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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记者/李秀平 特邀作者/王永杰

  《法律与生活》薄熙来案庭审直播时,亿万电视观众看到一名特殊的证人——轮椅上的王立军。因为有罪嫌在身,王立军又被称为“污点证人”。

  透过王立军被推出法庭的背影,人们看到了证人从社会的不同角落走上刑事案件证人席的路程。

  到2015年,与刑事案件证人出庭制度高度相关的法律——《刑事诉讼法》已实施36年。在此期间,这部法律先后经过1996年和2012年两次大修,且每次修改的重点之一都是证人出庭作证制度。

  法律业内人士知道,一部法律投入运行后,到达立法目的地尚需走过一段路程。这段路程,是留给执法者转变观念的时光空间。据专家介绍,挪威的刑事诉讼法修改后,法律允许新旧两部法律在3年内混用,便是这样的观念转变之路

  如今,我国于2013年1月1日起施行的新《刑事诉讼法》也已走过近3年观念转变的路程。相关信息显示,参与刑事诉讼的各方——警察、公诉人、法官、律师都在观念转变的路上行走——

  警察开始重视物证,过去那种通过刑讯逼供获取犯罪嫌疑人口供的做法在减少;

  被喻为“端饭人”的公诉人,开始独立行使自己的审查起诉等职责,吴英的父亲吴永正和实名举报官员的记者刘虎被不起诉两个案例传递出这种信号;

  各地高级人民法院遍地开花式纠正错案的举动,宣示“打击犯罪”与“保护无辜”并重的执法理念已在萌芽中;

  一批以刑事辩护为业的律师,则在追求自身的专业化。

  一花一世界。“证人出庭”这一朵“花”,正是新《刑事诉讼法》在施行途中诸多风景的一处美丽映射。在一些地方,关于刑案证人出庭的法律规定曾被喻为“睡美人条款”。如今,不少人关心的问题是,证人出庭作证制度是否从纸面走进现实?

  【编者按】

  2015年6月12日,北京电视台前导演孙林涉嫌诈骗案开庭审理。该案辩护人——北京泽永律师事务所律师王永杰申请了13名证人出庭,结果有2名证人出庭。在之前的书面证言对被告人极为不利的情况下,这两名证人在法庭上说出实话,否定了以前的书面证言,证实了被害人与公安、证人单位勾结的情况。详情请看下面王永杰律师写的辩护手记。
 

  十三证人出庭记

——北京电视台前导演孙林涉嫌诈骗案辩护手记

  案情简介——

  孙林,曾是北京电视台知名导演、主持人。这位在20世纪90年代名噪一时的名人,后来选择下海经商,创建了自己的投资公司。从电视人转身生意人后,孙林的生意红红火火。

  孙林任总经理的北京泰丰公司与合作伙伴天津沃克公司之间的问题,使孙林成了一起诈骗案的犯罪嫌疑人。侦查机关为天津市公安局南开区公安分局(以下简称南开分局)。

  2014年4月8日,案件侦查终结后,南开分局以孙林涉嫌诈骗罪向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南开区检察院)移送审查起诉。南开区检察院受理后,退回补充侦查两次,延长审查起诉期限两次。

  2014年9月4日后,南开区人民检察院又建议南开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南开区法院)延期两次,南开区法、检两家用足了《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为期11个月的最长审限。

  2015年6月12日,案件拉开庭审序幕。天有不测风云。

  2014年2月3日,由于卷入一起突如其来的诈骗案,孙林被南开分局刑事拘留。于是乎,这位才华横溢的浙江大学毕业生身陷囹圄。

  2014年11月,孙林的七旬老母亲几经周折找到了我,希望我能为她的儿子辩护。在详细了解案情后,我认为孙林不构成诈骗罪——他所涉案件本是一起合同纠纷,却成为公安机关违法插手经济纠纷的典型案例,而这是公安部明令禁止的。于是,我接下了这起案子。

  在聘请我们之前,孙林已经分别在天津和北京各请了一位律师。我接手案件后,立即开始组建律师团,我们的律师团还包括北京泽永律师事务所的王常清律师——他是我的老搭档,我们配合默契,曾经联袂辩护过“吴英案第二季”。

  律师团有4名成员。孙林和其母的意愿是,让我从中选择出庭搭档的律师。

  经验告诉我,做无罪辩护,本地律师会承受比较大的压力。在律师团开会讨论后,我们决定由天津的于律师负责会见,另一位北京律师做我的出庭搭档——这位律师熟悉案情、仗义执言,他与孙先生还是从小玩到大的发小。

