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蝶变——从供血到造血的民间慈善

本刊记者/李云虹 铁铮

  《法律与生活》 在我国慈善事业发展过程中,一批批民间慈善者用一颗颗向善之心,步履维艰地探索着慈善事业的发展之路。因为努力而带来的改变,让邓飞、王克勤、袁立、王行娟等人的名字必将铭刻在慈善事业发展史上。

  邓飞,一名调查记者。11年来,他用如炬的目光发现并用锋利的文字揭露过中国社会的阴暗面。如今,他卸掉尖锐的外壳行走在慈善路上,以柔然的力量推动了“免费午餐”、“中国乡村儿童大病医保”、“暖流计划”、“女童保护”、“让候鸟飞”、“中国水安全计划”等多个大型公益项目。在乡村儿童、乡村环保和乡村经济三个方面,他帮助中国乡村儿童获取基本公平和保障,支持乡村有尊严地成长。

  王克勤,著名调查记者。2011年6月15日,他联合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共同发起的“大爱清尘·寻救中国尘肺病农民兄弟大行动”,专项救治在死亡线上苦苦挣扎、缺失救助与关心的中国600万名尘肺病农民,将大爱清尘公益项目发展至今。

  袁立,我国著名演员。作为大爱清尘永远的志愿者,她在2015年亲自跟随王克勤探访、救治尘肺病患者,成为大爱清尘第一名“下到村庄的”明星志愿者。

  王行娟,民间公益事业常青树。离休后,她毅然投身于保障妇女权益的公益事业,创建了我国第一家民间妇女研究所(后更名为北京红枫妇女心理咨询服务中心)。而后,她又创立了为单亲家庭进行心理和社会服务的方舟家庭中心以及首个“农村女童性侵犯预防教育”项目。如今,耄耋之年的她依旧行走在民间慈善路上。

  …………

  这些民间公益人用一颗颗温暖之心,在各自的慈善领域摸索着、前行着,渐渐地完成了民间慈善工作从“输血”向“造血”的转变。

  2016年3月16日,“怀胎”11年之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终以高得票率通过,并将于

  2016年9月1日正式实施。在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深圳国际公益学院院长王振耀看来,这不仅是我国慈善事业建设的第一部基础性和综合性法律,而且是中国公共伦理的一次大转型。它将我国“无序”生长的慈善事业带入“法治”轨道的同时,也将给民间慈善者带来助力。

  1 记者邓飞:走在慈善的路上

  人物小传

  邓飞,调查记者。十多年来,他用如炬的目光发现并用锋利的文字揭露了中国社会的一些阴暗面。如今,他行走在慈善的道路上,从“免费午餐”的公益项目作为起点,接连开展了“中国乡村儿童大病医保”、“暖流计划”、“女童保护”、“让候鸟飞”、“中国水安全计划”等多个大型公益项目,并创建“e农计划”,在乡村儿童、乡村环保和乡村经济三个方面帮助中国乡村儿童获取基本公平和保障,支持乡村有尊严地成长。2016年,他的团队开启了“拾穗计划”,旨在对事实孤儿开展捐助。

  2016年4月7日,邓飞与湖北省巴东县人民政府合力,在该县耀英坪小学建成了第二个“会飞的盒子”——巴东盒子(即可以移动的智能宿舍,第一个“会飞的盒子”建在了贵州省黔西县沙坝小学),解决该校小学生因上下学路途远带来的住宿问题。这是邓飞所做的慈善项目中的一项。邓飞说:“其实改变没有这么难,只要我们愿意联合起来、行动起来,就可以让改变发生!”他在用行动改变中国。

  昔日:用笔杆子追寻新闻真相

  熟悉邓飞的人都知道,邓飞是一位出色的调查记者,骨子里拥有“倔强、正直以及信奉真理的力量”。他试图用手中的笔杆子“写出中国的幽暗秘密”,以表达自己忧国忧民的人文情怀。

  无论供职单位是《今日女报》还是《凤凰周刊》,邓飞始终在做调查报道。《常德火车站内部有黄牛》《寻妻》《中国城市水源危局》《衡阳福利院贩婴事件》《丽水官员集资游戏》《南昌连环命案》《中国癌症地图》等一批至今读来依旧发人深省的作品在这段时间横空出世。污染、腐败、贫富差距、资源透支等问题跃然出现在邓飞的笔下。有很多同行都钦佩邓飞持续保持着“行走在追寻新闻真相的道路上”的那份激情、敏感和愤怒。在他的内心某处,“保留着一份不肯睡去的期待”。

  在追寻真相的调查之路上,邓飞不可避免地遇到过很多次危险:在玉树差点儿被十几条藏獒吃掉,在拉萨差点儿被车撞死,在广西包一台车连夜赶到贵州瓮安现场……这些危险没有阻挡他工作的热情,他“曾在一年里为《南方周末》写下3篇调查报道,一度是《南方周末》发稿最多的外报作者”。

