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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越精神病院的家暴丈夫

  飞越精神病院的家暴丈夫

文/秦风

  《法律与生活》因为家庭暴力,赵春天被妻子和一双儿女送进精神病防治院。院方仅凭赵春天妻子的单方面意见,未经鉴定便错误地收治了精神正常的赵春天。赵春天在精神病院一待就是4年。为了讨要说法,几番周折,重获自由的赵春天将妻子、儿女、精神病防治院起诉至法院,索要赔偿。2015年4月20日,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维持原判的终审判决给这起案件画上了句号,赵春天获得了4万元赔偿款。

  打骂妻子的后果

  事情还要从7年前说起。

  2008年8月,赵春天的儿子赵光辉回福建省闽清县老家探亲。他进家门后,只见母亲文素英坐在堂屋抹眼泪,胳膊上青一块紫一块的,而里屋则传来父亲赵春天如雷的鼾声。

  在儿子的追问下,母亲哭诉道,近来,赵春天的脾气出奇地暴躁,三句话说不完就骂人,还经常对她下狠手,“他这是犯老毛病了,反正日子没法过了”。文素英口中的“老毛病”是指赵春天年轻时曾患过疑似精神类的疾病。

  听完母亲的诉说,赵光辉找到妹妹赵兰芝了解情况。赵兰芝住得离父母家很近,几乎天天听到父亲对母亲的打骂声,她也经常赶过来劝阻父亲,但父亲每次都把她连推带搡地赶走。有好几次,因为父亲的暴行,文素英险些丢了性命。听完妹妹的话,赵光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文素英、赵光辉、赵兰芝三人经过短暂的家庭会议讨论,一致怀疑赵春天处于精神病发作期,应采取措施送他住院治疗。因赵兰芝在福建某精神病防治院工作,大家决定将赵春天送往这家医院医治。

  2008年8月5日,赵春天被工作人员用约束带强行带到精神病防治院。当天,根据文素英的讲述,该院主治医生以老年痴呆症将赵春天收治。几天后,赵春天的病被修改为人格障碍。

  “被精神病”生活

  刚入院时,赵春天不停地质问医生为什么关他。他越是这样,医生就越是摇头叹息地说:“看来病得不轻。”护士每天按时按点给赵春天吃“利培酮片”(用于治疗急性和慢性精神分裂症的药物),并看着他把药放进嘴里,然后指令他张开嘴,目的是看他有没有真正吞下去。这样的严格看管让赵春天没办法造假,他每天只有硬着头皮吃药。

  随着时间的推移,感到无望的赵春天渐渐地麻木起来,变得顺从了。奇怪的是,在住院的4年多时间里,精神病防治院并没有像对待其他病人一样定期为赵春天进行必要的躯体、心理检查,更没有对他进行精神鉴定。

  2009年10月16日,精神病防治院书面通知赵春天的家属,他不适宜长期住院。但文素英、赵光辉签署《知情同意书》,坚持要求精神病防治院对赵春天长期收治。

  2013年1月9月,精神病防治院再次对赵春天的家属进行书面告知,文素英又一次签署《知情同意书》,并要求院方长期收治赵春天。

  2013年2月7日,赵春天突发暂时缺血性中风。赵春天的哥哥、妹妹和儿子赶到精神病防治院,他们终于向院方提出了出院要求。

  2013年3月11日,赵春天被接到妹妹家中。

  从2008年8月5日到2013年3月11日,赵春天在精神病防治院住院4年多。回想这些日子,至今令赵春天后怕。

  为健康讨说法

  在哥哥、妹妹的精心料理下,赵春天的身体迅速康复。其间,他向对方诉说了自己“被精神病”的遭遇。听到赵春天4年来受到的非人待遇,兄妹俩坐不住了,他们带上赵春天到广州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做鉴定。

  2013年3月25日,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做出鉴定结论:赵春天在2008年8月5日被收治入院时不存在人格分裂障碍,且目前精神正常,精神病防治院的诊疗行为存在一般过失。

  拿到法医鉴定报告的第二天,赵春天将精神病防治院、文素英、赵光辉、赵兰芝一同起诉至福建省闽清县人民法院。

  赵春天诉称,精神病防治院仅根据文素英单方提供的主诉和病史,就将其诊断为人格障碍,特别是在他住院4年多期间,精神病防治院没有对他进行及时必要的检查和诊断,在无明确精神疾患症状的前提下,让他错误地使用“利培酮片”等药物进行抗抑郁治疗,严重侵犯了他的人身自由权、名誉权、生命权。因此,诉请法院判决文素英、赵光辉、赵兰芝和精神病防治院共同赔偿他人身自由赔偿金30万余元、精神抚慰金近70万元。精神病防治院在共同侵权中负主要过错,应承担90%以上的赔偿责任。

  在庭审过程中,精神病防治院辩称,防治院是公益医疗机构,非营利性质单位,其收治赵春天的过程并无过错。在现实生活中,如果家属认为亲人行为怪异、精神异常,强烈要求精神病医院对其进行诊治,医院是没有理由拒绝的,故不能认定院方接收赵春天的行为属于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行为。

  文素英、赵光辉、赵兰芝则辩称,三人不具有专业医学知识,赵春天是否患有精神方面疾病、是否需要住院治疗以及何时出院,只能由专业医院做出决定。

  福建省闽清县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人身自由权属于人格权益。根据中山大学法医学鉴定中心的结论,精神病防治院和文素英等三人对赵春天的人身自由权构成侵犯,应按照各自过错承担相应的精神损害侵权责任。其中,精神病防治院因诊疗行为违反精神科相关诊疗规范,存在一般过失,应承担一定的精神赔偿责任。

  精神病防治院于2009年和2013年两次书面告知亲属关于赵春天不适宜长期住院,但文素英、赵光辉、赵兰芝仍然坚持要求精神病防治院将赵春天长期收治,故三人应承担主要过错责任。

  因为文素英是赵春天入院时记录病历单中病情及病史的主要陈述者,又是精神病防治院两次书面告知赵春天不适宜长期住院后仍强烈要求长期收治赵春天的主要责任人,故文素英应承担对赵春天侵权后果的主要过错。但赵春天主张的精神损害金额过高,应根据本案的侵权方式和当地的生活水平等因素,酌情确定精神损害赔偿抚慰金4万元。

  法院综合考虑各自的过错程度和原因力大小,确定文素英承担40%的赔偿责任,精神病防治院、被告赵光辉和赵兰芝分别承担30%、15%、15%的赔偿责任。精神病防治院、文素英、赵光辉、赵兰芝赔偿赵春天精神损害抚慰金分别为1.2万元、1.6万元、6000元、6000元。由于赵春天主张人身自由赔偿金的请求于法无据,法院予以驳回。

  赵春天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2015年4月20日,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下达了维持原判的终审判决书。

  重要提示

  “被精神病”主张人身自由赔偿金于法无据

  我国《民法通则》《侵权责任法》中均没有“人身自由赔偿金”的提法。目前,在正式的法律文本中,仅有《国家赔偿法》第33条规定,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每日赔偿金按照国家上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计算,可以以此认定是“人身自由赔偿金”的出处。而《国家赔偿法》适用于国家机关或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中造成损害的赔偿。本案中,精神病防治院虽是公益医疗机构,但并不具有类似行政权或司法权性质的公权力,且其强制收治行为也不同于国家机关采取的强制措施,故赵春天主张参照《国家赔偿法》计算人身自由赔偿金于法无据。(文中当事人均为化名)

摘自《法律与生活》半月刊2015年9月下半月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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