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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门:股份企业横遭拍卖 八百股东股金打水漂

    “红帽子企业”:由私人资本投资设立,而又以公有制企业(包括国有和集体企业)的名义进行注册登记的企业,或者挂靠在公有制企业之下的企业,即名为公有制企业实为私有制企业。
    改革开放前,中国只有清一色的公有企业,即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之后虽然私人被允许进入某些领域置产兴业,但存在可能的政治风险,因此就戴上一顶公有的红帽子作为保护。于是,出现了一大批名为公有企业实为私人企业的“红帽子企业”。

文/图 《法律与生活》深度报道组

        “‘股票钱还能要回来吗?’父亲在病床上使出最后的力气问我,我一边点头一边去擦从他眼角流下的两行老泪。这时,他的头一歪,圆睁着双眼就永远地离开了我们。”说到这儿,陈德顺的女儿陈卫琴放声痛哭。

       陈德顺只是江苏省海门市三厂镇中兴村(2001年并入兴虹村)800多名“失股”村民中的一人,不同的是,他曾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还是大股东之一。

       中兴村紧靠长江,隔江与上海崇明岛相望,曾与南街村、华西村齐名。30多年前,董仁亲和陈德顺等人,带领村民集资创办了股份制公司。然而,就在公司“年利润达8000多万元,固定资产达10多亿元”时,被以“改制”为名,以2230万元的价格,“拍卖”给了原公司副总仇云龙;此后,又被以19.2亿元的价格,卖给了广东某上市公司。而包括陈德顺在内的800多人的数以亿计的股票全部蒸发,人们两手空空离开了奋斗了二三十年的工厂,其中很多人变成了需要政府救济的“三无”人员,走上了至今无果的维权之路。
 
        创办股份制公司,财富如山
 
        回望中国农业合作化的历史,就要提到中兴村。

        “我们是那个时代的排头兵,‘学大寨赶中兴’这个口号,响遍当时的中国。”6月2日,曾任南通特种钢厂(下称‘南通特钢’)副经理的张金石,在受访时告诉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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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股东张金石(中)向记者展示由股东签名的投诉材料)

       “那个时候,太苦了,但我们都很拼命。”坐在张金石身边的“南通特钢”老工人黄德中站起身来插话道:“早晨,天不亮我们就起来干活,一直干到晚上10点多。”

        “我家距离钢厂几百米远,父亲每天天未亮就离家上班,到夜半才回来,我很难见到父亲,他忙公忘亲。”陈卫琴说。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兴人深受鼓舞,争相办起了小作坊,也赚到了钱。

       “1980年前后,董仁亲主动离开地委的领导岗位,回到村里领着我们创业。”黄德中称。

       “小打小闹没多大出息,董仁亲就带领我们搞股份制公司。”张金石称:“1982年8月,中兴村的村民,把办小作坊挣来的钱入股,创建起了中国第一个民营股份制公司——飞宇有限公司(下称‘飞宇公司’)。进行铜产品加工,生产电熨斗等。”

       “公司创办初期,只有50多人,陈德顺是法定代表人。公司发展很快,村民赚了大钱,但大家仍省吃俭用,不置车、不置房,不取股息红利,全部购买了公司的股票,希望以此获得更大的利润;新进厂的职工,也用一半工资购买了公司股票。用村民的话说,就是‘学华西,不吃蛋,孵小鸡。蛋变鸡,鸡下蛋,蛋多捉蛋要用箩筐装’。”曾任“南通特钢”法定代表人的朱永昌说:“1987年,中兴村村委会也把工厂用地和房屋等折价88万元,入股‘飞宇公司’。而飞宇公司的发展是令人吃惊的,投资100万,年盈利200万。更让我们骄傲的是,在1990年以后,我们生产的不锈钢管,不仅填补了国内空白,而且出口创汇。终于,我们这样的民企公司,与国营的宝钢、鞍钢并排站到了一起,被誉为中国不锈钢管龙头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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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朱永昌向记者反映工厂被“侵占”的情况)
 