  邓飞不是孤身奋斗,他身边集聚了一群调查记者。2005年,邓飞建立QQ群,取名为“小刀”。随后,200多名调查记者在此群里抱团。再后来,他建立了500名记者组成的高级QQ群,取名为“蓝衣”。自此,全国媒体记者协同共振,一股巨大的媒体力量由此生发,开始把脉中国。

  真正让邓飞这个名字响彻全国的当属新浪微博史上的第一起公共事件——“宜黄事件”。

  2010年9月16日清晨,江西女孩钟如九和她的姐姐在南昌昌北机场遭遇县委书记等官员截访。因钟家遭遇强拆,家人自焚。上午8点57分,邓飞接到其他记者的求援电话后,发布第一条微博。之后,事情戏剧性突变,钟家姐妹俩情急之下躲进卫生间并拨通了记者的电话。9点04分,邓飞发布了第二条微博,“昌北机场直播二:两女躲在卫生间和中国保持通话……”

  很快,邓飞发出的微博引爆民意狂澜并受到中央高层的关注。随后,邓飞再次利用微博推动一场“南昌大驰援”,令钟家母女转危为安。最终,在“宜黄事件”中,涉事县的县委书记、县长、副县长等一干官员落马。

  在这次被称为新浪微博史上的第一起公共事件中,邓飞被认为极大地拓展了舆论监督的权力边界:他利用个人微博,而非公共媒体,迅速表达和传播了自己的意见,并有力地实现了变革。

  如今:用慈善行动改变乡村

  “理想、激情、责任和成就感”是支撑邓飞从事十余年调查记者的原动力并让他找到了人生的使命。2011年是邓飞人生的转折年,他完成了从调查记者到民间公益者的华丽转身,开始做慈善,变得柔软起来。

  2011年年初,在邓飞发起的“微博打拐”行动中,他帮助被拐孩子彭文乐找到了亲生父母。当孩子被解救时,邓飞兴奋地瘫坐在地。在打拐行动中,邓飞呼吁整合媒体和民间资源,支持和帮助公安系统打击拐卖儿童犯罪。这让邓飞第一次看到了“柔软的力量”。

  同年2月25日晚上,在南海上,一艘游轮安静地游弋。在庞大游轮上的小剧场内,天涯社区年度颁奖晚会热火朝天,邓飞荣膺“天涯社区2010年度记者”奖。正是在这次颁奖晚会上,邓飞认识了“中国最美支教教师”、“铅笔芯”微公益活动发起人蔡加芹,并了解到一些边远乡村的孩子没有热腾腾的午饭吃。

  蔡加芹说,每次她吃午饭时,孩子们闻到香味,总是眼巴巴地看着她。她只能回到宿舍关起门来悄悄地吃午饭。而一些孩子只能靠喝凉水抵御饥饿。

  记者出身的邓飞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中国乡村撤村并校遗留的问题。如何解决?邓飞、蔡加芹以及《南方周末》评论员鄢烈山三人商议,通过捐款的方式到蔡加芹所在的学校建食堂,让孩子们能吃上一顿热气腾腾的午饭。

  彼时,邓飞并未意识到,他们的做法将会产生蝴蝶效应,掀起一场波澜壮阔的慈善运动,深刻地改变中国乡村教育格局,创造中国慈善史上绝无仅有的奇迹。

  那一天,邓飞在微博上留下了这样一段话:一起努力,贫困学生“免费午餐”计划。身为明星的马伊琍回应邓飞称:有需要帮忙说一声,大家都愿意!随后,邓飞带着一群记者赶赴贵州开始调研。他发现,中国各省乡村儿童普遍深陷困境——被集中在一个学校的很多孩子中午无法回家吃饭,面临校园饥饿。孩子们喝凉水,烧土豆、玉米、红薯或者买伪劣小食品充饥的情形令他心碎,他决心帮助这些乡村孩子。邓飞认为,“撤村并校的背后是更加宏大的时代变迁与断裂。中国一度牺牲乡村发展城市,制度性抽空乡村的劳动力、资源和资金,给乡村留下至少6100万名承受空虚重担的孩子”。

  其他国家也面临过这样的问题。多年前,印度政府为解决小学生吃饭问题,推出免费校园午餐制度,不仅让1.2亿名小学生午餐能吃饱,而且增加了教育普及率。日本在战后困难时期推广午餐配给制度。美国也有由政府补贴午餐的免费制度,惠及3000万名学生。但中国尚无该项计划。

