三元的老家所在地——河南省平顶山市鲁山县观音乡村的40多名村民联名给二审法官写信,请求法官“刀下留人”。

  由于此案案情重大、社会关注度高,案件最终由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张立勇担任审判长。

  案件中的争议点

  2015年5月4日,距离二审开庭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张立勇忙完一天的工作后开始审阅案卷。看到李三元残害妻子和女儿的现场照片,张立勇的内心难以平静。

  “本案的犯罪手段十分残忍,他(犯罪嫌疑人)必置她(死者)于死地,并且对无辜的孩子也痛下杀手。”大法官张立勇说。看完案卷,张立勇在本子上记下了自己的阅卷笔录。他集中归纳了控辩双方的意见,这些意见将是庭审中的争议焦点。

  2015年5月28日8点30分,在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一号审判庭上,作为审判长的张立勇敲响法槌。随后,一名身着白色衬衫的年轻男子在法警的引导下坐到上诉人席。他就是李三元。

  庭审时,李三元的陈述将人们带入了事发当天的情境中。

  2014年7月12日8点左右,一个盛夏的早晨,由于当时是卖烧烤的旺季,李三元想抓住时机多赚点儿钱。一大早儿,他就开始切肉备料,准备晚上出摊。当时,两个孩子还在熟睡。任小红让他出去买早餐,两人为此发生争执。

  李三元说,“我说等两个孩子醒了,一块儿出去吃早餐。然后,她(任小红)就骂我。她说家里有男人跟没男人一样。我没理她,一直在忙”。随后,任小红的骂声越来越大,两个孩子被吵醒了。任小红给孩子穿好衣服,让孩子下楼等她出去吃早餐。孩子下楼后,任小红又开始骂李三元。两人越吵越凶。这时,怒火中烧的任小红拿起一把切肉的尖刀递给他,说让他去死,两人开始扭打起来。扭打过程中,李三元说他手中的刀不小心捅进了妻子的腹部。当时,他恳求妻子去医院却被拒绝。

  李三元还说,当时,任小红一直在喊救命。楼下8岁的女儿阳阳听见了呼喊声,上楼来敲门。听到阳阳的敲门声,任小红开始喊叫,这令他越发害怕。面对任小红的拼命反抗,慌乱中,他举起刀刺了任小红16刀……在李三元疯狂的刺杀中,任小红终于停止了喊叫……

  在法庭上,李三元辩称,自己有罪,但罪不至死,因为他是激情杀人。

  激情杀人与预谋杀人相对应,是指本无杀人故意,但在被害人的刺激、挑逗下,失去理智将对方杀死。一般来说,法院对于激情杀人适用死刑非常谨慎。

  李三元到底是激情杀人还是预谋杀人,成了庭审的一大焦点问题。李三元向法官陈述了自己的理由:首先,因为任小红骂了自己;其次,是任小红先动刀的。

  张立勇认为,李三元捅向任小红的第一刀属于激情杀人,而随后的16刀应被视为预谋杀人,“任小红叫李三元出去买早餐,李三元不愿意去,后来两人吵了起来。在吵架过程中,李三元拿刀捅了任小红一刀。这时,李三元害怕,使自己的犯罪行为中止了。而后,任小红继续大喊救命,李三元害怕自己的犯罪行为暴露,所以又捅了任小红16刀。第二次捅的16刀,李三元的行为是蓄意杀人”。

  庭审中,面对检方的指控,李三元辩称,自己之所以是激情杀人,是因为任小红当天不仅骂了自己、先动了刀,而且还辱骂自己的母亲,这是导致他疯狂行凶的重要原因。

  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的规定,被害人一方有明显过错或对矛盾激化负有直接责任,一般对犯罪嫌疑人不应判处死刑。任小红在本案中是否有过错,直接影响法官对李三元的定罪量刑。