  接受委托后,我们马上前往南开区法院提交委托手续、阅卷。承办法官告诉我,由于更换了辩护人,法院会给我10天的准备时间。但没想到的是,这一等就是10个月。直到2015年4月,法院才通知辩护人参加庭前会议。

  庭审拉开大幕

  庭前会议的举行,等于庭审拉开大幕。

  庭前会议中,发生了一个小插曲。我本来要带助理参加,但法官和检察官均表示庭前会议不许旁听。所以,我的助理没有被许可进入法庭。我要求控辩双方对等,既然辩护人不能带助手,公诉人带的书记员也无权参加庭前会议。在我的坚持下,公诉人的书记员被请出了法庭。

  庭前会议只做了一些开庭准备,法官主要核对了我方的大量无罪书证,真正的庭审定在了2015年6月12日。

  6月12日

  一大早,我便带着两名助手来到南开区法院。毕竟,我们为这次庭审已经准备了很久。

  开庭时间一到,法官、书记员、公诉人、我、旁听人员便依次在南开区法院第四法庭落座。看到我的当事人脚上还戴着械具,我举手示意法官应当去掉械具,法官让法警照办。

  接着,公诉人宣读了起诉书,对我的当事人孙林做出如下指控:2011年年底,被告人孙林经他人介绍结识了当时任职于天津沃克公司的黄某,双方达成协议,孙林所在的北京泰丰公司作为融资授信担保方,协助天津沃克公司在某银行办理3亿元的融资授信,孙林的泰丰公司按一定比例收取费用。被告人孙林谎称某银行一陈姓行长系其同学,并以给该陈姓行长好处费为由向天津沃克公司索要150万元。后天津沃克公司未获得该行授信。黄某要求其退回150万元,孙林一直拒不退还。

  公诉方认为,孙林诈骗公、私钱款共计人民币150万元,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6条之规定,应当以诈骗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证人出庭=真相

  南开区检察院列明的控方证人黄某、杨某、郝某、刘某、陈某、闻某等13人出具了书面证言。在开庭前,我们申请这13名证人出庭,希望通过13名证人出庭将事实真相抽丝剥茧,层层展现。

  南开区法院的法官根据我们的申请通知了证人出庭。后来,我们追加申请1名制作视听资料的警察和孙林的助理出庭。该助理当时负责与天津沃克公司对接。

  在证人出庭申请书上,我写道——

  证人不出庭是导致冤假错案的根源之一。今天,民事案件证人出庭已成常态。然而,在一些地方,这些关于刑案证人出庭的法律规定几乎成了“睡美人条款”,任其昏睡多年。刑事案件与人民群众的自由、财产甚至生命息息相关。如果关键证人不出庭,法院让被告人和辩护人面对几张纸发表意见,而不是对一个真实的人进行质证,这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

  写着证言的这些纸可能根本没有此人,也可能是逼供、诱供的结果,还可能是证人作伪证的结果。证人不出庭接受被告人与辩护人的询问,如何能“重证据、重调查研究”,如何能查明事实真相?这样的“公开开庭”还有何价值和意义?如果延续这种证人不出庭的状态,对某些人为制造的假案如何纠正?

  当起诉书宣读完毕,审判长询问辩护人对起诉书有无意见时,我指出:第一,本案并不涉及国家机密和个人隐私,起诉书为何不写实名?第二,视听资料(手机录音)没有原始文件,录音的手机也没出现在物证清单中。

  被告人孙林说,北京泰丰公司与天津沃克公司之间是业务合作关系,有书面合同和双方往来的电子邮件为证。他收取的150万元是自己应得的款项,并且天津沃克公司仍欠北京泰丰公司几百万元(我们找到了这样的新证据)。案发原因是,2014年1月4日,自己到天津与天津沃克公司商谈解决方案时被对方殴打,同事报案。后来,天津沃克公司利用在本地的关系,让公安违法插手经济纠纷,把自己抓了。

  庭审渐入佳境,双方的发言也开始针锋相对。然而,就在被告人刚刚陈述完后,书记员的电脑突然发生故障。更麻烦的是,庭审记录并未保存。法庭的同步录音、录像设备也出现故障,不能使用。庭审就此中断,我们只得无奈返京。