  2011年4月,邓飞和500名记者在微博上发起了“中国乡村儿童免费午餐”呼吁,尝试用行动帮助贫困乡村的孩子们免受饥饿,让他们获取基本营养。在邓飞们的呼吁下,中国人的爱与善良如涓涓细流,最终汇聚成江河,不仅获得了一些地方政府的良好合作,而且得到全国很多地区和各界人士的支持。

  2011年4月2日,贵州省黔西县沙坝小学成为全国第一所享受免费午餐的学校,免费午餐正式启动,169名学生吃到了免费午餐:一份米饭,一个煮鸡蛋,一勺酸菜炒肉,一勺烧土豆,一勺白菜汤。附近的村民赶来围观,他们说,孩子们家里穷、住得远,午餐问题困扰了好几代人。

  一群记者、大学生等志愿者开始滚起巨大的慈善雪球,河南、湖南、湖北、江西等省相继跟进,很快实现了免费午餐的全国大接力。如火如荼的免费午餐行动令儿童饥饿困境进入社会和国家的视野。

  2011年10月,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宣布决定启动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中央财政每年支付160亿元,按照每人每天3元的标准,为699个试点地区的2600万名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提供营养膳食补助。

  2011年11月,民政部一位原司长、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称:“免费午餐项目是一个由民间组织发起的慈善行动,短短半年时间就改变了国家政策的走向,惠及千千万万名乡村儿童。时间之短、效果之大,在欧美等国也找不到这样的先例。无论是民间与政府的良性互动,还是开启政策倡导以及影响公共政策的制定,免费午餐都是中国慈善史上前所未有的行动。这对于世界公益慈善事业也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随后,邓飞又相继发起了“中国乡村儿童大病医保”公益项目,为孩子筹钱治病,让他们有尊严且病有所医;“让候鸟飞”公益项目,帮助候鸟免于大规模杀戮;“中国水安全计划”,联合各界解决中国水污染问题……

  未来:在公益之路上继续前行

  为了从根本上改善乡村困境,邓飞联合中欧国际工商管理学院的校友们发起了“e农计划”。他尝试使用移动互联网发展旅游和农产品销售,帮助农民增长收入,让父母回家,解决空巢老人和留守儿童的问题,帮助乡村有尊严地成长。

  邓飞希望,能以此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城市化制度性抽空乡村人、财、物的问题,而这也是民间慈善事业从输血到供血的有益尝试。

  “e农计划”最早的受益者是云南大山中一位名叫四宏的孩子。他身患先天性心脏病,11岁时体重仅相当于5岁儿童的体重。他经历着父亲出走、母亲改嫁的不幸境遇。在家中,只剩他的爷爷和一棵核桃树可以依靠。

  2013年,大病医保团队救助了四宏,通过“e农计划”销售出去的核桃所得让祖孙俩有了稳定的生活。曾经的消费者、后来成为“e农计划”发起人的汤浩意外发现,核桃让他和一个孩子、一个家庭有了情谊。

  与“免费午餐”等靠捐款为继的公益项目不同,“e农计划”倡导“购买就是做公益,消费也能帮孩子”的理念,让孩子家庭收入增加,孩子的困境得到缓解,逐渐实现公益资金募集的可持续化。

  邓飞作为“e农计划”理事长,他更专注做一件事,即想方设法扩大农产品的销售,千方百计地帮农民创收。他依托电商平台及其产生的大数据分析,每个月集中力量主打一款贴牌“e农春天”的农产品。在邓飞的设想中,“e农计划”会形成一个生态圈,不仅有旅游、食品、养老院,还可以推动传统文化项目。公益组织也将被邀请驻村,培训农民如何决策开会、选举带头人,形成一套模式后再复制推广,最终完成战略包抄——乡村再造。

  2016年伊始,邓飞及其团队还发起了“拾穗计划”——动员城里的孩子关注没有爸爸或妈妈的乡村孩子,给他们写信。一个家庭一年捐助2600元对接一名单亲失依孩子,持续扶助其改善生活状况。“现在,上海、浙江的很多家庭已参与到这项行动中”。

  邓飞说,在公益之路上,他发现了一种非比寻常的认知:柔软自己,服务社会,让爱、良善和悲悯等舒缓成长。此间,他们“感受到了不可思议的美”。

  抽题

  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大爱清尘基金,源自2011年6月15日由著名调查记者王克勤联合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共同发起的“大爱清尘·寻救中国尘肺病农民兄弟大行动”专项救治在死亡线上苦苦挣扎、缺失救助与关心的中国600万名尘肺病农民的公益项目。2012年3月,经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批准,该基金成为独立基金。