       查阅史料,记者得知,当年海门县(后撤县建市)县委书记陈惠仁曾刊发署名文章——《中兴村股份制的实践及给我们的启示》,称道中兴村的股份制探索。南通市委政策研究室曾针对中兴村村民新型股份制投资经营模式,面向全国进行了推荐介绍。全国多家主流媒体对此进行了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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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海门县委书记陈惠仁刊发署名文章称道中兴村的股份制)
 
        “1990年,‘南通特钢’创建,这也是中兴村村民投资的股份有限公司。董仁亲控股,他投入了50万元,我和陈德顺、张金石等也投了钱。”朱永昌称。

       “1992年5月,‘飞宇公司’更名为海门县东方特钢责任有限公司(下称‘东方特钢’),与此同时,‘南通特钢’扩建,征占了村里的450亩地,土地折价367.62万元,村委会继续入股。1999年量化到村民,每人分到6万元股票;村民在年底参加分红。”朱永昌告诉记者。
  
       “2003年1月,我们又创办了村民股份制公司——亚洲钢管有限公司(下称‘亚洲钢管’)。”朱永昌说:“到这个时候,在中兴村的大地上,我们就有了3个民营股份制公司,即‘东方特钢’、‘南通特钢’、‘亚洲钢管’。我们依照《公司法》制订章程,由董事会(股东会)管理下属的3个公司。”

        “2004年之前,3家公司的效益怎么样?固定资产是多少?”记者问。

        “公司年利润超过8000万元,固定资产10多亿元。”朱永昌答。

       “能有那么多固定资产?”记者问。

       朱永昌为记者算了一笔账:“我们有10万平米的厂房,按每平米1000元计算,是1亿元;我们有30万吨的不锈钢高速自动热连轧线,价值2亿元;有炼钢精炼车间、有450大型精轧机(俄罗斯进口,当时世界上共3台)等,我们的设备最少价值3亿以上;我们有3亿元原辅材料,在海门港我们有500亩土地,价值2500万元。”朱永昌说:“还有很多呢,就不细说了,总之保守估算也至少十个亿。”

        朱永昌的说法,得到了黄德中、张金石、沈仁安(曾任“南通特钢”车间主任)、张云珍(“亚洲钢管”工人,因拒绝交出自己的股票,被厂方开除 )等人的认可,也得到了董仁亲的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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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朱永昌用一辈子血汗换来的股票,如今变成仅有“纪念”意义的一张纸)

       “我们公司富得流油,名扬全国。几万元一根的钢管,库内堆满库外放,到处都是银光闪闪的不锈钢管。大家就编顺口溜‘浪山石头造,钢厂金银堆’。为了更大的发展,2003年底,我们着手准备公司上市了。我们找了山西那边有资质的会计师事务所开始进行审计了,但后来出了差头,上市的事情,就耽搁下来。再后来,公司就被抢走了。”受访的83岁高龄的董仁亲说到这儿,脸上的笑容消失了。

        镇政府索要一千七百万元管理费被拒,三公司被占
    
       2004年4月,三厂镇换了书记。
    
       “一天,时任企管站站长的施卫突然带人来收企管费,张口就要1700万!以往一年的企管费只有几千元,最多也不过万元,这次为什么要这么多?你镇政府凭什么对我们民营股份制企业收这么多钱?我们没有同意,从此各种麻烦接踵而来,最终我们失去了公司,失去了股票。”董仁亲说:“我是股东大会决策组长,他们要夺取公司,就要先放倒我。于是就有人诬陷我贪污。他们拿走公司财务账,大审计的结果让他们大失所望;他们又来一计,诬告我强奸女工。调查结果,又是子虚乌有。这样一来,他们将公司折腾了2个月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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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仁亲向记者介绍“东方特钢”等3个公司被“侵占”的情况)