  精彩的证人出庭

  2015年6月25日

  ,南开区法院继续开上次意外中断的庭。

  法庭门口站了几位南开大学法学院的学生和一些天津律师。原来,我在朋友圈发出开庭消息后,他们慕名而来,期待看到一场精彩的控辩大战。

  开庭后,公诉人继续向被告人快速发问,主要是围绕案发前被告人购买投资管理公司发问,包括何时买入泰丰公司、公司的纳税情况和盈利情况、二级股权情况、资产负债情况等。

  庭审一直延续到当天下午。这时,法官征求辩护人的意见,有两位证人上次和今天都来了,是否同意先对证人质证,再向被告人发问。我同意。

  此后的程序进入向两位证人发问的阶段。从公安机关的书面证言看,两位出庭证人的证言对孙林不利。他们作证说,集团公司与孙林的泰丰公司毫无关系。

  第一位出庭的证人闻某是集团公司的副总,主管行政事务。公诉人问证人闻某是否知道孙林的泰丰公司与集团公司签署有“托管协议”时,闻某说自己不清楚这件事,只是在一起办公。自2011年9月5日开始,孙林的泰丰公司与集团公司在一起办公。为此,泰丰公司向集团公司交了100.5万元托管费、物业费、办公场地费等费用。

  当我拿出一份集团公司于2014年盖章签发的“声明”问证人是否为集团公司出具的时,公诉人打断证人发言,对法官和我说:“这份证据公诉人没有看到过,怎么就能拿出来向证人质证?”我对法官说,我只是跟证人核对证据,不是在举证。

  法官看后,示意我继续发问。我说:“这是集团公司出具的文件,有集团公司盖章。”证人则说:“我不清楚,这不是我的管理范围。”我又问:“还有没有其他人手上有你们集团公司出具的与孙先生公司合作的法律文书?”证人说:“不知道。”

  这名证人退庭后,另一名证人刘某到庭了。

  平时,大家都是对着“纸”来质证的。对证人到法庭,旁听人员充满好奇。对被告人和辩护人对证人切中要害的发问,他们特别关注。

  在控方问证人刘某的基本情况时,刘某说他2013年年初到集团公司,做投资总监一职,“不清楚集团公司与孙先生公司的关系,只知道有合作关系”。

  我问证人:“警方是如何从集团公司那么多员工中找到你来做笔录的?”证人说:“被害人天津沃克公司的办公室主任打电话告诉我,当天警方要来公司调查,所以(我)知道警方要来。”

  被告人孙林与证人刘某认识多年。此时,两人在法庭上四目相对。证人当庭说,自己2012年3月想做点儿事情,所以到了孙先生的泰丰公司。泰丰公司管理规范,每周都有业务例会,每次会议都有会议纪要。被告人严肃地问证人:“你是否能确认集团领导授权你来回答公安的问题都是属实的?”证人说:“真实性无法确定,是集团公司授意我说的。”

  至此,此次开庭的重头戏——两名出庭证人的质证总算告一段落。

  在之前的书面证言对被告人极为不利的情况下,这两名证人在法庭上说出实话,可以说很不容易。他们不仅否定了以前的书面证言,同时也证实了被害人与公安勾结的情况、被害人与证人单位勾结的情况。这一切,令我信心大增。

  我申请了13名证人,一共来了2名。最关键的证人,是报案人天津沃克公司的黄某和杨某。现在,黄某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杨某不知去向。法院到该公司调查,该公司人去楼空。

  不与证人当庭对质,仅凭公安、检察院卷宗上面对证人的询问笔录,哪一名犯罪嫌疑人不是有罪之人?不当庭对质,如何认定证人证言中的真实性?证人不出庭的庭审,对一些案件来说意味着“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作为多年来专业代理刑事案件的律师,我真切地意识到建立以庭审为中心的司法改革,确实必要。(文中公司及个人均为化名)

  2 证人出庭,规定成“睡美人条款”?