  2 演员袁立:大爱清尘永远的志愿者

  人物小传

  袁立,浙江省杭州市人,演员,于1992年考入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1998年,与陆毅共同主演电视连续剧《永不瞑目》;2000年,在《铁齿铜牙纪晓岚》中扮演“杜小月”;2002年,凭电影《绝对情感》获得第25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女配角奖;2006年,主演意大利导演吉赛贝·托纳多雷拍摄的短片《重聚》。

  2016年4月11日,当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大爱清尘基金(以下简称大爱清尘)志愿者陈静将一条尘肺病患者谢大斌家尚未通电的情况通过微博发布后,旋即有网友提供了用电方法。随后,袁立回复称:这个方法可行的话,钱不是问题,请当地志愿者接洽。文字的后面还配有一颗跳动的红心。袁立知道,对于尘肺病患者来说,没电,意味着“用不了氧气机”,意味着无法缓解痛苦。除了演员身份外,袁立在2015年还拥有了一个新的特殊身份:大爱清尘永远的志愿者。

  从2016年4月1日~11日的十天内,袁立的微博共转发了7次关于尘肺病患者的情况。她呼吁:“大家一起来关心弱势群体,关心尘肺农民,越来越多温暖的手伸向他们!”

  一个饱含关爱的拥抱

  说起袁立与大爱清尘的结缘,似乎与她早些年的公益行动不无关系。

  早在几年前,袁立就开始关注公益事业,陆续给几家公益组织捐过钱。但她渐渐发现了一些公益领域的问题,开始期待能有机会近距离观察公益组织的运作,以便作出自己的判断和选择。

  有一次,在网上查询公益组织资料时,袁立无意间注意到河南省老寨村村民张海超“开胸验肺”事件。那时,她对尘肺病和大爱清尘一无所知。于是,袁立在微博上问崔永元:“我怕被骗,你实话实说,王克勤这人怎么样?”随后,崔永元回复称:“这个人,你值得相信。”

  2015年6月18日,袁立在微博上第一次转发了大爱清尘发起人王克勤在责任领袖年会上的一段视频。至此,袁立与王克勤隔空相识了。通过对尘肺病的了解,袁立被王克勤所披露的600万名尘肺病人这一巨大数字所震撼。2015年6月25日,袁立通过微博发声:“了解尘肺起因,呼吁社会关注。我愿意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一个月后,大爱清尘为了完成《中国尘肺病农民生存状况调查报告(2015)》,计划用十多天的时间前往陕西省镇安县柴坪镇、旬阳县红军乡等地,走访、了解和调查当地尘肺病患者群体的生存以及救助现状。

  王克勤通过微博将这一消息告诉给了袁立:“要不你来看看尘肺农民怎么活的。”没想到,袁立用最快的速度回复称:“随时调遣,听从指令。”袁立的这一反应,出乎王克勤的意料。他没想到,袁立“会真的来做志愿者”。参与过大爱清尘活动的明星不少,“但下到村庄的,袁立是第一个”。王克勤担心身为明星的袁立对此行的艰苦情况没有预知,于是,他明确地告诉袁立:“我们要去穷乡僻壤,会住农家,吃的也会很糟糕。”袁立表示:“你们住哪儿,我住哪儿;你们吃什么,我就吃什么。”

  对袁立而言,一场说走就走的公益之行就这样拉开了帷幕。也正是这样一次围观公益组织真实的探访调研过程,让她真正地看到尘肺病人需要帮助,觉得“做这个公益组织,实现了自己的理想”。

  2015年7月8日晚上8点,袁立乘坐飞机从杭州抵达西安。米色衬衫、牛仔裤、旅游鞋、一个布背包、一个小号旅行箱是袁立此行的全部家当。褪去了明星的光环,此时的袁立仍不失清丽。真诚与和善是她留给志愿者们的第一印象。

  7月9日一大早,袁立和其他志愿者伴着朝霞出发了。第一站,他们来到了位于陕西省西南部镇安县大山深处的柴坪镇。这个镇所辖的9个村都有人数不等的尘肺病患者。

  在尘肺病患者张世和家,袁立被告知,由于需要探访的病患太多,志愿者人手严重不足,她将和另外两名志愿者承担向阳村48名尘肺病患者的入户探访调研工作。

  转瞬间,袁立从一名跟随调研的“旁观者”变为探访志愿者。没有丝毫犹豫,袁立应声接下了这项任务。她换上大爱清尘志愿者的白色T恤衫,戴上她在柴坪镇新购置的大草帽,依靠摩托车和步行来到向阳村。

  在向阳村,给袁立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徐德地。这名尘肺病三期患者的家可以用家徒四壁来形容:三间石板屋顶的土坯房,墙上已经裂了几道大大小小的口子,昏暗的屋内空空如也。徐德地艰难地靠在床头吸着氧。因呼吸困难,加上为了治疗类风湿吃激素药,他有些浮肿的脸变得异常憔悴。30多岁,正值壮年,可徐德地看起来却像五六十岁的老者。因患上尘肺病,徐德地的妻子抛下了他和孩子离家出走,没有了音讯,家里只剩下两位60多岁的老人和两个还在上小学的孩子。

