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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绝命毒师”案B面

赵晓秋 法律与生活杂志
 
  大学副教授,“绝命毒师”——张正波的人生在2015年6月16日这天被切割成两半。
 
  从海归博士后、某科技大学化学与化工学院副教授到成为“联合朋友开设制毒公司,生产国家管制的一类精神药品远销欧美,每月销售进账60万美元左右”的“绝命毒师”,张正波及其家属置身舆论的水深火热之中,并被“看不见的枪弹”灼伤。
 
  2017年4月13日,被外界形容为“绝命毒师”的张正波顶着“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的罪名被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该案一审宣判后,张正波的家属找到曾经代理浙江张氏叔侄奸杀案的著名刑事辩护律师朱明勇,请其担任此案二审辩护律师。在仔细研读案件内外各种证据和细节后,朱明勇发现了案件的B面,认为张正波是被妖魔化成“绝命毒师”的,遂决定担任张正波案二审辩护律师。
 
        “毒师”
 
  “他一个大学老师,工作认真、敬业,科研成果颇丰,怎么就成‘绝命毒师’了?”自从张正波出事后,其家属李霞(化名)常常在记忆中搜索他的点点滴滴,试图找出一些蛛丝马迹。直到通过庭审掌握的信息,她才还原了张正波的归案细节。
 
  2015年6月16日11时左右,身在学校的张正波接到自己作为股东的武汉凯门化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凯门)员工冯某的电话让他来公司办公室,有海关缉私局侦查人员找他。因下午有课要讲授,张正波还在电话里询问需要多长时间,以便下午赶回学校。
 
  下午4时左右,张正波给李霞打电话表示晚上不能回家,让她赶过去将车开走。李霞惊讶地反问:“什么事情要夜不归宿?”随后,李霞听到张正波向他人询问:“我可以说明是什么事情吗?”但电话被挂断。如今,李霞形容自己“很迟钝”,因为当时手里有很多工作要处理,她并没有理会张正波。没过多久,李霞再次接到张正波的电话。坚信张正波不会做出格的事情,李霞便去取车。
 
  在武汉凯门,李霞从海关人员手里拿到了车钥匙,并在门口看到张正波闪了一下。“从这之后,我直到一年半后庭审时才再次见到他。” 2017年8月13日,李霞在接受采访时,尽管极力控制情绪,但眼泪还是数次夺眶而出。
 
  次日,李霞接到了海关人员的电话,说张正波已被刑事拘留。接到电话后,李霞六神无主。经朋友介绍,她找了律师去会见张正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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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发后接受采访的张正波)
 
  2015年7月3日,律师会见张正波后告知李霞,有电视台来采访张正波。李霞觉得不妥,问律师:“采访会不会播放出来。”律师回答:“不会。”
 
  后来,朱明勇在会见张正波时得知,张正波是在看守所里被武汉海关提出到海关办公室接受的采访。张正波还天真地要求电视台不要把自己的脸部露出来、不能对自己的话进行剪辑,因为他觉得自己没什么事,“还要回去给学生讲课”。很快,标题为《武汉副教授化身毒师制售丧尸药月入60万美元》的报道在多家媒体刊发、播出——
 
  2014年11月,武汉海关机场办事处邮检科例行检查发现,一份寄往美国的快递包裹中藏有若干白色可疑粉末,送检后发现其成分疑似毒品。随后,武汉海关连续截获了8起类似包裹,2个邮包内可疑物为“3,4-亚甲二氧基甲卡西酮”,属于国家管制的一类精神药品。经查,犯罪嫌疑人张某某、冯某等人毕业于武汉某大学化学专业。其中,张某某为该校在职副教授。据张某某交代,他在澳大利亚做访问学者时发现,部分国家对已经列入管制的精神类药品需求量大,而国内尚未将其列管,中间有利可图,便注册公司以研制生产医药中间体等为掩护,非法从事精神类药品的生产,主打产品为“3,4-亚甲二氧基甲卡西酮”。“该产品在2014年元旦起被我国列入一类精神药品管制目录。但国外需求量大、利润高,所以张某某的公司继续生产,”武汉海关方面介绍,“这是一种致幻性很强的新型精神毒品,与‘啃脸药’、‘丧尸药’同属于卡西酮类别,其危害性不亚于海洛因等传统毒品。”
 
  此时,武汉凯门法定代表人、公司实际管理经营者,也是后来受审的第一被告人杨某辉还没有到案。看守所里的张正波看到电视新闻里自己的脸也露了,采访内容也被剪辑了,才察觉出问题的严重性。
 
        还原
 
  看到新闻里的张正波变为制毒贩毒“首犯”,李霞像做了噩梦一样。她说,自己和张正波都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对钱财并没有迫切的需求,物质欲望也很淡。2005年,杨某辉叫张正波一起开公司。“上海有一家大型化工企业就是做有机化合物中间体的。我想他们做个小型企业也是可以的。”李霞回忆到。
 
