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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剑英受贿案事关“定价腐败”

郭剑英受贿案事关“定价腐败”
 

  在落马高官密集受审的2016年6月,郭剑英一案也有了下文。

  作为国家发改委窝案落马成员之一,郭剑英于2016年5月被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提起公诉,与之相关的药品定价腐败问题于6月下旬被媒体披露。

  在2014年9月落马时,郭剑英的职位是副巡视员。虽然这个级别相当于副局级的官职并不算高,但是,由于他手中曾握有特殊权力并因此以权谋私而落网。郭剑英的受关注度一点儿也不逊于那些落马的省部级高官。

  据公开资料显示,1964年出生的郭剑英于1999年担任国家计委价格司药品医疗价格处原副处长;2003年,转任国家发改委价格司医药价格处副处长并于之后升任处长;2012年,升任国家发改委价格司副巡视员。

  国家机关的处长手中往往握有某项重要政策或重大决策的重权,郭剑英正是如此。在1999年至2014年落马前担任上述职务的15年间,他负责并主管医药价格政策的研究、建议和决策。

  因事关民生,药品定价重大且敏感。来自《中国经营报》的相关报道显示,我国的绝大多数药品通过市场进行定价,而两类重要药品的定价审批权由国家发改委价格司医药处行使——第一类是医保目录药品的价格审批,第二类是麻醉品、毒品等特殊药品的价格审批。

  因为上述药品定价审批权,郭剑英被称为“药价判官”。

  与多数贪官一样,重权在握的郭剑英“靠山吃山”。《中国经营报》相关报道显示,他被指控的1064万元受贿所得主要基于药品定价权。在2001年至2013年之间,郭剑英涉嫌先后80多次收受58家医药企业数额不等的款项,他与这些企业交易的筹码是“药品定价方面的帮助”。

  这58家医药企业中,不乏云南白药、千金药业、正大青春宝和五粮液集团等知名企业。郭剑英为这些企业提供的“帮助”涉及单独定价、专利定价、不纳入国家定价范畴、减少降价幅度、上调价格、认定优质优价药品和不执行差别定价等多种方式。

  诸多“帮助”方式的核心内容,是通过提高药品价格或者让相关药品企业的价格凌驾于同类药品之上而获取巨额利润。由此而产生的药品价格上涨或者廉价药消失的后果均会由患者买单。

  郭剑英一案所暴露的“定价权力腐败”问题,再度引发了“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的话题。对诸如药品价格这类涉及面广、事关民生的事务的决策,既应该引入包括专家、医疗机构、患者等对象在内的听证程序,更应该引入公开征求意见等监督程序。

  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于国家而言能防止权力成为个别官员进行权钱交易的筹码,于官员个人而言等于在他们面前筑起一道防止其滑进犯罪深渊的堤坝。

  摘自《法律与生活》半月刊2016年7月上半月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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