  【法律变迁】

  关于刑事案件中证人出庭作证的历史,须从现行《刑事诉讼法》讲起。

  1979年,我国制定了《刑事诉讼法》。由于在实施过程中暴露“证人不出庭作证”的问题,在经过第一次修改于1997年实施的《刑事诉讼法》中,第48条、第157条等条款对证人出庭做了规定。但是,立法漏洞、出庭风险、法官和证人消极,使证人出庭难的问题依旧未改观。

  关于立法漏洞问题,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姜淑艳在一篇题为《刑诉法修改后证人出庭相关问题》的文章中归纳了三个方面:虽然规定了作证是证人的义务,但对“出庭作证”还是“言辞作证”没有明确规定,导致证人选择性作证;对证人保护制度不健全;对证人拒绝出庭作证没有规定强制出庭的措施和拒绝出庭的制裁措施。

  除了上述法律规定的问题外,还有证人出庭作证意愿淡薄、证人担心被扣上“作伪证”帽子以及因司法资源短缺而造成的法官对证人出庭的态度也比较消极等问题,造成了“证人出庭难”依旧是难解决的问题。这也是一个让刑事辩护律师耿耿于怀的问题。

  于是,证人制度的完善成为第二次修改《刑事诉讼法》的重点之一。作为一名每天与《刑事诉讼法》打交道的刑事审判法官,姜淑艳认为立法机关希望通过完善刑事证据制度,加强庭审对质、提高办案质量、实现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的动态平衡。

  因此,2013年1月1日起实施的《刑事诉讼法》确立了多项证人出庭制度——重要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强制证人出庭作证制度、证人出庭作证保护及补偿制度、证人拒不出庭作证的制裁措施等。

  证人出庭,包括证人在刑事、民事和行政三大诉讼中出庭作证的制度。在民事案件中,证人出庭已成常态。但在刑事案件中,由于一些地区证人出庭比例极低,这项制度被刑事辩护律师王永杰喻为“睡美人条款”。

  刑事案件与人民群众的自由、财产甚至生命息息相关。一些专家认为,证人不出庭是导致冤假错案的根源之一。因此,唤醒沉睡的证人出庭条款成为一代法律人的使命。

  在2013年《刑事诉讼法》实施近3年的时间节点,我们考证“证人出庭难”已经取得多大程度的改善、证人出庭出现了哪些改变等问题,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三代刑辩律师亲历“证人出庭难”

  “40后”的田文昌、“60后”的许兰亭、“80后”的常铮,是北京刑事辩护律师圈里的代表人物。

  距今30年前的1985年,如今享有“中国第一刑辩律师”美誉的田文昌翻开了刑事辩护律师的人生篇章。后来,和他同为中国政法大学教师的许兰亭及师从许兰亭在中国政法大学取得刑事诉讼法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学位的常铮先后加入刑事辩护律师之列。

  虽然入行时间不同,但在各自的职业生涯中,这三代刑事辩护人面临着同一道难题,那就是“证人出庭难”。

  在第一次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实施近4年后的2001年8月,已经成为业内典范的田文昌和时任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的张军、最高人民检察院公诉厅厅长的姜伟就刑事审判中的各种问题进行了一场著名的三方对话。这次对话的内容被收入《控辩审三人谈》一书。

  翻开《控辩审三人谈》会发现,在盘点《刑事诉讼法》的执行问题时,田文昌等三位各自领域的顶级专家涉及的第一个问题便是“证人出庭”。当时,《刑事诉讼法》修改的最大变化是庭审方式——由法官直接调查证据的审判方式改为“控辩双方向法院举证”的控辩式庭审方式。用张军的话说,证人出庭是新的庭审方式的基础。

  通过对比新旧两种审判模式,张军指出:“如果没有证人出庭,新的审判方式,修改后的诉讼法的实质就要大打折扣。”鉴于对证人出庭重要性的深刻认识,他甚至站在田文昌的立场上说:“如果我是辩护人,就要求法官必须让证人出庭。”

  证人出庭为何如此重要?

  概括地说,证人出庭既有利于辩护方调查证据,也有利于主审法官了解案情——最终,有利于减少冤假错案,提高审判质量。因此,《控辩审三人谈》浓墨重彩地谈到了证人出庭的重要性。

  三位专家之所以对证人出庭的重要性倾注了大量心力,是因为庭审方式变革虽已经过4年实践,但证人出庭率却一直居低不上。张军的观察是,低至“20%左右,甚至更低”。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姜淑艳同样对证人出庭作证难感触颇深。她在一篇题为《刑诉法修改后证人出庭的相关问题》的文章中写道,在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二庭于2011年至2012年两年间审理的60多起刑事案件中,只有2起案件有证人出庭——且都是辩方证人,无一名控方证人出庭。