  水火不容的婆媳关系

  李三元表示,说起自己的母亲和任小红之间的矛盾,还得回到5年前。

  李三元的母亲患有严重的精神疾病,他的父亲李长西靠拾荒为生。家庭的贫困令李三元很难找到对象。2010年,经人介绍,李长西结识了邻村的任保忠。任保忠有个女儿叫任小红。由于李三元和任小红年貌相当,两位父亲决定安排两个孩子见个面。

  当时,20岁的任小红年轻漂亮,深深地吸引了李三元。迅速升温的恋情让两个年轻人很快走到了一起。5年前的秋天,李三元迎娶了任小红。婚后,两人在郑州以卖烧烤为生。

  幸福的日子在他们婚后半年回家过第一个春节时戛然而止。

  李三元说,大年初二早上,他的母亲做好早饭,任小红却睡懒觉,不肯起床。这让李三元觉得任小红不尊重自己的母亲,他跟任小红吵了起来。后来,一家人吵得不可开交。混乱中,任小红动手打了李三元的母亲,这让李三元很生气。

  打架后,李三元和任小红回到郑州。此后,他们很少回老家。2011年10月,李三元因涉嫌盗窃羊肉被警方抓捕,而后被判刑六个月。

  在李三元服刑的日子里,任小红忍受着怀孕的辛苦,独自在夜市摆摊。

  2012年3月19日,李三元刑满释放。而后,李三元回了一趟老家。他从邻居处听说,任小红再次殴打了自己的母亲,这让他恼羞成怒。但由于任小红即将生产,李三元强压住内心的怒火。

  在李三元眼中,任小红是一位好母亲,把两个孩子照顾得无微不至。但她却与自己的母亲水火不容。案发前三天,李三元的母亲想孙子,夫妻俩带着孩子回到老家,没想到这次又发生了争执。这件事让李三元很恼火,回来后一连几天他都没出摊。

  案发前一天,即7月11日晚上,李三元出摊了,忙到很晚。第二天,他起得很早,打算多备点儿料,把前几天的损失弥补回来。可是,他的气还没消。一大早,任小红又因为买早餐的事情跟他吵架。李三元强调,任小红曾不止一次地殴打自己的母亲,并在案发当天再次辱骂自己的母亲。受到刺激的他最终失去了理智,做出了疯狂的事情。

  由于李三元所辩称的任小红曾言语刺激了他,这一点很难证实。法庭上,控辩双方对于案发当天到底是谁先动刀这一客观事实进行了调查。

  刀是谁先拿的?李三元是否受过伤,到底是左手还是右手?这些细节影响着法官对李三元作案过程的判断。对此,检方出示证据进行了确认。

  检察机关认为,虽然李三元的手确实受了伤,但这并不能证明是任小红先动的手。因为任小红已经不在人世,李三元所说的任小红递刀给他,他在接刀过程中受伤,这无法排除李三元为了脱罪而编造假象的可能性。

  阳阳死因成谜

  为了查明事实,法庭邀请了多位证人出庭作证,还原案发当天的情形。

  据李三元供述,或许是听到任小红的呼救,阳阳一直敲门,希望进屋。怕被人发现,自己迅速清理了地上的血迹,给阳阳开了门。然而,或许是察觉到了屋内的异样,阳阳一直哭喊着找任小红。李三元告诉阳阳“妈妈在洗澡”,并控制住阳阳不让她进入洗澡间。由于太担心任小红,阳阳趁李三元不注意时推开了洗澡间的门,看到了倒在地上的任小红,阳阳大哭起来。伴随着哭声,阳阳8岁的生命终结了。

  出事前,阳阳是一个懂事的孩子,在郑州上小学,成绩一直不错。在家中,8岁的阳阳是小帮手。每天下午5点左右,任小红夫妇去夜市卖烧烤,阳阳在出租屋里独自照看3岁的弟弟,陪弟弟玩耍,哄弟弟睡觉。阳阳在作文中写道:爸爸妈妈爱我,我也爱爸爸妈妈。或许,孩子眼中的家是温暖的,爸爸是慈爱的。然而,这一切,在那个夏日的早晨结束了。