        “5月前后,朱秀仁以‘改制’为由,要收回大家手里的股票,激起了大家的不满:公司是股份制,还改什么制?!村民在朱学明的带动下,找朱秀仁理论,没有结果。后来,朱学明又往上反映情况,上边派来了‘工作队’。”朱永昌告诉记者。

        “8月13日,‘工作队’突然来到了公司,通知朱秀仁和我去听会。他们宣布了一项重大决定:废除钢厂股东会(董事会),界定钢厂产权村有。我一下子就蒙了。我们是股份制公司,这样荒唐的决定怎么能出台?!”董仁亲说:“当时我仍在被监控中,也无力阻止他们强行收厂。就这样,钢厂很快被‘工作队’接管,原股东会班子被解散,我成了闲人。”

       “没几天,‘工作队’委任原副总陈卫平管理生产,让朱秀仁负责钢厂的管理。朱秀仁让人将1700万元巨款支转给了三厂镇政府。”董仁亲称:“5个月后,他们将3个公司‘拍卖’了!”
 
        村委会“卖掉”股份制公司
 
        “官员们自编自演了一出‘改制’闹剧。先由已升任三厂镇副镇长的施卫主持产权界定座谈会,将‘东方特钢’、‘南通特钢’和‘亚洲钢管’3个公司认定为村集体企业,并形成座谈会《纪要》,这样看起来好像合法;然后让盛岳兵(村支书、村主任)在兴虹村向三厂镇政府申请改制的材料上签字盖章,然后申请改制,然后由三厂镇政府发文件同意申请,最后就由兴虹村村委会把3个公司给卖了。”朱永昌说:“很多改制的材料,都是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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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三厂镇副镇长施卫主持的产权界定座谈会,就将“东方特钢”、“南通特钢”和“亚洲钢管”3个公司认定为村集体企业)

       查阅股东所说的“弄虚作假”的改制材料,记者在《关于南通市特种钢厂、海门市亚洲钢管有限公司、海门市东方特钢责任有限公司产权界定座谈会纪要》中,看到这样的表述:一致同意,将南通市特种钢厂、海门市亚洲钢管有限公司、海门市东方特钢责任有限公司作为村办集体企业性质进行改制,产权界定为三厂镇兴虹村村民委员会所有。

       “他们有什么资格认定啊?我也找几个人说你家房子的产权归我了可以吗?”知情人士白亮(化名)手指《纪要》说:“‘东方特钢’、‘南通特钢’和‘亚洲钢管’3个公司的领导朱秀仁、仇云龙、陈卫平、季劲松等人参加了座谈会。可最后,这3家公司就落到了朱秀仁、仇云龙、陈卫平等人的手里!”

       “仇云龙和季劲松都是董仁亲的女婿,但座谈会开完之后,董仁亲骂了季劲松,季劲松退出了‘改制’。”白亮说着,递给了记者一份署名为“季劲松”的《声明》。

       该《声明》有这样的内容:“签过《纪要》后,岳父严厉责问我说,《纪要》出卖800股东,出卖了我,剿了我窝……”

       该《声明》还有这样的内容:《纪要》成了权官侵占钢厂的护身符,我中了权官设下的圈套。官企结盟,7亿资产,只卖2230万元,800股东30年奋斗,流血流汗付东流……《纪要》违反国家法律。

        该《声明》还称:《纪要》的日期造假:“签署的日期是12月14日,写成了8月9日。提前了4个月零5天……签订的《纪要》是非法的,我声明收回签字。”

       记者随后采访了季劲松。他当场表示:该《声明》是他作出的,态度不变。
    
       “在2005年1月25日的拍卖现场,10多名拿着长枪的警察站着,主持拍卖的人要求发言者必须举手,经同意才能说话。”张云珍称:“前两次拍卖,都因为我们这些股民的坚决反对,没有成功。可朱学明从一开始就举手,他一直举了40多分钟也没人让他说话。拍卖结束了,有人问他‘有什么事儿吗’。”
   
