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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12年官司二审改判遭质疑

  《法律与生活》杂志社记者 盛学友

  64岁的张国胜,12年来一直在打的一场鱼池租赁官司,至今未了——8月16日上午,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法官针对其再审申请向双方进行了询问。

  鱼池官司打了12年

  张国胜说,他是光明渔场开发人和经营人,1999年崔广林承包了他开发经营的光明渔场。2004年9月,因实名举报崔广林在其渔场违法建造房屋双方结怨,“崔广林不再给我支付渔场及设施使用费”。

  2005年7月,张国胜就其开发建设的鱼池租赁费问题,向哈尔滨市道外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被告崔广林给付拖欠的鱼池及配套设施使用费。

  截止到2013年上半年,张国胜均获胜诉。因拒不执行道外区法院生效的民事判决,崔广林于2013年6月29日被道外区法院司法拘留。

  2013年7月1日,黑龙江省高院作出民事裁定,中止原判决执行,指令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

  哈尔滨市中院再审后于2014年3月13日撤销原审一、二审判决,发回道外区法院重审。

  道外区法院重审查明的事实是:第一,鱼池及配套设施系张国胜开发、所有;第二,村委会收取被告崔广林的承包费系土地承包费;第三,被告崔广林在2003年前均向原告张国胜交纳了鱼池配套设施使用费,标准高于村里收取的土地费;第四,村委会至今未收回原告张国胜对涉案鱼池占有范围内的土地承包权。

  道外区法院认为,原、被告虽未签订书面租赁协议,但被告已实际使用了原告开发的鱼池相关设施,故应依法给付原告相应设施使用费。

  2016年6月20日,道外区法院依法作出重审一审判决,判决崔广林支付张国胜鱼池及配套设施租赁费。

  崔广林不服,上诉至哈尔滨市中院。

  哈尔滨市中院依据张国胜1983年2月21日与光明村一队、七队签订的《协议书》第十条约定“所建造的设施及其它建筑物、设备,当协议期满或有其他变动,生产队应按建造及安装造价,减去折旧费,用经济办法偿还建设者,这样一切设施及设备均归生产队所有”,认为:现光明村委会与崔广林就案涉鱼池签订《光明村鱼池承包合同》,张国胜与光明村一、七队签订的《协议书》已发生变动,关于崔广林(应为张国胜——记者注)主张案涉鱼池配套设施的相关权利问题,应向其合同相对方,即光明村委会按双方约定主张权利。虽然张国胜作为开发方在崔广林与光明村委会签订《光明村鱼池承包合同》上签字确认,但张国胜并非该合同相对人,该合同亦未约定鱼池配套设备费用问题,崔广林作为承包人已向光明村委会履行合同约定给付承包费的义务,故张国胜请求崔广林给付鱼池配套设施的使用费的主张,无事实与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2016年12月27日,哈尔滨市中院判决撤销道外区法院重审一审判决,驳回张国胜诉求。张国胜对该判决不服,向黑龙江省高院提出再审申请,对二审改判提出强烈质疑。

  通过省高院的这次询问,张国胜的代理人杨绍贤认为,该案主要有3个焦点:

  第一,1983年3月21日的《协议书》是否发生变动?

  第二,崔广林2003年与村委会签订的合同包不包括鱼池及配套设施?

  第三,崔广林使用张国胜所有的鱼池及配套设施该不该支付使用费?

  《协议书》是否发生变动

  1983年2月21日的《协议书》是否发生变动?张国胜及其代理人认为,该《协议书》未发生任何变动。

  《协议书》第十条是附带条件的约定,当协议期满或有变动时,生产队有权将鱼池和配套设施收归集体所有,但前提是,生产队应给张国胜经济补偿。

  事实上,从开发鱼池至今,生产队或者光明村委会从未向张国胜行使过收回鱼池及配套设施的权利,更未向其支付过任何形式的经济补偿。

  故此,该《协议书》未发生任何变动,诉争鱼池及附属设施所有权仍属张国胜所有,且一直由其管理、使用和对外出租。出租的鱼池及设施费归张国胜所有,土地承包费归光明村收取。

  一审提交的以下3份证据,和法官询问笔录,足以证明上述事实:

