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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耒弟兄案,合同纠纷还是合同诈骗

  《法律与生活》杂志社记者 郑荣昌

  一起正在进行民事仲裁、公安部明文规定“不得刑事立案”、因而被管辖地西安市公安局撤销的合同纠纷案件,并无管辖权的天津市公安部门和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何以千里捕人,一审以无期徒刑重判?

  如今,这起由北京京都律师事务所“刑辩八杰”之一朱勇辉等律师主辩,先后有京都律师事务所名誉主任、全国律协刑事业务委员会主任田文昌,以较真著称的律师迟夙生、周泽参辩的张耒、张科建弟兄合同诈骗案,余波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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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发前的张耒

  仲裁中的合同纠纷

  张耒是陕西省西安市人,1971年生人,研究生文化。张科建是他的亲哥哥。

  2007年11月,张耒、张科建弟兄组建的陕西升泰投资有限公司(简称陕西升泰)与西安市未央区新房村签署《合作开发协议书》,约定合作开发新房村一个城中村改造项目(占地约100亩)。升泰公司支付了相应费用后,双方开始工作。

  2011年8月,博华(天津)股权投资合伙企业(简称天津博华)看中了新房村这一改造项目,在西安与张耒、张科建弟兄签署《项目转让框架协议》(简称框架协议)。框架协议约定,天津博华以3.87亿元的对价收购陕西升泰100%股权及项目地块相关权益。

  当年11月9日,张氏弟兄履行了合同义务,将升泰公司股权变更给了博华公司。但博华公司仅支付首期款1.935亿元,尚余近2亿元未支付。

  未支付是因为“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2007年9月西安市政府下发《城中村改造管理办法》,规定城中村必须整体进行改造;第二件事情是,因疏忽没有按《关于城中村改造方案结转有关问题的通知》(简称结转通知)规定的时间(2010年9月30日前)办理结转手续,导致新房村改造方案批复失效。采取补救措施又要做大量工作,且效果未卜。

  对此,张氏弟兄提出,“两件事情”背后还有三个基本事实:1.天津博华可以作为合作公司参与整体改造,其项目权益可以得到保障;2.批复失效后还可以按照整体改造的政策重新办理转接手续,获得新的批复;3.《合作开发协议书》作了特别规定:“项目申办手续难度较大时”,村委会承诺对协议约定的土地向有关部门“申报作为村委会预留的生存发展用地,全权交由乙方开发”。

  2012年7月,张耒弟兄向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要求天津博华继续履行合同并支付余款(此仲裁案至今尚未出裁决结果)。但在当年年底,这起民事纠纷演变成了刑事案件。

  合同纠纷变合同诈骗

  2012年12月,天津博华就同一事项向西安市公安局举报张耒弟兄涉嫌合同诈骗。

  西安市公安局立案侦查后,发现该案还在仲裁过程中。公安部公通字(2005)101号文件规定,“对正在民事诉讼的案件,除非人民法院移送或人民检察院通知,公安机关不得立案侦查”,西安市公安局准备照此执行。

  为慎重起见,西安市公安局又报陕西省公安厅请示公安部。公安部很快就回以公复字(2013)1号文件,确认该仲裁案件同样适用公通字(2005)101号文件。因此,该局于2013年6月28日作出《撤销案件决定书》,撤销本案。该决定书至今有效。

  此后,天津博华转而向其注册地天津市的公安机关举报。2013年12月,天津市公安局经侦总队对张耒弟兄以同一罪名立案,侦查终结后报由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起诉到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2016年12月4日,经两次公开开庭后,天津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合同诈骗罪一审判处张耒无期徒刑,并处没收全部财产;同罪判处张科建有期徒刑5年,并处罚金5万元。

  对于天津公安机关的介入和张氏弟兄的获罪,本案民事仲裁负责人、中国著名的工程项目、PPP项目民商律师、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员叶万和惊骇不已。他说:“从此,只要张氏弟兄需要,我立即放下手上的大小事情,没有报酬,甚至倒贴差旅费用,甘愿在这个案子中跑个龙套,因为我对法治有信念。”