  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在昏暗的房间内,坐在徐德地病床前的袁立给了他一个温暖的拥抱。一丝微光从窗外投射进来,照在了袁立的脸上,也照在了徐德地被病痛折磨的身体上,更照进了这个穷困潦倒的家中,也照在了所有人的心底。在场的志愿者被这一幕深深打动了。

  事后,被问起当时的情景时,袁立告诉记者:“我只想通过这个拥抱传递一份力量给这个苦难的家庭。”于是,这个满含信任与慈爱的拥抱被定格在了光影之中,成为凝聚关爱的见证。

  一场关于生命的大援救

  同住向阳村的尘肺病患者任能平的遭遇,也令袁立难以忘怀。6年前,任能平的妻子不堪重负,离家出走。2011年,年仅33岁的任能平已经为自己准备好了棺材。在任能平的家中,常挂在袁立脸上的亲切温暖的笑容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沉重的表情。“尘肺病人的家里一般都备有棺材,按说这应是给老人准备的。但是,这样的病人大都是青壮年。”袁立在当天的微博中如此写道。

  在离开任能平家时,袁立鼓励他说:“你会越来越好,因为很多有爱心的人开始了解并关注你们。”袁立和任能平立下一个美好的冬季约定:冬天,袁立还要来柴坪镇向阳村任能平的家里,和他一起吃顿饭。这是一名志愿者与尘肺病患者之间的生命约定。袁立说:“我认识他,也很喜欢他。因为他柔软、谦卑、诚实,我把挂在胸前多年的饰物戴在了他的脖子上,希望他心中喜乐,不要忧伤。”

  2015年12月31日,正当人们沉浸在迎接新年的欢乐中时,袁立却牵挂着远在无锡的一个人,他就是任能平。彼时,任能平第一次乘坐飞机,抵达无锡市人民医院。在全国人大代表、无锡市人民医院副院长、胸外科主任陈静瑜的帮助下,任能平准备接受肺移植手术。

  对于一名尘肺病患者来说,进行肺移植手术,仅手术费一项约需60万元,后期吃药、维护费用每年约需10万元。这样巨额的费用,是尘肺病患者无法承受之重。但任能平是幸运的,因为陈静瑜表示愿意替任能平承担一半费用。费用问题解决了,接下来就是寻找合适的供体。

  通过袁立以及很多有识之士的微博呼吁,最终,供体在桂林找到了。

  2016年1月6日6点多,一场通过微博进行直播的肺移植手术分别在无锡和桂林两地开始了。而此时,袁立正在赶往无锡的火车上。当天下午4点左右,手术顺利结束,任能平被推入重症监护室。此时,已经赶到医院的袁立出现在了医院,她希望:“任能平明天醒来看到我,还能认出我。”

  遗憾的是,虽然手术很成功,但任能平没能度过后期的排异反应,在1月10日去世。

  就在任能平走后不久的1月20日,国家十部委联合下发《关于加强农民工尘肺病防治工作的意见》,从七个方面提出了中国尘肺病农民问题的解决方案与对策。在王克勤看来,这是具有里程碑意义与价值的一件事。

  一句不曾遗忘的“心好痛”

  在多次接受采访提及那一次实地调查之旅时,袁立都会讲一句话:“心好痛!”这是湖北省郧西湖北口回族乡尘肺病患者周文兵68岁的老母亲见到袁立时说的一句话。

  每每讲起那段情景,袁立都会为之动容,并深深地感染着周遭的人们。

  每当夜幕低沉,一位68岁的老人就会拿着儿子的身份证一遍又一遍不停地擦拭,并用嘶哑的声音重复着三个字:“心好痛!”本该到了膝下承欢、颐养天年的时候,可她唯一的儿子周文兵却因尘肺病而离世,此生母子俩再也无法相见,生活的重担全部压在这位老人的肩上。那一刻,袁立拥抱着老人,泣不成声……

  据一名志愿者说,自跟随大爱清尘志愿者团队进入秦巴山区后,袁立就不停地去当地银行取钱。有一次,取回钱后,袁立高兴地说:“银行行长真好,给的全是新钱,还给了信封。”她不允许自己直接把钱拿出来给人,也不允许记者拍照。“帮助别人,更要维护别人的尊严”。

  袁立一直跟随王克勤奔走于秦巴山区,翻山越岭,关切疾苦,躬身服务尘肺病农民,每天工作超过16个小时,其爱心善行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也令此次探访调研活动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崔永元、任志强等微博大V纷纷转发袁立发布的探访活动,并表示支持;袁立、王克勤也被湖北省十堰市郧西县人民政府聘任为精准扶贫爱心大使暨尘肺病防治工作顾问。

