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拔呼吸管致母死亡,孝顺还是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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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侯刚

  事件回放

  《法律与生活》2015年10月31日,四川省眉山市一名朱姓老人因车祸造成脑部严重损伤,陷入昏迷。几天后,其子及其家属将维持老人生命体征的医疗呼吸管撤除。医院护理人员接到设备报警后,火速到场准备恢复患者的呼吸机,却遭到家属阻拦,老人最终不治死亡。撤除呼吸管,老人的儿子给出的解释是,因医院称其母获救渺茫并不断催促家属交款,且家中经济困难,无奈才作出这种选择。

  从法律视角切入,如何认定朱老太家属行为的法律性质?在患者本人无法自主表达意思的境况下,法律该如何实现对生命权的保护?

  法律解读

  解读1 对患者的积极医治是不可妥协的伦理底线

  现代社会,“生命高于一切”、“救死扶伤”的观念无论是在民间还是在医疗专门领域,均已内化为基本的社会意识,构成文明社会伦理观念的重要内容。不仅如此,而且,患者的生命权、健康权与尊严权,“三位一体”,共同构成了现代医学伦理观。

  由此可见,对患者的积极医治及对宝贵生命的极力挽救,是不可妥协的伦理底线。上述三项权利中,人的生命权具有最根本的保护价值。无论处于何种窘迫的境况,只要公民的生命没有客观上自然终结,就始终具备社会成员的主体资格。通过实施任何人为地、主动地结束其生命的举动,无论出于何种考虑或动机,都因违背社会伦理而不能被主流意识轻易接受。

  此外,放弃治疗不同于积极阻断治疗,前者更多是在医疗技术有限性的前提下采取的符合医疗伦理的消极治疗,更突出维护患者的最后尊严,这与后者主动、断然地“撤管”阻断治疗的做法不可同日而语。

  老人的家属将呼吸管拔掉的行为,等同于患者的医疗救治保障取消,导致特定条件下生命维持条件的丧失;加之其随后又主动阻止医护人员复接呼吸设备的行为,无疑构成积极的阻碍行为。这一有意识的阻碍,从根本上背离了社会正常观念,无法被人理解。由于“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倘若行为超越了这一限度,就极可能进入法律评价的范围了。

  由此可见,郑某等家属通过积极的“撤管”行为阻止对其母救治的行为不仅不合伦理,而且涉嫌侵害他人的生命权,已涉嫌故意杀人。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应由法律做出最终评判。

  解读2 拔掉患者呼吸管行为涉嫌故意杀人

  通俗而言,法益是指法所保护的、客观上可能受到侵害或者威胁的个人生活利益,包括生命、身体、自由、名誉、财产等利益以及立足之上并可还原为个体权益的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因此,世界各国(各地区)法律均有规定,公民的生存(生命)权为法律所保障的个人基本权利,并由国家根本法确立为抽象法律原则之一;该法益尤其以《刑法》的保护最为直接和彻底,《刑法》通过制定“故意杀人罪”的罪名以制裁杀害他人而彻底剥夺他人生存权(生命)的犯罪行为,以保护个人法益中最重要的生命法益。

  我国《刑法》第232条明文规定:“故意杀人的,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根据我国的传统犯罪构成理论和我国司法实践惯例,触犯故意杀人罪需要达到相应的标准。首先,犯罪主体(犯罪人)应当达到相应的刑事责任年龄(年满14周岁),并且没有其他影响其承担刑事责任的情况(如不能辨认自己行为的精神病人)。其次,涉嫌犯罪的人员应当具有实施法定客观行为的故意,也就是说过失或者无意的行为导致他人死亡后果的不能认定为故意杀人行为。值得注意的是,此处定义的故意,并非指行为动机,如无论是出于图财害命还是大义灭亲,只要是企图非法剥夺他人生命,就具备了杀人的故意。此外,构成故意杀人犯罪,还应当实施了具体的客观行为,如用刀砍、用石头砸、投毒及类似的杀人行为。仅在脑海中图谋却没有实际行动的,不成立犯罪。

  具备上述基本构成要件,大致可以认定一个人是否触犯了故意杀人罪。但现实情况并非这么简单明确。拒不履行法定义务或者因主动阻止他人履行法定义务,直接造成他人死亡后果的,也可能构成故意杀人罪。

  就本案而言,一方面,老人的儿子原本就应对其母履行法定的赡养支持义务。现其母遭遇特殊情况,陷入丧失意识及自主能力的垂危状态,老人的儿子作为监护人,更应当直接承担保护和救助义务,以最大努力挽救母亲的生命。这不仅是伦理要求,而且具有法律强制性,即法定的作为义务。老人的儿子不仅未积极地作为,反而背道而行,将其母赖以维持生命的呼吸设备撤除。不仅如此,他还阻拦现场的医护人员的救助,应为故意“不作为”。

  因此,老人的儿子及其他家属通过特定的行为方式意图剥夺他人生命,可以认定构成故意杀人。应当注意,老人家属的不作为行为究竟是否直接造成了朱老太死亡,并不影响其犯罪的成立。

  解读3 “安乐死”与“放弃医疗”的客观区别及法定后果

  案件事实关联“安乐死”的问题。“安乐死”源于古希腊文Euthaxtasia。在我国,“安乐死”被称为“无痛苦致死”,指身患绝症、濒临死亡的病人因难以忍受肉体的痛苦,应本人或其家属要求,医生为减少病人难以忍受的剧烈痛苦,采取措施提前结束病人生命,使其安乐死去的行为。也有称为“怜悯杀人”或“仁慈杀人”的。

  “放弃医疗”的对象同样是正在经历剧烈的肉体痛苦或已经丧失意识而生存无望的垂危病人。但与“安乐死”采用主动方式终结患者生命不同的是,前者不再实施积极抢救和康复措施,转而在维持其基本存活条件的情况下听任患者的生命自然终结。

  显而易见,二者有本质的区别。帮助病人实施“安乐死”的行为,无论是主观故意还是客观行为,甚至在侵害生命权的法益客体方面,都与《刑法》中的故意杀人罪极其类似。将实施“安乐死”行为视同故意杀人行为,是法学和司法领域的主流态度,即无论是否得到病人或家属的承诺,就算是出于减轻病人痛苦的动机,“安乐死”仍然是主动致人死亡的行为。而“放弃治疗”的行为在总体上遵循了人的客观生存条件,并未人为介入死亡事实的发生,故不存在显著违法问题。

  综上,“撤管”的做法是否构成刑法上的故意杀人(不作为)犯罪行为,应从以上几个条件加以全面分析。若行为人明知患者尚有相当的生命体征,依据医疗客观经验推断也存在救治的必要和可能,家属实施阻止治疗甚至主动导致患者死亡的行为就可以认定成立不作为犯罪。反之,如果家属没有采用积极阻止救治的行为,而确认同意医院放弃治疗,转而医疗维持护理方式,而后患者自然死亡,就不能轻易认定家属及医疗机构的做法具备违法性。

摘自《法律与生活》半月刊2015年12月下半月期

  作者简介

  侯刚 北京京润律师事务所律师,刑法学博士,主要执业领域为刑事辩护、公司商事法律顾问、房地产与拆迁法律事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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