  2005年,张正波以几个当时均未列管的普通化合物的合成路线技术入股,与大学同学杨某辉等人一起成立了武汉凯门,张正波所占股份较少。武汉凯门的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等材料证实:公司法定代表人杨某辉,注册资本10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电子化学品及化学中间体的技术开发和服务(不含危险品)。
 
  2008年年初,张正波出国做博士后。直至案发,他在武汉凯门的职责仅是偶尔为公司技术员研发合法的新化合物提供技术咨询,不再参与公司事务管理,在公司也没有具体的办公室和职务。“张正波每年差不多有300课时的工作量,除了理论课,还负责实验课,工作非常忙碌。他并未参与公司产品的生产、销售、运输等任何一个环节;也就是说,没有他,公司的生产销售一样可照常进行。另外,2014年,凯门公司总收入约为412万元人民币,利润约为100万元人民币。张正波虽为公司小股东,但公司从未分红。他2014年的月收入为5367元,低于其他员工工资。这也是在判决书中认定的。”李霞说。因此,律师在会见张正波后,给她反馈的信息是很乐观的。
 
  2016年12月5日,案件在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公诉方指控——
 
  2005年,被告人杨某辉、张正波等人共谋以生产销售尚未被我国列入管制的新精神活性物质谋取利益,并成立武汉凯门,聘请、培训工人从事生产制造。生产产品全部销往英美等国和地区。公司成立之初,被告人张正波提供了部分产品的合成方法及工艺,二被告人还根据客户需求以及管制政策的变化积极研发可以替代被管制品的新产品。其中,杨某辉负责产品销售接单、客户联络,张正波负责技术指导,被告人冯某负责收取货款、下达生产指令、购买原料、包装发货及快递跟踪,被告人鲍某喜负责研发新产品、改进产品工艺及指导工人生产。主要生产及销售的产品包括:3,4-亚甲二氧基甲卡西酮Methylone(公司编号4 号)、2C-B(公司编号5 号)、2,5-二甲氧基-4-点苯乙胺2C-I(公司编号13 号)、2,5-二甲氧基-4-点苯乙胺2C-H(公司编号20 号)、4-MEC(公司编号25 号)、MDPV(公司编号29 号)、1-(5-氟戊基)-3-(1-萘甲酰基)-1H-吲哚AM-2201(公司编号43 号)、JWH-250(公司编号45 号)等。2013年,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公安部、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发布《精神药品品种目录(2013 年版)》,将凯门公司编号4 号、13 号、20 号、43 号、45号等产品列为国家管制的一类精神药品,该目录自2014 年1 月1 日起施行。
 
  杨某辉在法庭上供述,2013年、2014年,4号产品的需求量开始多了起来,产品主要销往美国。2014年11月,公司寄出的4号产品被海关扣了后,张正波告诉他,4号产品已经在中国列入管制目录,不能再搞了,“我想把钱退给客户,但客户不同意。为了公司信誉,我就要冯某把4号产品继续往境外邮寄。直到后来冯某说4号产品已经被张正波安排销毁了,叫我不要再接4号产品的单子”。
 
  张正波供述,当时,自己和他人成立公司时就定下了原则,违背中国法律的东西不能做。武汉凯门的日常管理及重大决策主要由杨某辉决定。张正波负责新产品的把关以及协同鲍某喜进行新产品的研发。
 
  “公司的产品编号最开始是我制作的,制作时所有的产品均不属于国家管制品种。案发前,因为有些产品上了列管目录,我进行了一次剔除修改。”张正波说。2007年,他出国攻读博士后,把相关业务交给了杨某辉。2009年,张正波回国,杨某辉让他做武汉凯门的负责人。但张正波以学校事务繁忙予以拒绝。2014年11月25日,4号产品被武汉海关查扣后,张正波清理了公司产品目录,剔除了已被列管产品,将最新的国家管制目录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给杨某辉、冯某和鲍某喜,要求他们参照该管制目录合法开发,杨某辉也同意不再生产和销售被管制产品。2015 年3 月21 日,张正波听说杨某辉要继续销售4 号产品,便以股东身份劝说其不要再生产销售列管产品。多次劝说无效后,张正波请仓库员工将库存列管产品背着杨某辉销毁,以制止违法行为再度发生。
 
  张正波的辩护律师表示,武汉凯门自2005 年成立的目的是研发生产化学中间体而非精神活性物质,成立之初的产品直到目前也仅有5 号和20 号为管制的精神药品,其他均为常规有机中间体。此外,在实际运营过程中,武汉凯门积极地进行了其他电子化学品的开发,并申请了相关专利,如超级电容器用高纯度导电盐的制备方案(专利公开号:CN101987824A)等。另外,公司自成立至2013 年年底,均无任何违法行为。因此,公司并不是为违法犯罪而设立的。且一旦公司查知公司生产的某类产品被国家有关部门定为国家管制的麻醉药品或精神药品,张正波即会要求立即停止生产和销售,其态度坚决,故主观上更不可能授意、纵容他人生产涉案化合物。
 