  在记者调查中,任保忠爆出一个惊人的秘密:李三元之所以对阳阳下毒手,是因为阳阳不是他亲生的。原来,任小红在和李三元结婚前曾结过一次婚,并有了阳阳。

  阳阳的死因,鉴定机构给出的结论是“死因不确定,捂压口鼻导致机械性窒息死亡可能性较大”。

  阳阳到底是被李三元直接捂压口鼻致死,还是因为捂压引发了其他问题导致阳阳死亡,这两个问题对认定李三元的主观故意是有区别的。阳阳的死因也成为大法官张立勇心中最大的疑问。“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请鉴定人出庭鉴定,请专家出庭。”大法官张立勇说。

  法院最终的判决

  最终,二审法院作出如下判决——

  1。关于被害人任小红在案发起因上是否有过错的问题。经查,本案系夫妻因购买早餐相互争吵引发,争吵中李三元持刀刺中任小红腹部,当任小红离开卧室到客厅向门外的女儿阳阳呼救之时,李三元唯恐罪行暴露,将房门反锁,推倒任小红,朝任小红胸部、颈部连续刺扎16刀致任小红死亡,其主观上蓄意杀死任小红的故意明显,故不属激情杀人。

  2。关于被害人阳阳的死亡原因是否为捂压口鼻致机械性窒息死亡的问题。鉴定意见,客观真实、程序合法,予以采信。

  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015年8月12日,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李三元死刑;2015年8月16日,李三元被执行死刑。目前,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向李三元的儿子飞飞发放司法救助金2万元,河南省有关部门正对飞飞及李三元的父母进行救助。飞飞由爷爷奶奶抚养。

  这起案件尘埃落定了,但人们的心里并不轻松。希望失去父母和姐姐的飞飞能健康成长,也希望被这起案件波及的几个家庭能慢慢地修复伤口,回归安宁的生活。

  大法官结语

  法律既是无情的,也是有温度的、有情的。作为社会公平、正义的捍卫者,我们必须依法办事,在这点上没有任何的空间。要实现以审判为中心,必须抓住庭审环节,不能仅以卷宗材料为主,而是要把证据放到法庭上展示,事实在法庭上搞清,诉辩的意见在法庭上表达。最后,我们判决的理由也应在法庭上形成。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审判的高标准、高质量,才能防止冤假错案的发生。(张立勇)

  法院院长要像医院院长上手术台那样,经常走上审判台。

  ——许前飞司法语录

  3 许前飞:判赔1.6亿元环保公益诉讼大案

  大法官出镜

  许前飞 河南孟津人,武汉大学国际经济法法学博士,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二级大法官。

  2014年12月4日,南京,一场不同寻常的庭审即将上演,这是我国迄今为止判赔额度最高的一起环保公益诉讼案。六家涉案企业被判赔偿环境修复费用1.6亿元,引起舆论广泛关注。然而,一审宣判后,对于企业是否该赔钱、又该赔多少钱,涉案双方一直争论不休。

  暗访曝光的污染事件

  这起案件缘起于2012年媒体在江苏省泰兴市进行的一次暗访行动。

  2012年12月19日,有村民举报称,一些运输危险化学品的槽罐车经常在长江泰兴段借助停靠在如泰运河、古马干河里的危险品运输船做掩护偷排废酸。

  为了调查此事,有记者来到知情人提到的泰兴锦汇化工有限公司,看到一辆槽罐车正在装盐酸。据知情人介绍,这些没用的废盐酸pH值小于1,具有极强的腐蚀性,会迅速降低水的pH值,导致鱼虾等生物死亡。硫酸和盐酸属于危险化学品,按照我国的法律规定,禁止向水体排放酸液。

