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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雾霾需要实干

        《法律与生活》获悉,据环境保护部日前通报,11月2日起,我国东北、华北地区出现了大范围重污染过程,最大影响国土面积超过百万平方公里,全国多个城市被笼罩在雾霾之下。雾霾天气等大气环境污染持续影响人们身体健康,扰乱社会经济发展秩序,依法解决大气污染问题成为当前横亘在社会面前的重大课题。
 
  对于如何治理大气环境污染,国家对此不遗余力,所出台的各种法律法规不可谓不严格。针对大气污染问题,国家依法制定了《大气污染防治法》,为应对日益严峻的大气污染,该法前后经过4次严格修订,最新的《大气污染防治法》已于2016年1月1日起施行。
 
  总体而言,该法制度设计上趋于越来越严。与之前我国在环境保护问题上一贯侧重于行政监管一样,该法再次强化了地方政府的责任,强调要加强对地方政府的监督。为了破除长期以来,地方政府单纯以经济发展作为唯一政绩考核指标,新法要求各级环保部门会同相关部门对各地方大气污染防治重点任务完成情况进行考核,对超总量和未完成达标任务的地区实行区域限批,并约谈地方政府的主要负责人。与2015年元旦起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相适应,国家规定对于大气环境污染排放实施排污许可证制度。
 
  然而,徒法不足以自行。单靠先进的立法技术以及严格的法律条文并不当然解决大气污染问题。解决大气污染问题,关键还在法律能得到有效执行。也就是敢于落实大气污染责任追究机制。
 
  一直以来,环境污染问题得不到解决,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症结在于违法成本过低。当前很多地方的环保困局依然是“企业守法反而吃亏”、“违法排污竟然可以获得利润”。地方政府为了追求经济发展,依然没有转变过去的发展理念,存在为排污企业开“后门”,对违法排污企业处置“不痛不痒”,为排污企业设置处罚上限等问题。一些地方政府在处置环境污染问题上不作为,使得完善的法律法规形同虚设,完整的法律责任追究机制陷于停摆。
 
  其实对于如何处置大气污染,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公众批评环境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设有处罚上限,不能有效对排污者达到威慑。但是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以及《大气污染防治法》都相继取消了处罚上限,并规定了“按日计罚”制度。例如《大气污染防治法》取消了旧法中对造成大气污染事故罚款50万元上限额度的规定,变为按倍数计罚,并要求对污染企业实行按日计罚。处罚上不封顶,这项经济上的惩罚措施不可谓不严,但是实践中,到目前为止,按日计罚制度建立一年多以来,我们并没有听到有多少企业因为在大气污染问题上享受过这个“待遇”。
 
  除了经济上处罚没有天花板的规定,对于大气污染责任,国家规定的各种处罚种类亦名目繁多。纵观整部《大气污染防治法》,单纯的法律责任条文就高达30余条。内容严格细致,充满操作性,不可谓不周到。比如针对机动车驾驶人驾驶排放检验不合格的机动车上路行驶,未按规定燃放烟花爆竹,建筑施工企业不采取降尘措施,燃煤燃油企业不采取脱硫措施等都有相应的惩处机制。对于很多学者批评要从追究刑事责任的角度加大威慑,新修订后的《大气污染防治法》也有相关条文规定。为了达成有效操作的效果,甚至早在2013年,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就已经针对环境污染,当然包括大气污染,专门明确了刑事责任追究机制。两高在司法解释中对污染环境罪在司法实践中应当如何依法适用予以了明确。该司法解释明确了污染环境罪“严重污染环境”“后果特别严重”以及“酌定从重处罚”等情形,这对于有效理清该罪“罪责刑相适应”提供了司法戒尺。但令人遗憾的是,虽然雾霾天气愈来愈多,但是企业因为排污,受到刑事追究的案例还是没有集中爆发。在一些经济不发达地区,这方面的案例更是少之又少。没有企业因为创造了雾霾天气而担责,也没有相关部门主动找上门,单靠媒体曝光,公众呼吁,治理大气环境污染问题如同隔靴搔痒。而这也成了当前环境问题愈来愈严重,但却仍不见好转的重要原因。
 
  也就是说,现今我国的法律体系与法律条文不可谓不先进,我们的立法技术也很先进,西方的一些环保理念与经验也已经被传播到我国。但是徒有先进的法律依据与“他山之石”,没有有效的执行推动,环境问题永远在那儿。因此一味指责我们的法律不严,追究机制不严格,这就是本末倒置。正确的做法是,我们应该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如何执行现有的这些法律法规,而不是重复修改现有的法律法规。法律只有得到有效执行,其适应性才能得到体现。治理雾霾问题,我们已经有了矛和盾,但关键在于我们是否真正运用这些武器去打赢这场环保之战。目前来看,治霾我们依然任重而道远,但为了人民的利益,我们应该不忘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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