  庭审时,张正波所在学院的老师和朋友旁听了庭审。庭审结束后,他们对李霞说:“没有什么大问题,他又没参与。”
 
        争议
 
  2017年3月28日,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该案宣判。法院认为,被告人杨某辉、张正波为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而设立公司,公司成立之后以实施毒品犯罪为主要活动,不以单位犯罪论处。判决杨某辉、张正波、冯某、鲍某喜犯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分别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无期徒刑、有期徒刑十五年、有期徒刑十五年。
 
  听到判决结果后,李霞形容自己“人都蒙了,没力气走路”。之后,辩护律师让他们坚持上诉。第二天,李霞乘坐公交车时接到一位朋友的电话,说张正波又上新闻了。李霞形容自己“不知道出路在哪里”。以至于朱明勇律师见到她时说,“你是我见过的最悲观的当事人”。
 
  朱明勇律师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接触武汉“绝命毒师案”后发现,被外界广泛传播的所谓“制毒工厂”、“月入60万美元”、“丧尸药”等完全不存在,比如4号产品和“丧尸药”就是两个不同的物质。据国家食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副主任程劲松博士介绍,“丧尸药”(甲卡西酮)是2005 年就被国家食药局管控的一个产品。但4号产品(3,4-亚甲二氧基甲卡西酮Methylone),最初由化学家Peyton Jacob Ⅲ和Alexander Shulgin 于1996 年作为一种新的抗抑郁剂合成出来并申请了专利。在有些国家,该药物是不被管控的,是作为抗抑郁药使用的。“不能因为两个物质的某个片段有相近的结构,就把它们完全等同或者产生联想。我觉得这个联想是缺乏科学依据的。就像甲醇和乙醇,看起来名字相似,但本质完全不同。”程劲松说。
 
  朱明勇认为,《全国法院毒品犯罪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规定:“非法贩卖麻醉药品、精神药品行为的定性问题:行为人向走私、贩卖毒品的犯罪分子或者吸食、注射毒品的人员贩卖国家规定管制的能够使人形成瘾癖的麻醉药品或者精神药品的,以贩卖毒品罪定罪处罚。”但目前,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武汉凯门销往国外产品的流向和用途是非法的。正是基于诸多疑问,朱明勇决定担任张正波的二审辩护律师。目前,该案二审还没有开庭审理。
 
法律眼 “毒品”和“制毒物品”的刑法含义
 
  2017年8月12日,在中国政法大学召开的一次“毒品和制毒物品标准认定研讨会”上,结合本案和另一起发生在张家港的河南连大公司非法买卖制毒物品案,专家认为——
 
  何荣功(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武汉大学毒品犯罪司法研究中心主任):“毒品”和“制毒物品”并非科学概念,而是法律概念。《麻醉药品品种目录》《精神药品品种目录》所列的麻精药品和《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分类和品种目录》中明确规定的三类易制毒化学品,是否属于刑法中的毒品和制毒物品,需要慎重对待、具体分析。与甲基苯丙胺(冰毒)“天然”就属于毒品不同,两个目录中明确规定的麻精药品,在性质上系药品,具有医疗和科学价值。只有在非法作为毒品使用的场合,才属于刑法中规定的毒品。所以,对于实践中买卖、运输麻精药品的行为不能一概简单地认定为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要注意考察麻精药品的使用是否合法及其实际用途,进而准确定性。易制毒化学品作为可以用于制毒的主要原料和配剂,功能也是双重的;也就是说,其既可用于合法的生产生活,也可以用于制造毒品。所以,在生产、买卖、运输易制毒化学品的场合,是否构成刑法规定的制毒物品犯罪,同样也需要考察涉案易制毒化学品的具体用途,避免毒品犯罪打击范围的不适当扩大。
 
  付其运(西南政法大学副教授):当今,世界的趋势是犯罪圈的扩张和缩小如何适应社会的发展变化:一方面,在某些领域需要扩张;另一方面,在某些领域则需要缩小犯罪圈,实现惩罚犯罪与保障人们正常生产经营的相对平衡。随着国家列管毒品种类范围和毒品犯罪打击的范围的扩大,我们要考虑的问题是,这个毒品的种类如何分级、分类?对毒品的违法和犯罪如何根据不同情形予以分类处罚?那我们能否仅因为某产品被国家列管了,就把它作为一个犯罪来打击?这涉及是否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和处罚必要性的问题,也是一个需要立法和司法实务部门考虑的问题。我个人认为,对这种情况,可以设置一个行政处罚前置程序,明确告知某化学品已经被国家列管。如果生产的产品确实用于合法用途,经过相应部门许可,此种行为就不具有社会危害性,就不应作为犯罪处罚;相反,如果该化学品被国家列管之前属于合法生产,被国家列管之后,未经相关部门许可生产,并且将该产品用于非法用途,那么,此种情况就应该按照犯罪进行处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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