  10分钟后,这辆满载废盐酸的槽罐车离开了公司,开到了知情人提到的地点进行排放。见此情景,记者上前阻止。看到有陌生人,槽罐车司机很警觉,迅速拔下塑料管。

  虽然司机不承认自己在排酸,但从管子里滴出来的液体泄露了秘密。滴落在地上的废酸瞬间将水泥地面腐蚀。此时,排入河里的废酸已将水染成绿色,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酸味。通过三天的蹲守,记者发现,有多辆槽罐车每天往返于泰兴的几家化工厂和长江边的码头,借助一艘危险品运输船做掩护,偷排废酸。

  2012年12月19日,这一事件随着新闻的播出而被曝光,不仅勾起了案发地村民的愤怒,也引起了大法官许前飞的注意。那一天,是许前飞刚到南京履新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的第11天。

  “从媒体上看到后,我觉得这件事情挺大,如此大量的废酸直接倾倒在水体里,这是任何一个正常人都没法容忍、没法接受的事情。”许前飞说。

  时年60岁的许前飞曾在位于长江中游的湖北省武汉市生活了14年。此后,他先后在海南、云南这两个生态环境比较好的地方工作20年,对环境司法有着多年的研究。初到江苏时,他对这里的环境感到担忧。

  “江苏的经济发展等各个方面肯定超过海南和云南。但是,江苏的环境状况却不容乐观。”许前飞坦言。严峻的环境污染现实令许前飞感到压力,也让他格外关注这起案件的进展情况。

  随后,许前飞看到,当地环保组织介入此案。

  江苏省泰州市环保联合会秘书长童宁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这起污染事件有两点令她感到震惊:其一,倾倒的不是普通污水,而是工业废酸,一种危险化学品,废酸中含有有毒有害物质,这些物质不易降解,会造成难以修复的环境污染;其二,废酸的倾倒地点如泰运河极为特殊,它是泰兴市100万市民的备用饮用水源地,如果这些含有废酸的毒水进入自来水管道,后果将不堪设想。

  为了调查此案,江苏省泰兴市人民政府召集公安、环保等部门成立了专案组,当场抓获偷排者戴卫平。

  环保局的工作人员对被污染的河水取样检测,结果pH值小于1。一般情况下,正常的水pH值是6;而检测结果小于1,说明被检测的水体酸性很强,已被污染。

  犯罪嫌疑人戴卫平到案后,办案人员顺藤摸瓜,成功捣毁了以其哥哥戴卫国、同伙姚雪元等人为首的犯罪团伙,“12•19”案成功告破。警方查明,犯罪嫌疑人向直通长江的如泰运河和古马干河偷排废酸达半年之久,偷排数量2万多吨。

  开出天价罚单

  2014年8月,江苏省泰兴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14名被告人因犯环境污染罪分别被判处2~5年有期徒刑,并处16万~41万元不等的罚金。同时,六家化工企业被追究民事赔偿责任。

  虽然之前对案情有所预判,但当2万多吨的偷排数字被公布后,许前飞仍倍感震惊。如此大量的危险化学品的偷排,对当地的环境是一场无法挽回的灾难。“环境一旦被破坏,可能是不可逆转的。不可降解物质对环境的污染绝不是短时期内可以修复的,它可能要影响几代人。”许前飞说。

  早在1997年,我国《刑法》已将环境污染入罪。为什么重典之下仍会出现如此疯狂的偷排行为呢?许前飞翻阅了江苏省环境案件的“家底”,意外地发现从环境污染入刑到他来之前的13年时间里,当地法院判决的环境污染犯罪案件平均每年只有一起。

  一边是屈指可数的案件数量,一边是媒体连篇累牍的曝光,如此反差让许前飞感到压力与责任。他说:“司法有一个重要功能是确立规则。确立规则的意义在于,让所有人,不管是监管部门还是污染企业乃至公众,对自己的行为能产生一个合理预期。”许前飞认为,危险化学品偷排问题背后原因复杂,他希望从“12•19”案中找到问题的症结、解决路径,并确定司法规则。