  在王克勤看来,这是地方政府携手公益组织全方位整合社会力量共同应对尘肺灾难并以尘肺病家庭综合救助为贴入口实施精准扶贫的有力举措,对形成尘肺病防治“政府尽责,民间尽力,社会关注”的工作局面产生积极意义。

  2015年12月,为了配合完成大爱清尘尘肺病科普宣传片的拍摄,袁立坐“猴”车下矿井体验煤矿工人的艰辛,找寻煤矿工人尘肺病的成因。她说“当把瓦斯爆炸检测仪挂在腰间时,我哭了,不是因为害怕,而是心里突然很悲悯,还有这么一群人,在这样工作着。”这更坚定了袁立作为一名志愿者继续为尘肺病患者服务的决心。(大爱清尘志愿者江源、张晶晶对此文有贡献)

  3 王行娟:我国民间公益事业的常青树

  人物小传

  王行娟,北京红枫妇女心理咨询服务中心主任,中国婚姻家庭研究会理事,中国妇女研究会理事,中国女性人才学会理事,中国家庭文化建设协会常务理事,曾任《中国青年报》、北京出版社记者、编辑,1988年离休后创办了北京红枫妇女心理咨询服务中心,1998年创立了为单亲家庭进行心理和社会服务的方舟家庭中心。

  对大多数人来说,退休意味着开启了颐养天年的旋钮。但对于第一代中国青年报人、畅销书作家的王行娟来说,离休意味着另一段人生的开始——她选择投身于公益事业中。1988年10月,她成立了中国第一家妇女研究所,并于1992年开通了中国第一条妇女服务热线电话。而后,她的身影出现在民间公益事业的船头,成为一面旗帜。

  唤醒女性主体意识

  枣红色的中长大衣、淡粉色的丝巾、牛仔裤,三件带有时尚元素的服饰是出现在记者眼前的、87岁高龄的王行娟的一身装束。满头银发的她走路矫健、声音洪亮,同实际年龄有很大出入。

  1930年,王行娟出生在一个旧式大家庭。1949年7月,还在金陵大学中文系读书的她怀着一腔革命热情参加了革命。新中国成立后,王行娟进入《新华日报》,成为新中国最早的女新闻工作者之一。1951年,她调入《中国青年报》,成为第一代中国青年报人。在新闻出版行业,她度过了近40年的韶华。1988年,从北京出版社离休时,她已是当时知名的畅销书作家。

  离休后,王行娟出人意料地选择创办一家民间妇女研究所。

  20世纪80年代,我国首次修订的《婚姻法》公布实施后,出现了离婚现象猛增的情况。一些由于丈夫升官发财、移情别恋而被要求离婚的女性自发组成了“秦香莲上访团”,要求严惩变心的“陈世美”。在与“秦香莲上访团”中的妇女接触过程中,王行娟看到了大量无助的女性。她开始思考新时期的女性权益保护问题。随后,她有了开办专门研究妇女问题的民间研究所的念头,旨在帮她们重新找回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

  1988年2月的一天,王行娟召集了一批当时关注妇女命运的妇女界精英到她家里,共同探讨筹建一家民间妇女研究组织的可能性。王行娟清楚地记得,那天的会议开了一整天。中午,她招待大家吃炸酱面。正是这次会议,催生了我国第一家民间妇女组织的诞生,人们亲切地称这次会议为“炸酱面会议”。

  同一年10月7日,我国第一家妇女研究所正式成立。

  王行娟记得,当时,研究所的办公地点是北池子小学传达室旁一间只有6平方米的小屋。从旧货市场买了两张桌子、三把椅子组成了研究所的全部家当。在冬天透风、夏天漏雨的小屋内,王行娟和几位朋友苦中作乐地开始了女性权益保护的研究工作。

  王行娟清楚地记得,在研究所成立当天,自己一语道破成立妇女研究会的初衷:“唤起妇女主体意识的觉醒,跟上时代的潮流,协助她们找到出路与自己的位置,是时代的召唤和要求,也是我们成立妇女研究所的宗旨。”

  第一家妇女研究所也成为日后建立的北京红枫妇女心理咨询服务中心(以下简称红枫中心)的前身。

  当时,国务院在13个省市搞优化劳动组合试点,王行娟选择了汕头、杭州、沈阳等几座城市做调研,访问下岗女工,了解她们的生存状况和感受。通过调查,王行娟了解到,如果妇女在提升职业技能、树立自力更生的心态这些方面得不到解决的话,妇女在现代化进程中就会缺乏竞争力,她们的职业结构就会下沉。

