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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亲述:张氏叔侄冤案中鲜为人知的事

  【编者按】

  《法律与生活》2016年3月13日上午,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听取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分别作的“两高”报告。报告中提及,加强审判监督,各级法院再审改判刑事案件1357件,依法纠正陈夏影绑架案、陈满故意杀人放火案等一批重大冤错案件。

  早在2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中国法院的司法改革》白皮书,公布了2013 ~2015年各级法院纠正包括浙江张氏叔侄案、内蒙古呼格吉勒图案等冤假错案23起;2015年,各级法院共依法宣告1039名被告人无罪。2014年以来,受理申请的国家赔偿案金额共1.13亿元。

  张氏叔侄案是一起典型的冤案,最终为这起冤案翻盘的是北京律师朱明勇。他在清华大学出版社为他出版的《无罪辩护》一书中详细地讲述了此案一些诡异古怪的细节。
 

律师亲述:张氏叔侄冤案中鲜为人知的事

 

文/朱明勇

  我的手机通讯录中有很多奇怪的名字,如“河北杀人”、“广西诈骗”、“河南申诉”、“安徽冤案”等。记下这样稀奇古怪的名字,是为了方便我知道来电者身份的同时即刻联想起案情。其中,“安徽冤案”正是轰动全国的张氏叔侄案——张高平、张辉强奸杀人案的亲属张高发的代名。我与这起案件的交集,要从一根火腿说起。

  一根火腿开启希望之旅

  2010年11月24日,我在郑州出差时接到一个电话,是安徽省歙县一个名叫张高发的人打来的,他说他在北京我所在的律师事务所内。接着,他便风尘仆仆地赶到郑州来见我。

  当天晚上12点,我费尽周折找到了张高发住的“旅馆”——河南省郑州市南郊一个简易的路边汽车修理部。狭小的院落里,一盏昏暗的白炽灯在风中摇曳着,散发出微弱的光。我沿着一栋破旧的楼房的楼梯上行,墙边冰凉的铁管扶手锈迹斑驳。

  二楼第一间便是张高平所住的201客房—— 一间只有五六平方米的小屋。屋内没有卫生间,没有桌椅,门上居然没有锁。我说:“你带着材料,住在一个连锁都没有的房子里很不安全,万一材料丢了怎么办?”

  张高平说:“这里便宜,30元一晚上。”听他这么说,我明白这是没钱了的状态。然后,我带他来到附近一个叫“都市客栈”的快捷酒店,花了120元开了一个房间。

  在这里,我慢慢地听他讲起这个充满离奇和辛酸的故事,还有7年来他不停奔波的一肚子苦水。

  “朱律师,你是个好人,你把马延新的案子都打赢了,一定要帮帮我们啊!我们与他一样的冤啊!”张高平说,“新疆有一个检察官也很关心这个案子,是他叫我们来找你的。我们找你好不容易啊,都找了两年多了!”

  那天夜晚,我们谈了很多。说到动情之处,张高发老泪纵横;听到惊人之处,我心潮起伏。特别是当他告诉我张辉、张高平的案子中有一名证人袁连芳与马延新案中的证人袁连芳是同一个人时,我一扫满脸疲惫,来了精神,因为这个叫袁连芳的证人正是我曾经苦苦寻找而不得所知的神秘人物。

  在马延新案件中,这个神秘的证人袁连芳曾经作证证明“同号犯马延新神态自若地向我讲述了他的犯罪经过”。但是,几次庭审,这个神秘的同号证人均不露庐山真面目。今天,在张高发讲述的张氏叔侄案中,这个神秘的证人再次出现。同样,他的证词也以“同号犯张辉神态自若地向我讲述了犯罪经过”的方式出现在判决书中。这样出奇一致的“神态自若”句式让我刹那间形成一种确信,又一起冤案来了。

  当天凌晨3点,我在微博上写下这段话——

  一位60岁的老人从安徽赶到北京,用木棒挑着一根火腿和一包申诉材料,都是给我的。可是他到了北京却找不到方向,通过助理才知道我在外地。于是,老人又马不停蹄地乘火车赶到我所在的城市。刚刚看完他的材料,绝对的冤案,而且差一点儿两条人命归西。我心急如焚……揭露这起冤案需要的是何等的勇气和艰难。

  最终,我决定接下此案。

  棰楚之下叔侄认罪

  2003年5月18日,一个炎热后漫扬着微风的肃杀午夜,17岁的安徽少女王冬的生命在杭州这座美丽的城市画上了句号。带王冬来到杭州的,是她的同乡张高平、张辉叔侄俩。

  当年,正值“非典”肆虐。同为司机的张高平、张辉叔侄俩商议,想趁着同行不敢出门的机会赌一把,继续出车跑长途,多赚些钱。

  5月18日晚上,当驾车出城送货的张高平、张辉途经高速路检查站时,张高平的一位熟人请求他们将同乡少女王冬顺路捎至杭州。于是,一行三人驾车离开了歙县。他们谁也未曾料到,各自的前路竟然是一场诡异的亡命之旅。

  5月19日凌晨,张高平、张辉将王冬捎带至钱江三桥附近的艮秋立交桥。分手时,因担心女孩联系不上亲戚,张辉将自己和张高平的电话以及一个家庭电话写在了王冬的小本子上,告知其联系不上亲戚时给他们打电话。随后,张高平、张辉来到上海卸货。