  “12•19”案宣判后,戴卫国等人不服判决,认为法院判刑太重,涉案企业参与了共谋,板子不应仅打在他们身上。

  警方查明涉案企业共有六家,这六家企业的负责人对于被指共谋不能接受,均否认对偷排废酸知情。对于这种说法,本案一审原告——泰州市环保联合会秘书长童宁不能接受。她认为:“他们(涉案6家企业)在明知道废酸处理不掉、市场没有销路的情况下,把这些废酸交给没有资质的企业处置,我觉得这是用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行为。”童宁希望通过法律手段追究企业的责任,并“产生提起公益诉讼的想法”。

  与童宁的想法不谋而合的还有江苏省泰州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陈学东,他也一直关注这起案件,并决定支持童宁提起公益诉讼,追究污染企业的法律责任。

  最终,刚成立的泰州市环保联合会将六家企业告上法庭,请求法院判决这六家企业赔偿环境修复费用1.6亿元。

  2014年9月10日,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支持了泰州市环保联合会的诉讼请求,对六家企业追加了亿元高额索赔。

  六家企业中判赔数额较少的两家企业履行了赔偿款,其余四家不服判决,上诉到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四家企业有如下两大抗辩理由:一、泰州市环保联合会不具备诉讼资格;二、戴卫国等人倒酸污染环境与企业无关。

  该案所涉及的环保组织是否有资格对污染环境的企业提出对危险化学品承担无过错责任,这个问题在我国现行法律中没有明确规定。可以预见的是,本案的审判为类似案件的审理带来示范效应。同时,案件引起了法学界和环保公益组织的关注。

  在2014年12月4日的庭审中,企业一方指出泰州市环保联合会没有资格坐在法庭上。第一,我国《民事诉讼法》第55条规定,对污染环境的行为,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提起诉讼,而泰州市环保联合会并不是法律规定的组织。第二,按照修订后的《环境保护法》规定,公益诉讼主体必须从事环境公益活动五年以上,而泰州市环保联合会刚成立不到半年时间,不符合这个条件。第三,由于泰州市环保联合会秘书长童宁担任泰州市环保局副局长一职,具有双重身份,其所代表的环保组织并不是纯粹的公益组织,而是具有公权力背景的行政组织。所以,泰州市环保联合会没有诉讼资格。

  事实上,在此案审理前,我国法律并未明确规定环保组织是否具有公益诉讼的主体资格,这使公益诉讼在各地频频遭遇立案难的窘境。2013年,中华环保联合会提起了8起公益诉讼。遗憾的是,这些案件无一立案。泰州市环保联合会是否具有诉讼主体资格,成为案件二审时最大的争议焦点。

  泰州市环保联合会的代理律师表示,庭审当天是2014年12月4日,而对方引用的新《环境保护法》的生效时间是2015年1月1日,也就是说该法尚有27天才正式生效。因此,不能用未生效的法律来定夺此案。

  针对企业一方质疑童宁的双重身份问题,童宁显得很坦然。她表示,正是因为工作的关系,自己才会对污染环境的企业有更深切的感触。

  围绕原告资格的焦点问题,法庭辩论长达两个多小时。在此期间,作为审判长的许前飞始终没有发问,他也在思考对这起案件影响重大的问题——“原告的主体资格是否适格”。

  庭审当天距新《环境保护法》正式生效的日子只有27天。按照新《环境保护法》的规定,泰州市环保联合会无疑会成为又一个被驳回的公益组织。

  判决背后的智慧

  一边是公众对优质水源土壤的期盼,一边是危险化学品带来的风险,一边是相关企业对处罚额度的质疑。在多边利益的博弈中,如何在司法层面上给危险化学品的非法处置问题找到答案,考验着大法官许前飞的智慧。

  本案的争议焦点除了原告的主体资格是否适格外,还有企业处分涉案副产品的行为和环境损害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而这一点直接决定涉案企业是否要赔钱。