  当调查结果由于种种原因无法公之于众时,王行娟开始思考,如何将研究和服务结合起来。她认识到,倘若研究结论不能走学院式的研究道路,那么,应该寻找另一条路径,让研究为妇女服务,让妇女们认识到只有跟上社会的发展、自立自强,让自己的腰杆挺起来,才能重新找到在社会中的位置。

  用理解抚慰创伤

  1992年9月1日,由王行娟创建的我国第一条妇女心理咨询热线正式开通。

  热线电话开通之初,有人说,中国妇女没有打电话的习惯,这条热线不会“热”。没想到,热线电话开通的第一天,便铃声不断。当时,这条咨询热线产生了轰动效应,因为事情太新鲜,新华社为此编发了通稿,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媒体都报道了此事。每每谈及此事,王行娟都会不自觉地嘴角上扬,露出自豪的笑容。

  这条热线电话开通至今,已由最初的一条专线发展到多条专线,先后接到几十万个咨询电话。宣泄、情感支持、开发救助者进行自助自救、唤起妇女主体意识、社会服务是这条咨询热线的五大功能。

  1996年11月,我国第一家妇女研究所正式更名为红枫中心。王行娟告诉记者,尽管机构更名实属无奈之举,但她的初心不曾更改。

  有一次,王行娟接到一个电话。打电话的女子向编号为001的志愿者即王行娟讲述了自己的故事:她跟丈夫都是高学历知识分子,两人谈了几年恋爱后结婚。但结婚两年来,两人的生活一团糟,经常为了一点儿芝麻小事就大吵。最近,带大她的外婆去世了。一想起外婆,她就忍不住痛哭流涕。可是,她的丈夫却丝毫不理解,看到她哭,便会不耐烦地说:“谁家没有外婆,谁家外婆没有去世的时候,哪有像你这样没完没了哭的?”

  耐心倾听完这名女子略带忧伤的故事后,王行娟说:“我理解你,我理解你对外婆有很深的感情。”听到这句话,这名女子在电话那头哭了起来,说:“老师,你真是太好了,我就希望有人能理解我。”

  每当王行娟讲起这段真实的故事,她都会很感慨,“仅是‘我理解你’4个字,就拥有如此巨大的力量”。在她看来,妇女热线没有灵丹妙药,但它能深入女性的心灵,抚慰她们的创伤,给予她们丝丝慰藉。

  用执着保护女童

  2016年3月2日,由全国百名女记者联合发起,旨在保护儿童、防止性侵的公益组织“女童保护”在北京京师律师大厦召开了2016年全国两会代表委员座谈会。作为“女童保护”基金专家顾问的王行娟受邀出席。

  王行娟对性侵幼女问题的关注起始于2010年。当年,她看到一则新闻,一名农村女童被成年男子性侵害,下体血肉模糊。她在感到难过和痛心的同时也暗下决心,“要做预防性侵幼女的项目”。

  当时,虽然这类事件的社会关注度还不高,但王行娟已经意识到,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旋即,第一个“农村女童性侵犯预防教育”项目应运而生。

  王行娟决定先从在校学生的培训做起。在我国性教育普遍缺失的现实背景下,王行娟的行动注定打上了艰难的烙印。她联系了几所学校,都遭到了拒绝。“很多学校一听谈性侵害教育,马上回绝了。”王行娟说。学校的顾虑是多方面的:一是害怕被人误解为学校出了问题;二是受传统性禁锢观念的影响,怕被说成教唆;三是没有教师愿意承担这方面的教学任务,学校也没有对教师进行过有关专业的培训。

  最终,王行娟通过私人关系找到了一所愿意接受培训的小学。但校方提出,“性”这个字眼绝对不允许放在培训手册上,讲课时也不能提及,只能掺杂在一些户外安全知识中讲解。

  “刚开始,校长也害怕,担心出问题,毕竟大多数家长都没有这方面的概念与意识。”王行娟说。真正让学校和家长从心底接受,是因为附近学校发生了一起性侵害事件。这一惨剧的发生,令校方和家长意识到,类似的问题可能随时上演。

  2013年,随着海南校长带小学生开房、官员强奸幼女等一系列性侵幼女事件的曝光,让触目惊心的女童安全失守的现状大白于天下。“14岁以下的占被性侵害幼女的60%~70%,留守女童尤为严重。”王行娟坦言。至此,她提出构筑家庭、学校和社区三道防线,抵御性侵害事件的发生。按照三道防线的设想,红枫中心除了继续在北京、河北多所学校进行培训,还安排志愿者去社区讲解相关知识。 “我想把这个模式推广到更多的地方。”王行娟说。但碍于资金与身份等多重问题,她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