        “有固定资产10多亿元的3个厂,只以2230万元的低价被拍卖,最终落到了仇云龙、朱秀仁、陈卫平等人的手里。他们就是在座谈会上,认定3个钢厂属于村集体的人。”朱永昌说:“后来,他们把企业改名为中兴能源装备有限公司。”

       “‘东方特钢’、‘亚洲钢管’都是百分之百的民营股份制公司,你镇政府给改什么制?你村委会有什么资格出卖?尽管‘南通特钢’的企业登记是‘集体’,但那是因为在上个世纪80年代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股份制公司只能登记为‘集体’,这就是所谓的红帽子企业.。”张金石说:“我们用二三十年血汗换来的3个厂子,还是被人家假借‘改制’之名,夺走了,侵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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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特钢”、“亚洲钢管”等,均为百分之百的股份制公司,对其改制,让广大村股东不能接受)

        买家暴富,许多股民股票归零,靠政府救济度日
 
        “现在,第一大股东是仇云龙;第二大股东是陈卫平;第三大股东是朱秀仁(后来他把股票分给了3个子女)。”张云珍说:“买下3个公司的当年,他们就以6000万的价格,将一个车间转卖给了北京某公司。不仅收回了全部买厂投资,还赚了3000多万元。2013年底,他们将钢厂以19.2亿元的价格,整体出卖给广东某上市公司!”

        张云珍的说法,得到了朱永昌、黄德中、沈仁安、张金石等人的证实。

       “他们赚了这么多钱,还不满足,还要通过在《股权转让协议》上伪造我们签名的违法手段,将我们名下的股份,偷偷地转入到了他们的名下!”张金石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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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金石告诉记者,右侧这份股权转让协议上的“张金石”签名,是伪造的)

       说到岳父陈德顺的股份“被伪造签名盗走”的情况,叶海丰激动起来。

       “我岳父用他人生中最好的几十年时光,换来了几百万元股票,全被他们偷走抢走,那不仅仅是股票,是我岳父的生命!”叶海丰说:“老人原本应拥有一个富足幸福的晚年的。”
    
       “我岳父在2015年8月辞世,他享受低保没有几年。以前,什么保障都没有。他治病的钱,主要就是由我们提供。如果有钱进行系统科学的治疗,他还能多活几年。我岳母已经81岁,有严重的冠心病,她没有任何经济来源,靠我们赡养,为了减轻我们的负担,如今还在开荒种蔬菜卖钱。”说到这儿,叶海丰的泪水流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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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患严重冠心病的81岁的邢企英,没有任何经济来源,靠女儿女婿接济活命。为了减轻他们的负担,她不顾大家的阻拦,开镐头荒,种蔬菜卖钱)

       “在兴虹村,像我岳父、岳母这样的老人很多。”叶海丰说:“3公司被卖后,兴虹村就变成了全市有名的贫困村。从2006年开始,就开始接受政府救济了。”

       据记者了解,当年中兴村的渔轮出海打渔,有一艘被撞沉了,多人遇难;钢厂曾发生过严重的事故,牺牲了几人。死难者的家属分别得到了一定的抚恤,于是就有人用抚恤金购买了公司的股票,结果也是“血本无归”,至今过着贫穷的生活。
 
        十余年维权路漫漫
 
        自2005年1月钢厂被卖掉,800名股民的不满,就在震惊之后,爆发了:“我们是股份制公司,全部财产属于各股东,你镇政府的一个座谈会认定属于集体就属于集体了?你村委会有什么资格拍卖属于我们的财产?价值10多亿元的固定资产哪里去了?为什么2230万元就拍掉了?你镇政府凭什么强拿我们的1700万元?”