  企业一方认为,二者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企业卖出的是合法产品,不是危险废物。

  江苏常隆农化有限公司是本案被判赔数额最高的企业,也是我国排名前十的农药企业,其主打产品是乙草胺、丁草胺等除草剂产品。企业负责人介绍说,他们用浓度较高的酸参与生产,产出各种农药以及一定的副产品,即浓度为30%左右的稀酸。这些稀酸也是一种原料,可用于表面酸洗等领域。这些稀酸通过管道,最终被输送到储存罐中。戴卫国等人拉走的就是这些副产酸。

  市场行情好时,这些副产酸供不应求。但问题出在2012年下半年,化工行业不景气,导致他们的副产酸没有了销路。由于副产酸属于危险化学品,企业没有处置资质。

  法庭上,针对这些被倾倒的污染物到底该被定性为副产酸还是危险废物的辩论还在进行。

  对于这个问题,本案一审的专家证人——东南大学吕锡武教授说,所谓废物,是放错了地方的资源。“在工业生产过程中,需要酸的时候它是原料,将它排到水体中它就是危险废物。”吕锡武教授还举了一个简单的例子,“喝到肚子里的牛奶是牛奶,但把牛奶倒入水源后,牛奶就成了污染物”。

  如果这些被倾倒的废物被定性为危险废物,按照我国《侵权责任法》的规定,因污染环境造成损害的污染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这意味着这些企业要承担污染环境的责任。对此,企业一方不能接受,强调副产酸的生产销售是合法的。没有法律规定他们对出了厂的副产酸还有管理责任。所以,副产酸被倾倒与他们无关。

  环保部门工作人员表示,目前,泰州市没有处置废酸的机构。想通过环保工艺无害化处理废酸,需要到100多公里外的无锡。处理废酸的价格为每吨2000元左右,加上较高的危险品运输价格,在当地几乎没有一家企业这样做。一旦市场行情不好,副产酸再滞销,该怎么办呢?这样的现实,引起审判长许前飞的高度关注。许前飞说:“比案件本身更重要的是预防。”

  就在许前飞苦于为此案寻找出路的时候,涉案企业的负责人也在紧张地忙碌着。

  泰兴市富安化工有限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12·19”案件曝光后,公司的压力很大。在压力面前,企业停止生产,开始进行技术改造。经过反复试验,企业找到了可重复利用的原料——树脂替代各种酸。经过近一年的努力,该公司的副产酸已实现零排放。在二审的答辩状中,他们如实陈述了这一切。

  泰兴市富安化工有限公司的这份答辩状让许前飞眼前一亮,“投入几百万元进行技术改造,实现了副产酸的零排放,这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办法”。

  开完庭后第七天,结束了一天工作的许前飞连夜赶到100多公里外的泰兴市,实地调查四家涉案企业副产酸的处置情况。

  在走访中,许前飞看到了四家企业的努力。他希望通过本案的判决,引导四家企业进一步提高环保水平,预防环境风险。此时,本案判决的脉络在他心中逐渐清晰起来。“首先,惩罚力度一定要大;其次,被污染的环境需要修复,存在修复成本的问题;最后,则是预防问题。这三点要在这起案件的判赔中有所体现。”许前飞说。

  2014年12月16日,案件二审第二次开庭。这一天距离新《环境保护法》生效只剩两周时间了,案件的庭审进入关键环节。这次庭审,企业一方重申了自己的补贴销售与倒酸行为之间并不存在因果关系的观点。

  2014年12月20日,距离新《环境保护法》生效只有10天的时间了。许前飞和两名合议庭成员开始落笔书写判决书。如果此案能赶在2015年元旦前宣判,则意味着童宁一方的主体资格被确认,这将会对环境公益诉讼产生深远影响。

  经过9个昼夜的打磨,2014年12月29日,大法官许前飞终于签发了这份判决书。这一天距离新《环境保护法》生效仅剩两天时间。二审法院虽然维持了一审法院作出的1.6亿元的判决结果,但判决书中的内容却有了很大变化。