  在《控辩审三人谈》中,田文昌历数了造成证人出庭难的诸多因素:“交通问题、误工问题、个人的顾虑问题、面子问题,还有一个更为突出的问题就是证人的保护问题。”

  如何面对和破解“证人出庭的重要性”和“证人出庭难”这对矛盾,是“江湖”的呐喊,也是“庙堂”的关切。制定一部《证据法》,被认为是除病良方。在1997年修改《刑事诉讼法》3年之后,《证据法》的立法工作也被提上议事日程。2000年年初,全国人大法工委召开了一次讨论《证据法》的会议,张军和姜伟都参加了。在这次会议上,证人出庭被作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提了出来。

  说好了的《证据法》,不知何故至今不见踪影。作为田文昌那代律师绊脚石的“证人出庭难”问题,成为后来的许兰亭和再后来的常铮在刑辩路上的障碍物。在磕磕绊绊中,他们迎来了《刑事诉讼法》的第二次大修。

  第二次修法补证人制度缺口

  1997年《刑事诉讼法》,对强制证人出庭、证人出庭补偿和特殊证人出庭的问题都未作出规定。这里的特殊证人,包括办案警察、鉴定人、专家证人。

  因为法律没有明文规定,在这部法律实施期间,“鉴定人能否出庭,应不应该出庭”、“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发现并抓获了犯罪嫌疑人的警察应不应该出庭作证”一类的问题困扰着法官们。

  在历经16年风风雨雨后,《刑事诉讼法》再度被修缮。

  2012年3月,修法的“盖头”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被揭开后,法律专业人士发现证人出庭制度有了重大变化。

  新《刑事诉讼法》中关于证人出庭作证的内容,主要集中在第187条和第188条。

  第187条规定,只要符合三个条件,证人就“应当出庭作证”。这三个条件分别是:公诉人、当事人或者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对证人证言有异议;该证人证言对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人民法院认为证人有必要出庭作证。此外,第187条第三款也对鉴定人出庭的情况作了规定,即如果鉴定人拒不出庭作证,鉴定意见将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第188条是有关强制证人出庭的规定。如果证人在没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不出庭作证”,法院可以强制证人到庭——这项规定不适用于“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如果证人“拒绝出庭或者出庭后拒绝作证”,法院可以对其“处以十日以下的拘留”。这项规定被称为强制出庭权。

  在强制证人出庭,警察、鉴定人和亲人等特殊证人出庭制度建立的同时,与之相关的证人出庭的费用问题也规定了解决途径——由法院代表纳税人支付。

  面对证人出庭作证的制度完善,对立法进步投入巨大关注的律师们普遍对证人出庭作证制度作出了“有进步”的评价。

  在刑事辩护界小有名气的“80后”美女律师常铮的话也许更通俗易懂,“《刑事诉讼法》第187条的规定,就是为了让更多证人出庭作证”。

  曾代理刘晓庆税案和刘志军贪腐案的钱列阳律师,专业从事刑事辩护已经15个年头。作为一位踏着中国刑事法律制度逐渐完善和庭审制度改革的历史足迹走过来的法律人,他对证人出庭制度的完善也极为关注。

  在评价《刑事诉讼法》第188条关于“禁止强制亲人出庭作证”和第192条专家证人出庭的规定时,钱列阳用了“重大进步”4个字。对体现了传统文化中“亲亲相隐”观念的“禁止强制亲人出庭作证”,他认为进步之处在于体现了“亲情伦理高于司法公正伦理”的价值观;而第192条有关专家证人出庭的制度,让在刑事案件中举足轻重的“鉴定结论”有了被检视的机会。

  简言之,制度“地基”已经打好,只待个案的“建材”来构筑一座法制大厦了。

  制度成“睡美人条款”?

  没有证人出庭的质证,被刑事辩护律师称为“纸上质证”。

  “警察做了一个笔录,公诉人拿到法庭上一念,我们律师觉得有疑问,提出意见,但是立马就成了过眼云烟,根本没有人理你。”钱列阳如是描述何谓“纸上质证”。在他看来,这种“不见证人只见警察写在纸上的话”的质证方式对被告人非常不利——因为公诉人的意见很可能直接被法院采信。

  成功代理了“天价过路费”和“死刑保证书”案的北京律师王永杰在前文写给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法院的证人出庭申请书中说:“如果关键证人不出庭,法院让被告人和辩护人面对几张纸发表意见,而不是对一个真实的人进行质证,这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