       “大家走上了上访路,上边几次派人来调查,但都没结果。”朱永昌说。

       “我是公司的总负责人,当年是我带领大家创业,很多人是因为相信我才把钱投到了公司里。11年前,已经70多岁的我,就踏上了艰难的维权之路。2005年3月,我从三亚飞上海,然后转乘大巴回钢厂。此前的2004年9月,我被迫背井离乡去了海南三亚。这是我第二次返乡。钢厂的门卫已换,不让我进厂。我只好到厂外的侄子家。有村民闻讯找上门来。有人破口大骂,‘工厂是你送给村里的,你还有脸回来!’我伤心又委屈地哭了,我告诉大家,钢厂是股东的,我哪里有权力送!这是我在大家面前第一次大哭,哭得屋子里的人都眼泪汪汪!”董仁亲说罢,交给记者几份材料。

       报案材料显示:董仁亲、朱永昌曾以3个股份制公司,以及股东资金被侵吞为由,请求海门市公安局立案侦查。该材料的落款日期是2015年9月27日。
    
       《民事起诉书》显示:董仁亲向海门市法院起诉女婿仇云龙为法定代表人的中兴能源装备有限公司,请求法院判令被告返还2289.18万元欠款,以及利息1510.86万元。该“起诉书”的落款日期为2015年12月2日。

       “我报案、起诉都没结果!”董仁亲说:“现在,我已经83岁高龄,且身患重病,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将那些侵吞股民财产的大老鼠绳之以法呢?!”

       “1996年8月,我岳父出资25万元,入股‘东方特钢’,占公司3.88%的股权。当时,朱秀仁任法定代表人。2014年10月,我岳父发现股份被朱秀仁转让给了仇云龙。协商不成,我的岳父起诉了朱秀仁、仇云龙及中兴能源装备有限公司。请求海门法院判朱秀仁与仇云龙在2005年2月2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判令被告承担赔偿责任,中兴能源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叶海丰说。

       “我岳父没能得到判决下来的那一天就辞世了,我的岳母邢企英、大姨姐陈卫菊、妻子陈卫琴继续起诉。”叶海丰告诉记者:“但海门法院,没有支持我们的诉请。”

       说罢,叶海丰将海门法院于2016年1月6日作出的《判决书》交给了记者。

       该《判决书》有这样的表述:本院认为,在企业改制中,东方特钢公司的产权性质经所在村、镇界定为村办集体企业,该公司股权经实际产权人兴虹村村委会委托南通新华产权交易所进行了公开拍卖,被告仇云龙竞买取得了全部股权,并支付了相应的对价,完成了对登记在陈德顺名下的股权处分,陈德顺作为监标人,参加了拍卖活动,对该事早已知晓。虽然2005年2月2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中“陈德顺”的签名与工商档案中其他签名有明显差异,不排除他人代签名的情形,但在此之前,公司股权已被处分,陈德顺已经不具有东方特钢公司股东身份,故无必要对股权转让协议效力作出判定。

       “‘东方特钢’是属于陈德顺等人的股份制公司,受《公司法》保护,他人有什么资格界定为村办集体企业?他人界定的结果怎么能合法有效?兴虹村村委会不是‘东方特钢’的产权人,有什么权利处分公司资产?村委会、乡镇企业管理服务站进行的所谓拍卖,难道不违法吗?仇云龙说他已经支付了东方特钢的拍卖款,证据是一组付款凭证的复印件,能做书证吗?海门法院在没有原件、没有其他证据加以佐证的情况下,直接认定了该组复印件的效力,符合法定程序吗?”叶海丰说。

       “海门法院驳回了我方的诉请,我们随后上诉到了南通市中院。目前,已经开过庭,还没有判决。”叶海丰说。
 
        朱秀仁:你去找单位,找政府
 
        就朱永昌、张金石、张云珍等人所反映的问题,记者在6月7日上午,在兴虹村村民的居住小区,找到了“改制”的核心人物——正在自家楼房左侧小菜园子里的朱秀仁,向他求证、核实。

       得知记者的身份和来意后,他立即以“我退休了,你去找单位”为由,婉拒采访。

       记者说明“只是想了解一下‘改制’的情况”后,朱秀仁告诉记者:“那是10年以前的事儿了。”
  
       记者立即告诉他,“人家反映,是您和仇云龙等人,利用‘改制’,把人家的厂子给侵占了。”
 
        朱秀仁说:“你去找单位,找政府。”
  
       记者追问:“对此,您不想说点什么?”
  