  许前飞说:“判决中,1.6亿元中的1亿元是用来治理和修复的,剩余的6000万元是用来预防进一步可能发生的污染,体现了开始重视污染的预防工作。我觉得这是该判决有意义的一个地方。”

  一起案件的审判,不仅解决了一次具体的利益纷争,也给未来如何解决同类问题提供了司法示范。中国需要发展经济,但中国更需要有智慧、有远见的可持续发展。这就是大法官许前飞审理此案留给人们的反思。

  大法官结语

  公益诉讼可以弥补行政处罚的很多不足,是悬在潜在污染者头上的一把利剑。我倾向于在主体问题上尽可能放宽一些。我国《侵权责任法》对环境侵权的规定,实际上是一个无过错责任,即无论有没有过错,都应当承担污染者应当承担的赔偿责任。这起案件将无过错责任作为整个判决立论的基础。(许前飞)

  4 大法官审案的常态化之路

  自法官制度改革以来,大法官审案渐成常态,这是法官职能的回归。大法官审案代表国家的法治态度,体现司法改革的最新思路。

  破冰之旅

  我国于1995年在《法官法》中确立了法官等级制度。

  我国法官的级别分为首席大法官、大法官、高级法官、法官四等共十二级。首席大法官由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担任。我国先后产生了任建新、肖扬、王胜俊、周强四位首席大法官。大法官分为一级大法官和二级大法官,其构成一般包括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成员、各地方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等。

  1997年,中共中央组织部、人事部、最高人民法院制定印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等级暂行规定》,对法官等级制度进行了具体规定。

  1997年1月16日,长春中振发展有限公司与长春宽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纠纷案在最高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此案由时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二级大法官李国光担任审判长。这是最高人民法院院领导首次以合议庭审判长身份公开开庭审理并当庭宣判的民事案件。

  1997年12月,被法律界称为中国“行政诉讼第一案”的深圳贤成大厦案二审在最高人民法院开庭。时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二级大法官罗豪才担任审判长主审此案。这起案件经过长达6天的公开审理后,以深圳市工商局和深圳市招商局败诉而告终。

  2001年,时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唐德华亲自开庭审理一起始于1993年的海南房地产纠纷案。从1998年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到2001年终审判决的10年,正值海南房地产的泡沫10年。案件对当时众多房地产纠纷案的审理具有样本意义。

  常态化之路

  2002年,我国大法官首度公开亮相。这一年,最高人民法院全面启动了“法官职业化”改革。法官职业化是一项内容庞杂的改革计划,包括严格法官的职业准入、加强法官的职业保障、改革法官遴选制度等内容,目标是实现“法官以行使国家审判权为专门职业”。

  当年,首批中国大法官颁证以及首次举行国家司法考试,极具标志性意义。

  在2002年3月22日举行的首届大法官会议上,时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首席大法官肖扬说:“大法官不仅是职务和荣誉,更重要的是一种责任;不仅是资历和经验的标志,更重要的是法律专业水平和审判能力的象征。”题中应有之义,囊括开庭审案。

  2007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完善院长、副院长、庭长、副庭长参加合议庭审理案件制度的若干意见》,明确各级法院院长、副院长等,除参加审判委员会审理案件以外,“每年都应当参加合议庭或者担任独任法官审理案件”。

  2011年,中共中央组织部、最高人民法院下发的《法官职务序列设置暂行规定》成为法官等级制度的主要实行依据。2013年7月23日,在全国高级法院院长座谈会上,现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提出,“要大力加强法院队伍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建设”。

  在研究中国法官制度的学者看来,大法官审案不仅具有多重含义,也是中国法官职业化的风向标之一。随着中国司法体制改革的深入,将有越来越多的大法官走上法庭,亲自开庭审理案件。(本文与中央电视台《今日说法》栏目系列报道《大法官开庭》联动)

摘自《法律与生活》半月刊2016年3月上半月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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