  这之后的数天时间内,他们依旧在皖、浙、沪之间的相同路线上穿梭往返着运货、卸货——沿着这条冥冥之中快要断线的生命轨迹。

  5月23日夜晚,张高平、张辉在搭载王冬的那座检查站被警方抓捕,原因是王冬死亡,他们成为头号疑犯。

  叔侄奸杀同乡未成年少女的消息在小城疯传。刚拿到律师证的王亦文接到张高平妻子的委托,接下了这起案子。但他没想到,这起案子办起来如此棘手与艰难,竟耗尽了诸多人的茫茫十年光阴。

  2004年4月21日,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宣判,因强奸杀人,判处张辉死刑,判处张高平无期徒刑。同年6月,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改判张辉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张高平有期徒刑15年。至此,保住一条命的张辉和张高平开始了漫长的申诉过程。

  2005年年初,尚在浙江一所监狱服刑的张高平和张辉在电视上获悉,浙江大学城市学院的女生吴晶晶被出租车司机勾海峰掐死。被抓后三个月,勾海峰即被执行了死刑。

  此后,张辉被押送到南疆的库尔勒监狱服刑,张高平被押送到北疆的石河子监狱服刑。在石河子监狱,张高平遇到了张飚——新疆石河子市人民检察院监所科原驻监检察官。

  在张飚的帮助下,新疆石河子市人民检察院决定以一级检察机关的名义正式向浙江省人民检察院发函,温和地提醒“此案部分疑点”,“希望贵院予以重视”。

  3年中,石河子市人民检察院5次将张高平的申诉材料和检察机关的调查笔录连同检察院对案件众多疑点的意见寄往4000公里之外的浙江,但均无回音。

  2010年,59岁的张飚即将退休。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后,他有了从检以来第一次以私人名义展开的公务活动:舍弃了公函,写下了一封充满“感情色彩”的私人信件,寄给了浙江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陈云龙。

  收到来信后,陈云龙指示浙江省检察院控告申诉处负责人回电给张飚:来信已收到,材料已按程序转交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等相关部门。随后,便杳无音讯。

  十年炼狱终翻盘

  最初,在接手张氏叔侄案时,我计划用3~5年的时间将此案平冤。

  2011年3月8日,当我来到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查询张氏叔侄案7年来的申诉情况时,意外获知,电脑中竟没有这起案件的申诉材料。我压抑住心中的愤懑,冷静地告诉对方,我们今天算是第一次来申诉。我现场写了一份申诉状,填写了一张《信访登记表》,盯着他们将此案录入计算机。

  走出申诉庭,我和张高发坐在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大门前的石凳上一言不发,张高发甚至没有明白7年来他的申诉重归起点的意义。

  随后,我收到了张飚检察官的短信:“我马上就要退休了。有关张辉、张高平的案件,只能拜托你了。申诉很难,你千万别放弃。每到深夜,想起张高平哭诉被刑讯逼供的情景,我都整夜难以入眠。”

  这条短信触动了我内心的柔软,也坚定了我坚持下去的信心。

  2011年,在接受一家媒体采访时,我向记者讲述了张氏叔侄案。与以往讲述其他冤案不同的是,我将此案的主题界定为“神秘的专职证人”。我认为,案件到了这个时间节点,通过媒体披露袁连芳这个神秘的“专职证人”是我工作的重要一步,通过挖出袁连芳引起人们对这起案件的关注。此时,袁连芳在河南作证的那起案件的被告人马延新经过河南省人民检察院的两次抗诉、四次审理,已经无罪释放。将这两起案件联系起来,也许能动摇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判决。

  在北京的办公室内,我拿出媒体联络本挨个给我的记者朋友打电话,讲述关于“专职证人”袁连芳的故事。随后,多家媒体对此表示了浓厚的兴趣。多名调查记者兵分几路、协同作战,寻找袁连芳这个证人。

  经过惊心动魄、如履薄冰的调查后,袁连芳浮出水面。

  袁连芳,1962年出生于杭州。2001年1月,因贩卖淫秽光盘,袁连芳被警方抓获。而后,他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6年。但他没有被送到监狱服刑,而是被关押在看守所内“留所服刑”,“为公安办事”,成为“狱侦耳目”。在马延新案和张氏叔侄案中,他均成为“证人”。在多次调派“外地”协助公安机关“工作”完成任务后,他被准予减刑10个月。2004年9月12日,他被刑满释放。

  多家媒体发出多篇有关“专职证人”袁连芳以及张氏叔侄案的报道后,最终引起杭州市公安局领导的重视,重新比对王冬指甲里残留的DNA成分——而这成为此案日后翻盘的重要一环。最终,鉴定结果为:王冬指甲中残留物的DNA成分与勾海峰DNA分型7个位点存在吻合。此时,勾海峰已被枪决8年之久。这一份鉴定结论的出炉,最终撼动了正义的轮盘。

  2013年3月26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宣判,张辉、张高平无罪,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俞新尧向他们鞠躬道歉。

  2013年3月26日11时许,拿到无罪判决书的张高平走出高墙,大喊:“我们清白了!”站在一旁的张辉满眼擎泪。

  后记

  此案当事人以及与此案有关的人近况——

  张高平和张辉获得220万元国家赔偿后闲居在家,没有工作;

  “专职证人”袁连芳独自住在杭州一间10平方米的房间内,中风偏瘫,足不出户,形同自囚;

  律师王亦文依然坚守在小城歙县;

  检察官张飚退休多年,荣获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多项荣誉称号;

  当年报道此案的记者有的成为某媒体法治报道部主任,有的则以高分通过司法考试步入律师队伍;

  我继续在全国各地代理案件。

摘自《法律与生活》半月刊2016年4月上半月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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