  钱列阳和王永杰都提到,如果单看控方证言,每个被告人都有罪。

  换句话说,刑事辩护律师们渴望着在法庭上面对证人,对他们出具的证言进行质证。钱列阳、王永杰、常铮在接受《法律与生活》记者采访时,都表达了上述渴望。

  怀着同样渴望的,还有在1994年辞去法官职务踏入律师业的云南律师王绍涛。

  在2014年接受北京尚权律师事务所组织的《刑事诉讼法》实施情况调查时,王绍涛说了一句令人震惊的话:“我经手的刑事案件至少有几百起,(但)从来就没有享受过在刑事法庭上对一个证人质证。”

  王绍涛这段可怜的执业经历,包含新《刑事诉讼法》实施最初那段时间。他参与的上述针对证人出庭的调查活动的结果显示:“证人出庭作证,不容乐观。”

  北京尚权律师事务所是国内第一家专业从事刑事辩护业务的律师事务所。这家律师事务所的创始合伙人常铮曾对记者吐露了这样的心声:“像美国、香港影视剧里那种证人被律师盘问得错漏百出进而影响陪审团判断的场面,我们也很期待。”遗憾的是,由于证人出庭制度执行得不太好,在更多的时候,常铮不得不就纸面上的证词来设计辩护思路。

  代理了大量刑事案件的王永杰的突出感受是不平衡。在他看来,在一些地方法院,关于刑事案件证人出庭的法律规定几乎成了“睡美人条款”。对此,一个公认的原因是,法官因案件“压力山大”而通知证人出庭的动力不足。

  “证人不愿意来,公诉人不想让其来,法官更倾向于公诉人的意见。”常铮从三个方面入手分析了问题所在。不过,她也承认,虽然证人出庭的规定还没达到立法的目的,但是总体上感觉比以前好一点儿了。她在参加各种会议时,与同行进行交流,大家也有同感。

  证人出庭“好一点儿了”的情景,在大案审判时更能给人直观的感受。

  常铮和她的同事张青松分别是刘维、刘汉兄弟黑社会性质案的辩护人。针对常铮代理的涉及多项罪名的刘维一案,控辩双方都提出了让一部分证人出庭的请求——有的证人是 “重合证人”。这起案子审理时,法院支持了控辩双方的证人出庭申请,证人也出庭了。

  关注薄熙来案的人都知道,该案涉及3位著名证人——王立军、徐明和谷开来。

  在案件开庭时,徐明被押到法庭作证,王立军坐着轮椅出庭作证。

  按照薄熙来的意思,谷开来也要出庭作证。但是,由于谷开来本人拒绝出庭作证,法官也以《刑事诉讼法》第188条中关于强制证人出庭规定的“例外情形”没有安排她出庭作证。

  王立军坐着轮椅出庭作证,点燃了很多律师心中在法庭上对着人而非对着纸张质证的热望。换句话说,在一些大案要案中,证人出庭作证起到了示范作用。但是,证人出庭的星星之火燃成燎原之势,让“睡美人条款”醒来,尚需刑事诉讼参与各方共同添柴加薪。

  针对这一点,常铮指出两个问题:一是法院要激活《刑事诉讼法》第188条;二是律师要迎接在法庭上询问证人的挑战。

  《刑事诉讼法》第188条规定,如果证人不出庭,法院有权强制证人出庭。但在实践中,这条规定未被唤醒。以常铮为例,她没听说过“有哪家法院强制传唤证人出庭”。

  在法院对强制证人出庭持消极态度的同时,勇于发出批评声音的律师群体中也有很多人没有做好准备。“证人怎么出庭?证人出庭后,辩护律师怎么发问?如何做好交叉询问工作?如果控方证人对自己不利怎么办?”在常铮看来,处理好这些问题,对辩护律师是很大的挑战。

  王永杰在代理每起案件时几乎都会申请证人出庭。在前导演孙林涉诈骗案中申请控方13名证人出庭,最终2名证人出庭并取得良好效果;在2015年9月28日开庭的“南京虐童案”中,他申请了发帖人徐某、照片中孩子的老师、孩子生父母和专家证人等出庭作证。

  依靠名案,常铮和王永杰等律师在个案中的推动,证人出庭的“睡美人条款”正在醒来。

  当“睡美人”完全醒来时,中国的法治应在不知不觉中走了一大步。

摘自《法律与生活》半月刊2015年10月下半月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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