  2013年9月,全国妇联发起了百家公益联盟“守护童年”行动,红枫中心开始与妇女发展基金会合作,开通了保护儿童的专线。

  2013年10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和司法部联合出台了《关于依法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见》,表示将严惩性侵未成年人犯罪,并首次明确了从重处罚的七种情节。在王行娟看来,这些都是积极的信号,让她看到了希望。

  从最初的被质疑和被误解到现在的共识与谅解,“农村女童性侵犯预防教育”项目坚持至今。它带给女童的不仅是预防性侵的知识,更是尊重、健康、安全与关怀。

  现阶段,王行娟认为,保护儿童不受性侵害是国家的责任,是全社会的责任。防止儿童性侵害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将此工作纳入政府工作范围,由政府一个部门牵头,与相关部门建立联动机制,才能在家庭、学校、社区实现全覆盖,为儿童的健康成长创造一个安全的环境。也只有在相关部门联动的基础上,才能建立起社会的救助系统,为受到性伤害的儿童提供从法律到医疗、心理等一系列的救助。

  从开通第一条妇女热线到开通老年热线、反家庭暴力热线,从一手创办红枫中心以弱势妇女、儿童为主要对象到打造方舟家庭中心等多个著名公益品牌,耄耋之年的王行娟在用生命影响生命。在民间公益这条路上,她“并不孤独,有许多爱心人士与我相扶同行”,她很“享受这个过程”。

  4《慈善法》,将慈善带入法治轨道

  2016年3月16日,“怀胎”11年之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以下简称《慈善法》)终于以“赞成2636票,反对131票,弃权83票”的高得票率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审议通过,并将于

  2016年9月1日正式实施。

  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新闻发言人傅莹表示,慈善法分量很重,这是我国慈善事业建设的第一步基础性和综合性法律。

  作为《慈善法》整个立法过程的参与者和推动者,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深圳国际公益学院院长王振耀对《慈善法》的出台感到欣慰。他认为,这部法律将对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是中国公共伦理的一次大转型。

  早在十年前,王振耀就提出一个概念:“平民慈善”。“平民慈善是一座没有被开发的金山,所以,中国慈善事业发展才非常不理想。没有平民,慈善事业做不大,全世界的经验都证明了这一点。”

  2010年,曾任民政部救灾救济司司长的王振耀火了。同年6月,他从民政部辞职,就任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此前,他在政府任职了22年。一纸辞呈,将他的身份从官员变成了民间人士。

  从那时起,王振耀给自己的理想定位是“桥梁”:“为政府和民间搭一座桥梁,让社会更有建设性,更有力,能让民间和政府形成良性的互动机制。”

  事实上,这些年在公益救助领域,民间组织开始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据统计,近几年政府层面累计救助近20万名大病儿童;仅2013年,96家民间公益组织就救助了近10万名大病儿童。但那个痼疾依然存在:民间组织各自为政,与政府少有沟通。

  为了推动儿童大病救治联盟,王振耀奔走数年,每次都苦口婆心地呼吁各方尽早联合起来。最终,民政部、卫计委、财政部以及国内近10家儿童大病救助类民间组织一同坐下来,探讨建立儿童大病救助联盟。

  王振耀曾这样总结公益慈善的发展趋势:2005~2007年,是政府规定;2008~2011年,已经看出民间力量;2012~2013年,逐步进入官民互动;2014~2015年,政府开始购买社会服务,反映了公益组织的社会服务能力提升与政府的良性关系基本形成。

  邓飞开展的“e农计划”旨在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城市化制度性抽空乡村人、财、物的问题,也是民间慈善事业从输血到供血的有益尝试。自我造血,或者叫社会企业模式,是公益组织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

  大爱清尘从2012年开始,动员尘肺病农民进行自我造血与创业尝试。同时,他们发动广大网友进行资源与技术支持。甘肃古浪的赵文海、四川汉源的何春蓉都选择了在淘宝开设网店。2015年年底,在众人的帮助下,何春蓉建立了自己的微店。

  贵州思南县的尘肺病病人孙凡军联合其他几名尘肺病患友,开设了一家养殖合作社。经过一年多的发展,目前该合作社有黄牛100多头、羊600多只。据悉,孙凡军创建的这家养殖合作社成为当地创业重点扶持项目,并得到了当地政府的政策支持。

  现在看来,王振耀多年前提出的“搭起一座桥梁”的理想已经实现了。在他看来,“公益组织有时做得不够周到,政府比较包容;政府有些政策不太妥,社会也没有剑拔弩张的情绪。这是一个良性的、善的社会框架形式,也是一个国家稳定的社会基础。”

  毋庸置疑的是,《慈善法》将我国“无序”生长的慈善事业带入“法治”轨道,对我国慈善事业的发展具有标志性意义。

摘自《法律与生活》半月刊2016年5月上半月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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