  后来,正是叶万和把张氏弟兄的亲属带到京都律师事务所,带到田文昌律师身边。一审判决后,他再次找到田律师,田律师表示无奈,他又把张氏弟兄的亲属带到周泽律师和迟夙生律师身边。

  京都律师事务所指派的朱勇辉等律师刚刚介入本案就指出,即便定为合同诈骗罪,天津的公安机关也没有管辖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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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勇辉律师(左)和田文昌律师

  朱勇辉说,《刑事诉讼法》第107条、公安部《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15条明确规定,“刑事案件由犯罪地或犯罪嫌疑人居住地管辖”,而“犯罪地包括犯罪行为发生地和犯罪结果发生地”。本案合同签订地、项目履行地和资金汇出地、资金接收地等所有行为和结果均发生在西安,天津市公安机关对案件没有管辖权。

  天津公安人员一度以“报案人资金汇出地在天津”为自己辩解。朱勇辉回应,法律仅仅规定了“实际取得财产地”有管辖权,未规定“资金汇出地”有管辖权。稍后,律师取得银行转账凭证,确认涉案资金并非从天津、而是从西安汇出。

  朱勇辉说,同理,天津的检察机关和法院也无权管辖本案。因此,他多次申请天津的司法机关回避本案,只是未被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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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泽律师(左)和叶万和律师

  打击犯罪还是插手经济纠纷

  在朱勇辉看来,天津公安机关介入本案明显属于干预经济纠纷。

  朱勇辉得出上述结论有两方面理由:第一,前述公安部公通字(2005)101号文件的规定。他说,本案尚未裁决、没有法院(或仲裁庭)移送、没有检察院通知此案涉嫌犯罪。正因如此,西安市公安局才撤销了案件;第二,违反“一事不再理”的法律基本原则。同一个案件,基于同一个事实,在一个侦查机关已经作出合法有效的撤销案件的决定后,其他侦查机关不得在此介入这一案件,除非经法定程序撤销了前一决定。天津公安机关的介入,不仅违反了“一事不再理”的原则,而且对前一侦查机关合法行为的否定。

  事实上,在天津市公安机关办理此案的过程中,各种“情况”不断发生。

  2014年12月31日中午,本案仲裁负责人叶万和的手机铃声突然响起。正坐在高铁上的他,听见电话那头说:“派出所打来电话,让您赶紧回电话过去。”

  他马上回电话后,对方有些急迫地说:“我是天塔派出所民警,张耒在监视居住场所用玻璃顶住自己脖子,他要和律师通电话,你劝劝他。”

  随之,那头传来张耒的声音:“天天严刑逼供,我已经四天四夜没吃没喝了……赶快来,我现在血流得厉害……”

  “我惊愕难言。民事案件引起的纷争,我的当事人何以出现如此极端情形?” 叶万和说。

  当时,有多家媒体调查和报道了这起流血事件。在事发现场,澎湃新闻社的记者看到带有血迹的玻璃。附近居民向记者反映,此前,多次听到成年男子的惨叫声……

  朱勇辉说,从2014年10月26日起,公安机关就禁止我和同事会见张氏弟兄。我们无法了解案件进展,也无法向委托人提供帮助。我们只好等待侦查终结、案件移送检察院。我们提醒过公安机关,让他们在(案件)移送检察院之后依法通知我们。然而,案件11月21日移送检察院后,我们并未得到通知。

  事后,朱勇辉得知,在10月26日那天,公安机关已违法将张耒的强制措施由逮捕改为指定居所(居民小区内)监视居住。检察机关发现后,曾书面要求公安机关改正,但未奏效。

  张耒的母亲说,同年5月的一天,公安人员还来到孙女(张耒的女儿,当时读高一)的学校,当着同学和老师的面对孙女说:“你爸是诈骗犯,你不能考大学……”