  第一份证据——1998年渔场承包人周占祥2005年3月30日出具的书面证言及道外区法院庭审笔录中的出庭证言,证明:周占祥1998年承包诉争鱼池及附属设施的事实情况,同时证明1999年周占祥不再承包鱼池,张国胜通过村委会将鱼池及设施又口头承包给崔广林的事实情况,当时周占祥在场;

  第二份证据——原光明村村主任陈文斌2004年9月10日出具的书面证言及道外区法院庭审笔录中的出庭证言,证明:光明渔场系张国胜1983年开发。从1995年起张国胜将渔场承包给那福曾、1998年包给周占祥,1999年包给崔广林的事实情况,同时证明光明村只收取渔场土地承包费,其鱼池配套设施费归张国胜收取。

  第三份证据——光明村委会于2006年12月6日出具的书面证明及其时任村委会主任刘福春2007年3月28日的庭审答辩笔录第三页,证明:光明渔场系张国胜开发,张国胜将渔场承包给崔广林,光明村只收取渔场土地承包费,其鱼池配套设施费归张国胜收取。

  同时,张国胜代理人强调,原一审法院法官2015年7月15日对光明村委会主任孙玉成、党支部书记陈文斌所做的询问笔录明确载明“光明村与张国胜之间至今都没有终止合同,张国胜的承包地至今也未收回”的事实,崔广林没有任何有效证据能够否定前述事实。

  上述证据已形成证据体系,能够相互印证,且已经三级法院数十次审理判决所确认,客观、充分地证明了案涉鱼池及附属设施系张国胜开发、所有,张国胜与崔广林之间存在事实上的鱼池及配套设施承包关系。

  合同是否包括鱼池及设施

  张国胜及其代理人认为:崔广林与光明村于2003年6月1日所签订的《光明村鱼池承包合同》,不包括鱼池及附属设施,其性质是渔场土地承包合同,而不是渔池设施承包合同。

  该合同第六条载明:“光明村鱼池土地属光明村集体所有,其鱼池的所有设施归开发人所有。”

  该条款已明确说明,张国胜系光明村鱼池及附属设施的所有人。而且,张国胜在初审中出示的证据及光明村的庭审答辩内容,也足以证明该合同中所约定的承包费是土地承包费而不是渔场设施承包费——也就是说,该合同的实质内容是土地承包合同,而不是渔场设施承包合同。

  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相关规定,光明村委会出具的书面证言及其数次庭审证词,不仅没有超出其职责范围,而且系本案关键性证据,其效力具有排他性,与其他证言内容相互印证,形成了完整的证据体系,客观、充分地证实了张国胜所主张的事实存在。

  二审法院将崔广林交纳的土地承包费与鱼池设施使用费混为一谈,显属认定事实错误。

  使用鱼池及设施该不该付费

  道外区法院重审查明的事实是:第一,鱼池及配套设施系张国胜开发、所有;第二,村委会收取被告崔广林的承包费系土地承包费;第三,被告崔广林在2003年前均向原告张国胜交纳了鱼池配套设施使用费,标准高于村里收取的土地费;第四,村委会至今未收回原告张国胜对涉案鱼池占有范围内的土地承包权。

  哈尔滨市中院(2016)黑01民终4911号民事判决载明:“本院经审查确认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张国胜及其代理人认为,这说明道外区法院重审一审认定的上述4个事实,被二审法院予以确认。

  鱼池及配套设施是张国胜开发、所有,是已经确定的基本事实,崔广林不可能无偿使用鱼池及配套设施,只要使用了就应给付使用费,没有明确约定价格的,按照公平原则,以评估价为准。

  另外,崔广林已陆续给付了张国胜1999年至2003年鱼池及设施部分使用费78400元的事实,亦经两级法院数次判决予以确认。

  因此,道外区法院重审一审认定的“现张国胜与崔广林虽未签订书面租赁协议,但崔广林已经实际使用了张国胜开发鱼池的相应设施,故应依法给付张国胜相应的设施使用费”,符合事实,符合情理,符合法律。

  对崔广林原审3份证据的质证意见

  8月16日,黑龙江省高院法官在对再审申请双方当事人进行询问时,被申请人崔广林提交了原审提交并被质证过的3份证据,分别是:崔广林1999年6月15日与光明村委会签订的《鱼池租赁合同》、光明村两委班子会议记录、3份承包费票据。

