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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生物学家学术造假骗2亿元补贴

 文/程盟超
 
        2016年9月1日,美国权威学术期刊《科学》杂志官网披露的一条消息让美国知名高等学府杜克大学成为一桩丑闻的主角——该所大学福斯特肺部医学实验室生物学家波茨·康德涉嫌伪造实验数据,并因此帮助福斯特实验室和其他研究机构骗取了美国联邦政府总计2亿美元的补贴。2016年8月,美国地区法院启动了相关调查。如果情况属实,根据美国《虚假申报法案》,杜克大学可能要返回美国联邦政府最高3倍的补偿款,即6亿美元(约合40亿元人民币)。
 
        纸包不住火的学术造假
 
        波茨学术造假的端倪在2013年一次挪用公款的调查中就已显现,但并未引起人们的重视。
 
        当时,波茨使用学校公务信用卡在沃尔玛超市和亚马逊消费并伪造收据,她因涉嫌贪污2.5万美元而被捕。对此,杜克大学将其开除,同时对其“学术诚信”展开调查。
 
        在被查出盗刷公务信用卡之前,波茨一直被看作是“学术之星”。从2005~ 2013年的9年时间里,波茨在福斯特实验室累计发表了38篇论文,其中部分论文刊登在影响力颇高的权威期刊上。这些论文在当时的学术市场上很受欢迎,甚至有一篇论文在发表后较短时间就被引用了257次。
 
        此外,从2006年开始,波茨凭借这些虚假数据,帮助杜克大学拿到了至少49个项目的8280万美元的联邦资助,间接帮助其他研究机构申请到的15项额外经费达1.209亿美元。然而,杜克大学的调查结果却显示,波茨通过实验得出的大量数据无法得到验证,以致她超过一半的学术著作都被学术期刊“表示关切”甚至直接撤稿。不过,波茨学术造假的事情并没有立刻被揭发出来。杜克大学当时也称波茨离职的原因是正常的人事变动,与其学术污点无关。
        因此,在之后的两年多时间里,这位造假了大量数据的科学家一直在安享晚年。直到2015年1 1月,这份平静被美国联邦法院的一纸传票打破。法院传票称波茨伪造数据,骗取联邦政府补贴的行为已涉嫌违反美国《虚假申报法案》。
 
        波茨的前同事约瑟夫·托马斯以美国《虚假申报法案》举报了波茨和杜克大学。这项于1863年通过的法案规定,凡涉及政府立项的医疗、军事和其他官方开支计划,有知情人发现舞弊现象并举报的,可依法获得政府保护,并有权得到1/3的赃款作为奖赏。
 
        托马斯在举报书中表示,在波茨被辞退之前,福斯特肺部医学实验室的相关负责人就曾接到有关波茨学术造假情况的举报。其中一项证据显示,2011年10月,美国卫生部发布了一份公告怀疑福斯特实验室某位核心调查员旗下的某位博士后(即波茨·康德)可能为获取资助而伪造数据。
 
        举报书称,该核心调查员曾在2010年和2011年先后提醒实验室的总负责人和另一位同样怀疑波茨捏造数据的副教授,但这些问题最终都不了了之。托马斯还称,自己掌握了杜克大学纵容波茨学术造假的真相。
 
        最近,美国联邦司法部将决定是否受理托马斯的举报。在历史上,一旦司法部立案,被举报者被证明违法的概率将高达80%以上。即使司法部不立案,托马斯也可以凭个人身份替联邦政府起诉杜克大学。  对此,杜克大学发言人迈克尔·舍恩菲尔德曾声明,校方是在201 3年波茨盗刷公务信用卡事件曝光后才发现她存在学术不端的问题的,并立即通知了多个联邦机构,还按照联邦法律的要求展开了详细调查。在一次官方发布会上,迈克尔·舍恩菲尔德还宣称,杜克大学不应该受到《虚假申报法案》的追责。
 
        对造假惩罚的三个疑问
 
        学术造假已经成为全世界普遍面临的一个问题。据2009年的一项调查显示,20 010的科研人员承认曾捏造过数据;1/3的科研人员承认有其他学术不端行为,如隐瞒或剔除对结论不利的数据,或者为了得出更好的结论而修改实验细节、使用不适宜的研究方法,甚至直接修改研究结果。
 
        疑问一:学者会为学术造假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最常见的惩罚是撤稿,这是学术不端被发现后的必然结果。201 1年,《医学伦理》杂志公布了一组统计数字,称21世纪第一个10年,仅医学杂志数据库PubMed上能查到的撤稿已达到742篇。一门学科的一个细分数据库尚且如此,所有学科的撤稿篇数总和可想而知。
 
        除了撤稿,学术研究人员也会因学术造假而被关进监狱。美国麻省州立犯罪实验室的化学家安妮·杜汗因数据造假被判处5年监禁。安妮学术造假涉案多达4万例。据调查,其中一半以上的案例没有做过检测,安妮随便编个数字就被当作了证据。因此,根据她提供的数据被错误定罪或无罪释放的人不在少数。
 
        安妮是为数不多的遭遇牢狱之灾的代表,在更多没有造成“直接”危害的学术造假中,这些造假者面临的最严重惩罚仅是被辞退。
 
        201 1年,欧洲新版《心脏病指南》推荐大多数手术病人在术前使用B受体阻滞剂,但制定这一指南所依据的临床研究数据涉嫌造假。这项临床研究的带头人、荷兰著名心血管专家珀德曼宣称,手术患者使用B受体阻滞剂能大幅度降低死亡率。然而,其他研究者的超大样本分析却得出了令人震惊的结论——β受体阻滞剂不但没有作用,反而会使手术死亡率提高27%。造成这一差错的主要原因是珀德曼修改了实验数据。揭露这一丑闻的医生曾愤怒地说:“独裁者的屠杀都比不上这种恶行!”但珀德曼最终仅被解雇。没多久,他就又重新找到了一份临床工作。
 
        疑问二:为什么学术造假者很少得到惩罚?
 
        这种结果与法案要求的“主观恶意”有关。以处理虚假申报案见长的律师托里·杨认为,骗取医疗保险类案件很容易证明违法者的“主观故意”。但在学术领域,问题则复杂得多。一方面,研究者的行为不端很可能只是私人行为,无法判定其所属的研究机构是否知情;另一方面,人们很难判定数据造假对获得经费是否至关重要。有时结果虽然被歪曲了,但问题本身确实值得研究。只有证明大学的管理层在意识到学术欺诈后依旧纵容造假行为并借助虚构结果牟利,才可能面临处罚。
 
        疑问三:杜克大学是否对波茨学术造假毫不知情?
 
        该问题是舆论关注的焦点,也成为案件走向的关键。一直关注此案的律师苏珊娜·布鲁姆认为,《虚假申报法案》正被越来越多地用于起诉研究机构中的欺诈行为,这起判例有希望将法案的监管范围延伸至大学。
 
        据数据显示,在过去的十几年里,只有四起追查大学的虚假申报案件,其中仅有两起针对常春藤名校康奈尔大学的案例获得了胜诉。但这几起案件基本都是奖助学金、慈善基金类问题,不涉及学术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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