  在朱勇辉看来,“12·31”流血事件的发生与张耒受到种种不公正对待有关。因此,他们向天津各办案单位及公安部、最高检反映情况。也正是在此时,他们获知早在一个多月之前,案件已经侦查终结并移送检察机关。

  案件被移送检查机关后,情况并未好转。

  从2015年1月4日到3月18日,京都律师七赴天津,五赴看守所,但是一直无法会见张耒。其中四次,朱勇辉被公安机关违法要求“接受调查”。

  2015年1月20日上午,朱勇辉第二次来到天津。当他和时任辩护人田文昌律师一起到达天津市第二看守所要求会见张耒时,同样遭拒。看守所工作人员向他们出示了天津市公安局经侦总队一封公函,函中称,会见张耒需经公安机关许可。当两位律师指出该函“内容违法”时,看守所人员未予回应。

  后来,田文昌律师亲自向公安部负责看守所等羁押场所管理的部门反映情况,才见到张耒。

  专家观点及媒体报道

  陕西升泰要求天津博华履行合同,支付后续资金,而天津博华对于能否办下该项目的全部手续失去信心。由此产生纠纷,提交仲裁庭仲裁。

  天津博华将本案上升到合同诈骗的理由是张耒刻意隐瞒前面提及的“两件事情”——政府要求整体改造和改造方案因为没有及时办理转接登记而失效,即刻意隐瞒项目已经无法实施的实情。

  对此,张氏弟兄的辩护律师指出,既然案件性质已经改变,就应该根据合同诈骗罪的构成要件进行全面分析。以下便是律师的分析——

  1.项目土地真实存在。陕西升泰与村委会签署了合作开发协议,支付了相应合同款,该协议一直没有解除。

  2.天津博华对“两件事情”完全知情。如,天津博华在2011年8月的《项目投资回报和测算》写道:“与整村开发单位合作,推进整村控规编制,落实我方设计意图。”

  在交易之前,天津博华聘请了著名的中伦律师房地产团队对升泰公司和涉案项目作了尽职调查。中伦团队向天津博华详尽描述了项目情况,包括项目改造方案需要重新获得批复。

  3.合同双方都预料到了相应风险,因此约定:如果涉案项目的后期审批情况不能达到开发条件,张氏弟兄将退回全部款项。而且,张氏弟兄没有挥霍、潜逃,其公司也有退款能力。

  综上,辩护律师认为,本案根本“构不成合同诈骗罪”,这是一起纯粹的合同纠纷,双方的争议应该由仲裁委裁决。

  目前,张氏弟兄已上诉,本案将由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进行二审。

  另悉,村委会已出具书面材料,证明其与升泰公司签过协议,收过升泰公司支付的资金,与升泰公司合作开发的土地四至范围没有纳入他人的开发范围,该土地至今仍然在等待开发……

  2015年7月11日,应京都律师事务所邀请,中国顶级的刑法和民商法专家高铭暄、陈光中、赵秉志、陈泽宪、陈兴良、王敏远、陈卫东、杨立新、孙宪忠等人对该案相关问题进行了咨询和论证。专家一致认为,本案性质是土地开发项目转让民事纠纷,被告人的行为不构成合同诈骗罪。天津市司法机关对本案无管辖权,案件应当移送西安司法机关管辖。

  身为中国政法大学客座教授的田文昌律师说:“这是我生平做过事实最清楚的无罪案件之一。”

  叶万和律师在一审法院作出有罪判决、自己又受到威胁之后对记者说:“眼睁睁看着一个民事案件变成刑事案件,无论是专业人士的良知,还是普通人的良心,都不允许我装聋作哑。”

  这一案件也引起了多家媒体的关注。有媒体在报道此案时,直指天津公安机关介入该案时天津市公安局原局长武长顺尚未落马这一事实,认为该案是“典型的经侦乱象”和“武长顺的负面资产”。

(责任编辑:亦小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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