  对此,张国胜及代理人提出了质证意见:

  第一,崔广林在一审提交的这份《鱼池租赁合同》,已被证明系其伪造的虚假合同。

  光明村委会1998年曾与前届渔场承包人周占祥签订过一份《鱼池租赁合同》,上面有张国胜的签名。张国胜发现崔广林提交的这份《鱼池租赁合同》有十分明显的涂改痕迹,是伪造的。涂改的地方有:合同中“崔广林”的所有签名、合同中第一页第二条从“一九九九年壹月壹”日起将鱼池交付承租方使用,至二00“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到期、合同最后一页的地址“城子沟”3个字、签约时间“一九九九年六月十五日”。加黑体部分都有明显涂改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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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指伪造的虚假合同第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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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指伪造的虚假合同最后一页

  为了确定该合同是虚假的,张国胜于2014年10月27日向一审法院提交了鉴定申请书,因崔广林不能提交原件而未果。但经一审法院法官向光明村委会合同书写人调查,已被证实该合同系伪造的虚假合同。

  证据:2015年1月19日一审法院法官对光明村委会会计徐廷禄所做的询问笔录。

  证明内容:证人1998年时就任职该村会计,1998年村委会与周占祥签订的承包鱼池合同是证人徐廷禄书写。同时证实,崔广林提交的1999年6月15日那份协议中的“崔广林”、“城子沟”都不是证人书写,“崔广林”3个字之前应是“周占祥”,是后改的“崔广林”。还有时间是后改的。

  据此可以认定,崔广林提交的《鱼池租赁合同》是伪造的虚假合同,不能有效证明案件事实,原审亦未以此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崔广林提交虚假合同的目的是剥夺张国胜对鱼池及设施的所有权,否定其与张国胜之间的鱼池及设施租赁关系。一审法院排除干扰,消除阻力,依据事实和法律做出了正确的判决。所以,该证据已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崔广林再次以此证据为依据来证明其主张已毫无意义。“当然。我们并没有放弃追究制造伪证、干扰诉讼的法律责任的权利。”张国胜及其代理人在再审询问时表示。

  第二,光明村两委班子会议记录不具有法律效力。

  首先,这份会议记录根本就不存在,现村委会没有查到存档,是个别时任领导出于个人目的滥用职权出具的,并不能代表光明村委会的意思表示。

  其次,即使存在这份记录,但村委会在未给张国胜经济补偿并合理解除协议的情况下,单方决定解除合同不符合法律规定,而且,这份记录的内容根本没有实际履行。

  再次,现任村委会两委班子根本不认可这份会议记录。

  第三,3份承包费票据是土地承包费。

  张国胜对证据本身没有异议,但该票据上载明的费用,其性质是土地承包费而非鱼池及设施使用费,从票据上记载的收费数额与鱼池设施费相差巨大的情况也可以明显看出其标准就是土地承包费,而且,本案成讼以来,光明村委会一直都在主张该费用是土地承包费而不是鱼池设施费。

  综上质证意见充分说明,上述3份证据均不能作为有效证据证明案件事实,一审法院对证据的采信具有客观性、科学性和合法性。

  相信法律会公正裁决

  黑龙江省高院再审询问结束后,张国胜的代理人杨绍贤告诉《法律与生活》记者,综合全案证据,已充分证明案涉鱼池及其附属设施所有权系张国胜所有,张国胜有对鱼池和设施进行管理、使用和出租的权利,崔广林使用案涉鱼池及其设施理应支付相关使用费,张国胜诉求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原一审判决对本案基本事实的认定、证据的运用以及适用法律、政策等方面都是正确的,判决有合法依据,充分体现了司法公正和社会正义。

  “实现法理情的有机结合,既要靠完备的法律制度,更要靠法官的经验、智慧与良知”“要统筹兼顾法律正义和社会正义,坚守法律底线和道德底线,努力探讨和实现法理情的有机结合”。张国胜的这位代理人认为,最高法院常务副院长沈德咏4月5日在山东调研时强调的这个内容,同样也适用于民事审判领域。

  目前,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对该案正在审查之中,是否决定再审,尚未作出决定。

(责任编辑:亦小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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