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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星诉转载方:何以彼之言,却成吾之责

  主讲人:朱晓磊(北京星权律师事务所主任)

  顾若平(星权联盟律师)

  

  《法律与生活》近年来,在信息传播的形态上,以社交网络等为媒介的转载作为二次传播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已不容小觑。笔者及律师团队不仅代理多起明星维权案件,对明星的危机公关提供法律意见,而且还通过非诉讼的方式处理过多例基于转载而形成的侵权案件。

  当明星将转载方诉诸法律时,转载方往往觉得很无辜。其抗辩理由不外乎以下两条:第一,自己并非涉嫌侵权文章的原发方,只是转载而已;第二,其他网站也有转载,诸如某门户网站以及地方网站等。简言之,“他说的,不是我说的,而且其他人也说过这样的话,为什么要我承担责任?”

  究竟在何种情形下涉嫌侵权文章的转载方须承担侵权责任呢?笔者将以Angelababy案为例予以剖析。

  Angelababy VS 某医院:非原文转载更须担责

  伴随着Angelababy事业和爱情的双丰收,关于她整容的言论也甚嚣尘上。2016年4月12日,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对Angelababy诉某医院侵犯其肖像权、名誉权一案作出一审判决,判令某医院向Angelababy公开致歉,并赔偿精神抚慰金10万元。

  此案源于2015年4~5月期间,某医院的激光整形美容中心在其微信公众号上发布两篇题为《黄晓明和Angelababy结婚,真不担心下一代的长相?》《七年整形才成就女神Baby,你才做一个疗程都嫌多?》的文章。

  笔者及律师团队在接受Angelababy的委托后,对案件的基本情况进行梳理,并对涉嫌侵权的主体准确锁定。经调查,发布涉嫌侵权文章的微信公众号为该医院的激光整形美容中心,通过认证信息及微信公众号中的内容可判断其所属医院。随后,笔者将这家医院列为被告,诉至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

  被告方委派律师到庭参加诉讼。庭审中,被告的代理律师辩称,涉案文章中使用的图片是某网站已经公开发表的图片,且文章内容系转载,所配图文并无推广被告的业务内容。

  事实上,就本案而言,被告作为有偿提供整形美容服务的单位,为扩大知名度,推广其整形项目,擅自使用Angelababy的肖像,并反复强调Angelababy是通过多年多次的整形方成就如今的美丽和幸福,其行为足以构成对Angelababy肖像权、名誉权的侵犯。

  对此,笔者做出如下简要阐释。

  首先,肖像权是自然人基于自己的肖像所体现的以精神利益及财产利益为内容的具体人格权,是一种专属于自然人的基本人格权,不因照片的公开、发表而丧失,更不会因Angelababy为公众人物而丧失。

  其次,涉案文章即使为转载,但被告在文章中添加了大量内容,如“面部五官精雕,男神、女神上镜脸,你也可以拥有”等推广性文字以及被告整形项目及整形示例的介绍。依据对这些内容的修改和添加,可以判断被告转载侵权内容为主观故意,其过错更为严重。同时,正是由于被告的上述行为,在客观上直接导致侵害原告肖像权的损失后果。较之原文,被告发布的内容令Angelababy的损害后果进一步扩大。

  最终,法院支持了笔者的主张,并在判决中写道:被告系提供有偿美容服务的机构,为达到扩大影响、知名度的目的,未经原告允许,在网络媒体上大量使用原告的照片,其侵犯原告肖像权的行为存在。侵权人是否使用已经公开发表的图片,并非界定构成侵权的标准……原告提交的证据,可以证明其姣好容貌系天生丽质,而非后天整形结果。被告所转载文章却反复强调原告是通过多年多次整容使然,其文字中充满调侃之意,并认定女性如想获得异性青睐、事业成功或社会认可,只有从容貌上争取。其文章不但侵犯原告声誉,而且误导社会舆论。被告的行为已经严重侵犯原告的名誉权,依法应当承担侵权责任。遂法院作出上述判决。

  媒体不同,注意义务也不同

  现在,互联网中的转载主体呈现多样性,既有专业媒体,又包含以自媒体、社交网络等为代表的非专业媒体。不同的转载主体因其性质及影响力不同,其法律意义上的相应注意义务也不同。

  营利性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在自身的门户网站中以转载形式发布信息,其转载内容会为其带来经济利益。根据权利与义务相一致的原则,其对转载的信息负有更高的实质审查义务。

  同时,不同转载主体的影响力大小也决定其注意义务的大小,如网络大V因其粉丝众多,其发布的信息将在社会中产生较大影响。因此,其对转载信息的注意义务较之普通网络用户要更严苛。