       他立即再次拒绝了记者。
 
        仇云龙未予回复

       告别朱秀仁,记者来到中兴能源装备有限公司,试图向仇云龙核实、求证。
  
       办公室的杨姓主任接待了记者。表明身份后,记者说明了来意:股东反映,仇云龙等,以“改制”为幌子,侵占了股东的3个厂子,请联系仇总,接受采访,对此作出解释、说明。
  
       杨主任告诉记者,仇云龙不在公司。
 
       记者告诉她,无论是否接受采访,请在上午下班前,告知记者。 记者留下联系电话后离开。 
 
       截至发稿,记者也没有收到来自中兴能源装备有限公司的任何音讯。 
 
        三厂街道办:拍卖合法
    
       7日下午,记者来到了由三厂镇更名的三厂街道办。
    
       负责外宣的同志把记者领到了李忠平副书记办公室,后者向记者提供了一份《说明》材料。
  
       《说明》中对当年的拍卖进行了这样的定义:整个拍卖过程公开、合法、有效。
  
       对于镇政府收取的那1700万元,该《说明》中有这样的说明:经查,三厂镇政府于2004年8月21日开具了3张收据,共计1750.36万元,后南特钢厂分多次把上述款项汇到了三厂镇政府财政。
 
        参与“改制”的村领导:钢厂不是集体企业,是股份制企业,很多“改制”材料造假
 
          “4月13日,我岳母等人,上诉朱秀仁、仇云龙及中兴能源装备有限公司的股权纠纷案在南通市中院开庭时,时任村支书、村主任的盛岳兵、时任村副支书的沈萍、时任村会计的黄卫忠等,当庭说明特钢厂不是村集体企业,是股份制企业。”说着,叶海丰将《听证笔录》复印件交给了记者。
  
       叶海丰的说法,得到了该“笔录”的证实。

       该“笔录”还有这样的内容:盛岳兵说,如果是集体企业,为什么我作为法定代表人,不知情?

       “盛岳兵、黄卫忠还为我们出具了书证。”叶海丰说着就将落款分别为“盛岳兵”、“黄卫忠”的两份材料交给了记者。
  
       记者看到,这两份材料主要说明了一件事:特钢厂是股份制企业。
  
       “盛岳兵还揭露了他们在‘改制’材料中造假的问题!”叶海丰手指《听证笔录》说。
  
       记者看到,该“笔录”有这样的内容:“盛岳兵看过《关于南通市特种钢厂、海门市亚洲钢管有限公司、海门市东方特钢责任有限公司产权界定座谈会纪要》时,否认了《纪要》所记录的兴虹村村委会参加人员为:盛岳兵、沈萍、黄卫忠的内容。他说,会议我们肯定没有参加。”
  
       该“笔录”还有这样的内容:盛岳兵说,包括这三份材料(《公证书》、《承诺书》、《关于成立南通市特种钢厂、海门市东方特钢有限公司、海门市亚洲钢管有限公司产权(股权)竞拍领导小组的通知》)在内的好多材料,都是在改制完成后补齐的。
  
       记者随后向盛岳兵求证。
  
       盛岳兵告诉记者,三个公司都是股份制企业,“改制”材料都是后补的。之所以出庭作证,还出具了书证,是“实事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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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6年4月13日,邢企英、陈卫菊、陈卫琴等上诉朱秀仁、仇云龙等的股权转让纠纷案,在南通市中院开庭时,盛岳兵当庭说明,特钢厂不是村集体企业,是股份制企业)

       “你前期为什么参与‘改制’?”记者问。
  
       “我是基层干部,只能服从。”他回答。
  
       “改制中,我除了签字、盖章,没有参与其它什么。”他解释道。
 
        转眼,这起备受质疑的“改制”案,已经过去了11年。广大“失股”的村民,无时无刻不在期盼彻查此案的那一天能够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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