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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自转让他人股权 是否构成刑事犯罪

        2015年4月初,《法制文萃报》记者在赴天津调查了天津市南开区人大代表杨某与法籍华人阮某之间的一场股权纠纷事件后,以《涉嫌五项罪名竟获缓刑判决》为题予以报道。一对亲密的“合伙人”最终反目为仇,看似普通的股权纠纷背后埋着怎样的利益冲突?这场涉及外籍华人的法律事件又隐含着什么样的问题呢?

  股权遭“转让”

  2009年,法籍华人阮某意外发现一份由他署名的《股权转让协议》:“出让方(阮某)同意将其在天津中欣世纪投资有限公司中占有的40%的股份转让给受让方。”

  这竟是一份冒自己名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

  说起天津中欣世纪投资有限公司,那是2006年的事情。中国经济发展速度举世瞩目,阮某携自己在国外打拼半生的血汗钱回到中国,寻求进一步发展,他投入全部身家,和浙江老乡杨某在天津合伙成立了中欣公司(原名“天津中欣不锈钢市场有限公司”,后变更登记为“天津中欣世纪投资有限公司”)。公司注册资本1000万元,其中阮某投资400万,杨某投资6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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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欣公司办公楼大厅

  由于阮某定居国外,公司的事情由杨某全权处理。公司创立后三年里,阮某从未获得过任何分红。他曾多次向杨某询问,杨某均回答称公司效益不好,阮某便没再深究。直至这份冒名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的出现,自己40%的股权被悄无声息地“转让”,受让方竟然是杨某的儿子杨某某。一记闷棍就这样砸在了阮某头上。

  没有人愿意吃哑巴亏,阮某找到杨某,提出归还自己股权的要求,但是被杨某拒绝了。多次沟通、协商无果后,阮某于2011年8月9日以“职务侵占”向天津市南开区公安机关报案。

  案卷材料显示,在接受公安机关询问时,杨某对冒名变更股权一事供认不讳。他承认阮某根本就不知道股权变更的事,《股权转让协议》上的名字是他替阮某签的,工商局变更登记的名字也是他替阮某签的。

  谁在“渔利”

  就在阮某一心想要回股权的时候,2012年3月26日,杨某以合同欺诈为由向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法院确认他和阮某签订的合伙合同无效。

  杨某在《起诉书》中是这样说的:“原告(杨某)发现被告(阮某)在设立公司之时,隐瞒了重大事实真相,以欺诈的手段骗取原告的信任,致使原告作出错误的与被告共同投资设立中欣公司的意思表示。”

  而2012年7月23日,天津市公安局南开分局以杨某涉嫌职务侵占的罪名对其刑事拘留。2012年8月1日,杨某还被关押在拘留所里,南开区人民法院便“闪电结案”——判决撤销2006年3月15日阮某和杨某所签订的《合伙合同》。

  杨某所称“隐瞒的重大事实真相”究竟是什么呢?杨某在《起诉书》中并未明确指出,而从两级法院的判决书中可知,所谓的“欺诈”指的是阮某向杨某隐瞒了其拥有法国国籍的事情。可是记者多方调查后发现,公司上下很多人都知道阮某的“法国佬”身份,“最亲密”的合伙人杨某却表示自己是被“蒙在鼓里”的,很显然法院单方面采信了杨某的说法。

  2012年8月1日,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法院作出的民事判决的具体内容是:“撤销2006年3月15日《合伙合同》;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杨某给付阮某入股出资400万元。”

  2012年10月21日,南开区检察院向南开区人民法院起诉指控被告人杨某犯虚报注册资本罪、骗取贷款罪,并未涉及职务侵占问题。而后,南开区法院作出了南刑初字第486号《刑事判决书》:“本院认为,杨某犯虚报注册资本罪、骗取贷款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并处罚金280000元。”

  既然当初自己的股权是被冒名转让的,于是在杨某被释放后,阮某也没有放弃“要回股权”念头,他先后向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和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提出起诉书和上诉状,请求“1、确认2009年10月28日原告与杨某某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2、判决被告杨某某返还原告所有的中欣公司40%的股权并配合原告办理股权转还手续;3、判决杨某对上述股权返还承担连带责任”。

  然而,2014年12月22日,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一审判决下来了,判决书虽认定“被告杨某以原告阮某名义于2009年10月28日与被告杨某某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但“驳回原告阮某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为,生效判决(即2012年8月1日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法院作出的“闪电判决”)已经撤销了设立中欣公司的合伙合同,阮某依据生效判决已经领取了400万元出资。虽然《股权转让协议》上的签字非阮某所签,但依据上述生效判决及阮某已领取400万元的事实,阮某的股东资格及股份的原始基础已不复存在。

  400万元出资的领取明明是判决的结果,怎么反而成了认定阮某股东资格丧失的原因了呢?

  不服一审判决结果,阮某向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2015年5月20日,终审判决下来了:“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核心理由与一审判决相同:“另案生效判决(即2012年8月1日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法院作出的“闪电”判决)认定阮某的行为构成欺诈,并判决撤销设立中欣公司的《合伙合同》,阮某持有的中欣公司股权由杨某接收,杨某给付阮某入股出资400万元。”

  就这样,阮某当初400万元的投资不仅落得一场空,而且被“踢”出公司;杨某父子则除了并未承担因私自转让股权的责任外,还“名正言顺”地将公司收归囊中。

  2015年7月14日,阮某收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民事申请再审案件受理通知书》,对于天津中欣世纪投资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因阮某不服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2015年5月20日的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现立案审查。

  私转股权“定性”难

  与此同时,笼罩在阮某心中的疑团是:虽然与杨某发生如此多纠葛,但归根到底是缘于自己40%的股权在未经本人允许的情况下被杨某私自转让他人,这种行为难道没有人管吗?行为人不用负刑事责任吗?

  本报记者拿到的一份材料中显示,2013年天津市公安局南开分局指控杨某涉嫌虚报注册资本罪、职务侵占罪、骗取贷款罪、挪用资金罪和隐匿会计凭证罪,其中职务侵占罪所涉5起事件里就包括阮某股权被私自转让一事:“犯罪嫌疑人杨某为达到占有该公司的目的,伙同公司经理杨某某(杨某之子)二人利用自己的职务便利,合谋于2009年10月28日在股东阮某不知情的情况下,采取模仿阮某签名,伪造股权转让协议书及股东会决议的方式,将阮某名下40%股份在其根本不知情的情况下转至杨某某(杨某之子)名下,被杨某、杨某某占为己有。”

  阮某向本报记者陈述,他找公安机关了解案件进展,南开公安分局说检察院不接收材料,而检察院又说是公安局没有把材料报过来,就这样检察院和公安局互相推诿,让阮某无法理解案件背后出了什么问题。本月上旬,本报记者再赴天津市南开分局采访,该局宣传科负责人表示,此案已经侦办结束,所有材料均已提交检察院,并且当时负责侦办案件的工作人员在公安系统人员调整过程中已经都调走了。

  法籍华人阮某对自己在天津的遭遇很不解。他说,看到过很多关于建设美丽天津的报道,也相信天津终将会进入现代化都市的行列。但是一个城市的魅力,不仅仅看它的外在表现和历史价值,还应该看其是否具备与现代化都市相适应的法治环境、人文环境和社会治理水平。他表示将继续为自己能够讨还公道而奔走。

  深度调查组记者 何睿

 

(责任编辑:季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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