  此外,在笔者曾代理的我国某位著名歌唱家的名誉权纠纷案件中,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在一审判决中提及,“退一步讲,即便为转载,对于关系社会公众人物社会形象的重大判断事项,转载和源发媒体均应负有一定的注意义务,履行必要的审核程序”。该法院的法官认可,转载媒体作为专业媒体具有较高的注意义务,未经审核转载相关侵权内容,在主观上存在过错。

  非原文转发已成为互联网中的常态,对原文的关键信息进行修改用于博人眼球,已成为网络中惯用的伎俩。但这些方式恰恰是认定转载者责任的关键所在,也是判断转载者承担责任大小的主要依据。

  综上,从提高信息传播效率、促进资源共享的角度来看,对转载者完全施以严厉苛责的要求,并非客观上可以实现,毕竟转载者与原发者的责任有所不同。但不能因此放纵、忽视了转载者的转载行为,特别是专业媒体、网络大V等影响力较大的主体,它们在网络转载中应承担更多的责任与义务。

  花絮

  转载,顾名思义是将已经发表过的作品再次发表,并标明非再次发布者原创。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三十三条第二款规定:“作品刊登后,除著作权人声明不得转载、摘编的外,其他报刊可以转载或者作为文摘、资料刊登,但应当按照规定向著作权人支付报酬。”

  2015年4月17日,国家版权局办公厅发布了《关于规范网络转载版权秩序的通知》。其中第二条第二款规定:“报刊单位与互联网媒体、互联网媒体之间相互转载已经发表的作品,不适用前款规定,应当经过著作权人许可并支付报酬。”然而,对于转载而言,其不仅涉及著作权意义上的权利保护,在另一个层面上,转载之内容本身也折射出对第三人权利的保护问题。

  互联网的飞速发展为信息和作品的传播带来前所未有的变化,网络媒体用户的激增、新媒体的泛化,使信息通过转载被快速地放大。以往,普通报刊或杂志中的一篇文章,在受众中的影响具有局限性。客观地说,即使文章内容本身不真实,其影响范围有限,但在互联网时代,一名普通人的只言片语经过编辑、加工,经“网络大V”的发布乃至门户网站的转载,其所产生的爆发力已经不容小觑。

  无论是普通公众还是网络名人,乃至演艺人士,面对网络中如此巨大的影响力都显得势单力薄。加强自律意识以及法制宣传,最大限度地实现言论自由、尊重互联网发展与人身权保护并行不悖,显得刻不容缓。

  典型案例

  徐杰敖诉新浪案:专业媒体须承担更大的注意义务

  2014年8月,最高人民法院在公布《关于审理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时,将“徐杰敖与北京新浪互联信息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浪)侵犯名誉权纠纷案”作为八大典型案例之一予以公布。

  2003年11月13日,辽宁省沈阳市公安局为解决一些长期被拖延的疑难案件,对徐杰敖控告申诉案件召开复核听证会。由于沈阳市公安局的主动“申请”,其下属于洪区分局成了这次听证会的“被告”。这次会议被媒体解读为公安局主动申请当“被告”,成为中国警方首创之举。

  据悉,2002年10月13日,徐杰敖向沈阳市公安局于洪分局报案,要求公安机关追究其合伙人王伟利职务侵占的刑事责任。于洪分局在经过大量取证后,做出不予立案的决定。因不服于洪分局的决定,徐杰敖多次到相关部门上访,前后历时一年多。他的案件也成为被拖延的疑难案件。

  在会议中,某都市报作为新闻机构参与其中。第二天,该报以《持伪证“民告官”骗局被揭穿》为题做了相关报道。11月16日,新浪即在其网站中转载该文章。

  2004年,徐杰敖以侵害其名誉权为由,将某都市报诉至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人民法院。法院经审理后作出判决,认定某都市报虽作出了客观真实的报道,但报道中的标题及内容多次用到“骗局”二字,使原告的名誉权受到损害,判决某都市报在其报纸上公开赔礼道歉,并赔偿徐杰敖精神抚慰金2万元。

  2006年6月9日,某都市报在当天的报纸中刊登了致歉声明。但新浪并未及时删除转载文章,致使该侵权文章在长达8年多的时间内都可以在线浏览。徐杰敖以新浪未及时更正为由,将其起诉到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要求其承担侵权责任。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认为,因某都市报的致歉声明篇幅过小,且位置不显著,造成新浪未能更正或删除该信息,其不具有主观恶意,但却具有过失,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法院酌情判定新浪赔偿徐杰敖经济损失费8万元及精神损害抚慰金2万元。

  这一判决作为典型案例为转载者的责任承担确立了一个标准,即专业媒体应承担更大的注意义务。

  摘自《法律与生活》半月刊2016年6月下半月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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